申城何处可容身？

1.             报考则必须辞职与辞职则不能报考

流浪期间我从档案与户口挂靠单位开具的一份后来并没有使用的报考介绍信尤其令我不解得是，当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够参加中央音乐学院的考试之后，我想到了还有继续考取大学中文系博士生这么一条出路，如果能够顺利地考取文学类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那也算是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当然，同时也会有一间学生宿舍供我容身。然而，就在那一年，当我走进了上海的一所我非常熟悉的大学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时候，里面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辞职人员不可以报考他们的博士，他甚至于还拿出来了有关文件给我瞧。

但事后我一直都很纳闷，怎么会不允许辞职人员报考呢？为什么会制定这样的政策呢？这难道不是意味着辞职是一种罪过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处罚吗？对于这个问题，某些决策者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高瞻远瞩的考量呢？对于这一切我无从知晓，我只知道摆在我面前的事实就是：要想深造你就必须辞职，所以我就辞职了，否则连报名都报不上；但辞职人员又不准深造，辞职之人报考博士是不被允许的。报考则必须辞职与辞职则不能报考，虽然这里面明显有些矛盾，但这就是现实！

那位没有允许我报考博士的大学我就不多说了，我对那位工作人员其实也有些熟悉，虽然不是深交，但我能够感觉得到，他是一个办事比较严谨的人，工作很认真，不像是那种很不负责任的坏人。

在我刚刚辞职不久的那一段时间里，我记得我当时对华东师范大学的老师们的怀疑达到了高峰，怀疑我的不幸的辞职和无法报考学校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人暗中操纵的结果。我记得我当时联系报考事宜，我都不敢直接地把自己的姓名报出来，因为，中国的中文专业的老师虽然比声乐专业的老师要多得多，但是，博士导师却并不多，如果确实是有人暗中操纵那就比较容易。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与某位博士生导师联络的时候使用的是化名“金戈戈”，可能是在报考之前的书信联络之中这样自称的。但是，我也知道，自己的额真是情况实际上是很难隐瞒得住的，而且，有可能越是这样越是让自己想要报考的导师们起疑心。我记得有一位扬州某高校的博士生导师曾经要我把我的硕士论文邮寄过去给他看，我于是就把我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论文的原文（至少是原文的复印件）邮寄给了他，结果他把论文退回，而且把该文说得一钱不值。而到目前为止，我的影响比较大的论文仍然是这篇硕士论文。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么一些隐情呢？

由于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极其可能有人暗中在破坏我的深造计划，我的复习准备也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我的考博复习有些像已经熄了火的火车头，只能依靠自身的重力在轨道上自动滑行。尽管后来我也在其他学校报名成功过，但由于严重地丧失了信心，也由于住所的变化不定，我实在是无法集中精力复习，所以，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

2.             在母校的地下室里

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我的第一个暂住地点是在吴淞码头附近，小区的名字好像叫做海滨新村，那是一位远亲给我介绍的一处低价出租房，每月一百元房租，我在那里学习应考中央音乐学院。前面已经说过，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梦想破灭之后，我失魂落魄地去了一趟北京，但在京城不仅没有找回我的魂魄，还损失了宝贵的车旅费。随后不久我又应友人之约去了一趟沈阳，胆酸在那里撑起发展，但我很快就发现我在沈阳同样是没辙，所以没过几天返回了上海，沈阳之旅下面还要说到。

失望地从沈阳返回之后，我必须重新寻找住处，因为原先在吴淞码头附近的出租房我已经在去沈阳之前退掉了。为了省钱，也是为了更加方便地寻找饭碗，我住进了我比较熟悉的华东师范大学的第三招待所。

华东师范大学第三招待所是一个地下室招待所，一般地，来华东师范大学考试的穷学生都喜欢住在这里。我1994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研究生考试复试的时候也是住在这里的。我记得当时的住宿费是一天5元，但是，我印象中当我从沈阳折回住进这家招待所的时候，住宿费好像已经提升到了每天每人15元了。不过，即使是这样，住在那里也是值得的，因为，如果要在上海市区租房子，很差的民房也会要到三五百一个月。何况，上海的高价出租房很容易寻找，而越是那种便宜的低价房子越是难以寻觅。托中介则要交中介费，房东还可能坚持一次收取半年到一年的租金，在这段预收了租金的时间之内，你即使是不住了，钱也不会还给你的。居住在低价的旅馆里的好处就是在于，住宿费你可以住一天交一天，更何况在旅馆里还提供开水。所以，住进那家招待所里，即使按照15元一天计算，一个月450元，这也比在外面租房子划算。

想想看，假如你已经深信有某种有一定权势的人在你的背后设计破坏你的进修深造，而你又是一个没有什么社会“根基”的人，那么，你还能够充满信心地去准备考试吗？何况，报考研究生的过程和报考本科生的程序不一样，本科生的报考受个人性的影响似乎并不大，而研究生就不一样了。请原谅我在这里说实话，但我相信，经历过考研的朋友们心里一定都非常明白我这里所说的话的意思。所以，邪恶势力如果想通过某种私人关系来折腾我的话，其渠道应当是很畅通的。尤其是对于文科考生来说，考试成绩优劣的评定往往有很大的主观性。其实，我根本就无需说这么多，我不是连报名都没有报上吗？

住进了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地下室招待所之后的那些日子里，由于报考学校没有希望，我几乎到处打求职电话投求职简历，但基本没有什么结果。在华东师范大学后门的马路对面有一所小学，我记得在这所小学里我教过一短时间的课，是我自己找过去的。这所小学的名字好像是叫做上海梅岭小学，校长好像姓王，教务主任姓缪。小学教师实际上很辛苦，因为要坐班，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没有强调要我坐班，因为我只是个临时性的授课的教师。因为还是渴望着能够进行一些研究性的工作，所以，我也不是很希望在这里长久地做下去的。或许这么说吧，当时我还觉得有希望找到更加适合自己要求的工作，所以，我做了大约一两个月就不做了。这样的任教主要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基本生活问题，即使是住进地下室招待所，每天的消费也是我难以承受的。

我当时就是这样，对进修深造越来越失去了信心。我也曾经到处寻找工作，但没有找到正式的工作。从上海水产大学出来之后，我就是这样在报考和求职的不断尝试和失望之中度过了三年多的时光，说白了，这不是流浪还能是什么呢？

3.             求职上海中学生报社

我是在一次电话求职中，偶然地与《上海中学生报》报社联络上的。他们约我进行了面谈，面谈之后要试用我一段时间，看来，他们还是想要人的。在试用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们也都是很认真的，每次开会都要求我参加，期间，我还随同他们一起去浙江游玩了一趟。

《上海中学生报》的主编梁妙珍亲自跟我聊过，她告诉我说，如果把我招聘过去的话，我不可以进事业编制，而是要进企业编制，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我同意。他们当时的副主编叫做陈刚，这位副主编的名字我应当能够记得牢，因为他和那位谱写著名的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曲家同名，而且我还听说，这两位陈刚之间的关系还很好。我给两位主编看过我写的几首小诗，我记得梁妙珍主编还为其中的一首小诗产生了一些疑问，那是我发表在上海水产大学学报上的《致月亮女神》，学报编辑在署名的时候把我的名字弄错了一小点点，把“钱久元”三个字写成了“钱久远”，所以，梁主编似乎有些担心那首小诗的著作者是不是我的问题。我记得陈刚副主编不久还这样鼓励过我：“从我们的《上海中学生报》社腾飞吧！”

但是，当4个月的试用期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变化。这件事情还很可能与一位叫做汝?（音）的女士有关。那时，上海中学生报社参加了上海市的一次大型歌咏活动，他们抽出了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员，再加上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机关的一些人员，然后由两批人组织成了一个合唱队，这便算是上海教育机关的代表队了吧？显然，上海中学生报社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下属机关，否则也不大可能把这样的两批人员合并在一起组成合唱队。我们的排练场地是在位于上海市愚园路上的上海第一师范学校，汝?老师便是这所学校的一位舞蹈教师，同时，她也是我们的合唱队的成员。我就是在这次歌咏活动之中认识了这位老师的。

刚刚认识，这位女教师就对我表现出非常非常的热情，我当时已经是三十二三岁的光棍汉子了，遇见了这么个热心的女人，心里当然很高兴的啦！但是，当我准备进一步接近她的时候，她却告诉我说她已经结过婚了。我不怎么相信，既然结过婚了，那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客气呢？！所以，我一边暗自观察，一边继续保持着与她的交往。她仍然是那么地热情，一般情况之下，她都是主动地跟我说话聊天的。我想，当时的情况应当是这样，不知道这位女士已经结婚的人很可能会以为我们之间有着那么些意思，而知道了她已经结过婚的人一定会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

很快，大约就在此次歌咏活动刚刚结束，中学生报社领导的表情之中有一种我犯了什么错误的感觉，而且很快他们就通知我，说上海的教育行业正在大量地裁减人员，估计要裁减40%左右，所以，我的此次求职失败了。这也就是说，上海中学生报社要与我“拜拜”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个叫做汝?的女士对我的态度也忽然起了变化了，不仅不主动找我搭讪，甚至于都不怎么搭理我了。我这个时候才比较确信，估计她确实是已经结过婚的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有些奇怪，有一次，该社领导叫我给《中文自修》杂志写一篇介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稿子，《中文自修》杂志是一份挂名华东师范大学而实际上《上海中学生报》负责的刊物或者可以说是《上海中学生报》的附属刊物。其实，我不仅对于小说了解不多，对于这位村上春树先生则更是既不怎么了解，也不很感兴趣。对了，当初安排我这个任务的编辑也就是这么问过我：“你对村上春树感兴趣吗？”我其实当时还没有听说过这么个日本作家呢，但是，为了工作，我还是满口答应下来要写一篇评论他的文章。我为此花了大约150元左右的钱购买了这位日本作家的五六部小说，认真地研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村上春树原来写东西很大胆，甚至于还有人说他在性描写上很露骨。我当时就认为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有不太适合介绍给中学生的内容，对此我在论文中进行了删除或者说是回避，报社的领导也首肯了了我的做法。而且，我写的那篇标题为《拨动时代的心弦――村上春树小说的艺术魅力》的文章也在他们的《中文自修》上发表了，但我总是觉得他们让我写村上春树这个作家很是有些什么来头。干嘛要我评论这么一个作家呢？似乎不是偶然的啊！我还曾经听到陈刚副主编跟谁说话时用到“就算没有强奸幼女了”之类的词句，其神情也很古怪。这就更加加重了我的怀疑和困惑。也许是有某种类型的“人民”担心我顺利地找到了工作，所以又写了什么“人民来信”来告发我，告发我简直就是中国亘古未有的大坏蛋？！当然，他或者她也只能告发某种可能性，否则也用不着试来探去的了。其实，个人感情方面的事情很复杂，不是找个美女间谍就可以试探得了的；给一个作家及其作品作评论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牵涉到学术观点方面的问题，就算是喜欢他的作品也不见得就欣赏他的为人，何况我也没有听说村上春树本人在生活中有多么大的恶行。

《拨动时代的心弦――村上春树小说的艺术魅力》一文发表的时候已经是我离开这个单位之后了，他们当初答应我说，考虑到我的经济困难以及写论文的花费，他们是要给我双份的稿酬的，按照他们通常的标准那就应当在三百元左右，但我最终仅仅拿到一百元的稿费，这还不够我购买写那篇文章的资料所花的钱。他们应当知道我的经济是极端拮据的，为什么不仅拿不到双份甚至于连通常的标准都达不到呢？我在这里当然不是为了钱，即便是在经济极端困难的当时我也没有跟他们诉过苦，我只是觉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已经开始故意找办法给我制造不舒服了。我不相信克扣稿费的意见出自梁妙珍主编或者该报社的其他人。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我的试用期临近结束的时候，那位曾经鼓励我在他们单位“腾飞”的副主编说话之中已经是常带讽刺和挖苦，可惜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还记得，当时参加那个合唱队的人员之中就有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当时的一位很主要的领导，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很客气地说了两句话，实际上还不是我先谈话的，因为他的地位在上海教育界极高，而且以前我又不认识他，所以，即使我们都在一个合唱队，我也不大敢很随意地与他交谈的。实际上，是他的平易近人的微笑，一下子融通了气氛，那种微笑不像是一位地位极高的人的微笑，而更像是一位非常有修养的老教师对一个小学生的微笑，我想我和他就是在这种融通的气氛之中水到渠成地点头致意并且说了几句话。这种情形使得我比较相信，相信他是知道有一个叫做钱久元的人想进他们教育委员会的下属机构――上海中学生报社的。但是，很快，情形就变了，当我后来在一次开始排练的时候跟他打招呼的时候，他仿佛特意地在回避，那种融通的气氛荡然无存，就像寒冬里不可能再搜寻到春风那样。

这里面到底发生着什么？我记得，在那一段日子里，我怀疑的重点开始由华东师范大学转移到了上海水产大学。我当时开始感觉那个“小金库”的被揭发一定令上海水产大学的某些人极其地不快乐，他们在我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出来之后，在我努力重新寻找工作的时候，或许会跟我的应聘单位说上一些什么，诸如我的品质如何如何恶劣等等，以至于我正在应聘的单位必须找一个女间谍什么的来勾引我一下试试看。这种把戏对于某些“品质高尚”的人来说也许是很好玩很有趣的吧？因为，我想，普通老百姓应当是不大容易构思得出这样的奇招妙术来的。

我还想到，也幸亏她汝?不是西施、杨贵妃，否则的话，我还真的担心自己的道行不够高呢！也许，至少还得再修炼十年吧！你们想一想，她西施，她杨贵妃，她们能够把一个国家一个朝代都折腾得死去活来，我这么个连半个媳妇都还没有着落的毛头小子，哪里会是她们的对手？！

4.             体验农民工的心酸

应当就是在我居住在凯旋路的时候，由于这里距离华东师范大学也不算远，所以我也常常去华东师范大学，有时候也是为了去同学那里打几次求职电话，市内电话费虽然对别人来说不算贵，但我必须是能省就省。

那段时间里，我曾经通过一位熟人的介绍，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那里得到了一个写书的项目。该项目虽然是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合作的一个项目，但与我签订正式合同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讲，这应当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项目。这个出版项目是准备编写一部关于中国百家姓的丛书，丛书的主编是大名鼎鼎的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我分得的任务就是写“杨”姓。

我的住处是无法写作的，250元一个月的房子就象猪窝一样，根本就没有凳子，我只能坐在床上写东西。我记得，我的所谓的桌子就是房东的一台用坏了的缝纫机。我的餐桌就是我自己的一只破旧的衣物箱子。上厕所难，我在屋子里搞了个尿壶，所以，室内空气往往很不好，应当是上海最差的空气质量了。屋子的顶部的灰土还不时地往下面掉落。实际上，有一次我还发现房间的门似乎被人给卸下过，我也能看得出来，这样的屋子别人能够很容易地进来，但我没有办法，所以，只好假装一切都不知道。幸亏我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伙，看来穷人也有穷人的福气呵！

为了写好那本关于姓氏的书，我每天大清早上就匆匆地起床。因为一个很破旧的自行车丢失了，所以，我被迫从凯旋路步行约半个多钟头到上海图书馆，中午就吃我自带的两块烧饼或者两个馒头，喝我自带的白开水，一直到下午这个图书馆下班。大约每天要呆在上海图书馆7个多小时，主要是查资料和写作。

就是在那样环境下，经过了艰辛的努力，在大约耗费了七个月的劳动之后，我交出了书稿《杨姓的历史》。但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却说我的书稿达不到他们的出版要求，甚至于连修改成功的可能性都没有。我的每一步都是按照他们的要求做的，先写出提纲，他们同意了，再交出部分书稿，他们也同意了，但是，等我辛辛苦苦完成了全部的工作的当日，他们轻松的一句话就把我大半年的心血给否定了，说什么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我写杨姓历史，而我自己则真的成了杨白劳了！

我不断地跟他们的领导交涉，还找了他们的副社长，好像名字叫做陈保平，根本不管用，甚至于他们都不允许我在疲惫的时候坐在他们出版社门口的路边上，硬是把我撵到马路的另一边。在我一再地坚持之下，上海文艺出版社那个姓氏丛书出版项目负责人夏青根给了我一个书面的答复，答复如下。

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确实是签定了合同的，可是，打官司是要钱的，我当时经济极端苦难，甚至于已经感觉到营养不良了，万一打输了，我的景况就会更加糟糕了。何况，他们跟我签定的合同本身就有问题，合同上没有写明出版物的册数。我刚刚拿到这个合同的时候对此就有疑问，要是册数被解释我“零”，那意味着什么？那不是意味着这份合同只是一张废纸吗？但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一个名叫夏玮的编辑却说没有问题，她是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么一套图书的合作者。好象在当时，参与写另一个姓氏的一位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也对合同有些困惑，这个夏玮呢，她也跟他解释说没有问题，而且我就在旁边。现在想来，她的这种解释好象是故意做给我看的，既然没有问题，为什么不写清楚呢？！

当时，我就象许多农民工在求职时不敢跟老板多说话一样，为了把握住这个写书的机会我也就不敢多说了。所以，当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乎预料地认定我的书稿不合乎他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估计我即使是跟他们打官司也是不可能打赢的。即便是打赢了，那我也该不是累得半死也得饿得半死了啊！

5.             熊市里的穷炒家

你也许会感到奇怪和好笑，像我这样生活如此狼狈不堪的一个人怎么会成了股市上的炒家？

我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杨白劳”之后，一时之间有些万念俱灰的感觉，要知道投简历打电话求职也是需要钱的，这种复印简历和打电话的钱对于别人来说可能算不了什么，可是，对于口袋里只有两三千块钱的我来说，这却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投资，我这个时候才觉得金钱是多么地重要，我渴望赚钱。

记得居住在凯旋路附近的出租房里的那一年的冬天，我大约一个月左右才舍得去附近的中国纺织大学（现在叫做东华大学）的学生浴池洗上一次澡，每次洗澡的时候内衣都已经是黑乎乎的了。好几次都想干脆把那些脏兮兮的内衣扔掉算了，因为它们就跟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差不了多少。可是，扔掉了以后穿什么呢？我最终还是没有敢扔。每天的饭菜基本上就是白饭，能够有一丝咸菜下饭就算是不错的了。

就在凯旋路与延安路的交界处有一家“海通证券”股票交易所，我求职茫无音信，生活当然也就百无聊赖，所以，那段时间我就成为了“海通证券”交易所里的常客。也许为的是在这里可以寻找到一种“上班”的感觉吧！

在外人看起来，我仿佛很悠闲，因为每天早上七八点钟起床，九点之前赶到股票交易所。房东可能还因此觉得我的口袋里尚有些货，其实，我真的就只有两三千块左右的现金在手上了，记得刚刚辞职出来的时候手上大约有七千元左右，常言道“坐吃山空”，再怎么省也是要把钱花光的，因为我只有支出，却基本上没有收入。

我每天盼望着股市一下子猛涨起来，梦想着自己的钱一下子翻出一倍，两倍，甚至于三倍，四倍，五倍，可惜，那一段时间恰恰是股市的低谷，总是涨得少跌得多。所幸我赔得不多，因为我就那么一点钱，主要是倒赔了一些手续费而已。

6.             在上海虹桥机场学校

我是在长宁区教育局里偶然遇见了上海虹桥机场学校的校长的，她的姓名叫做王向红。我想在长宁区教育系统找个工作，恰好遇见了这位校长去那里办事，好像那次她是和她们学校的书记一起去的，但书记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我后来想，也许那一次他们就是到区教育局要人的，结果被我撞上了，于是，他们要我去试用一段时间看看瞧。

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后来好像更名为上海市延安中学虹桥机场分校）是一所带有初中部的小学，应当是虹桥国际机场的职工子弟学校。在这个时候，我已经不再像刚刚辞职之后在华东师范大学附近的那所小学临时任教的时候那个样子了，因为我越来越觉得我的这么些遭遇不像是偶然的，如果单独某一次的遭遇还不会令我产生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无数次的类似的遭遇合在一起，如果我还是觉得很正常的话，那恐怕就是我自己的不正常了。

所以，尽管我也并不希望一辈子在这所机场学校干下去，但是，我还是有着与他们签订正式合同的打算的，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可能解决生活问题。我当时由于生活上的极端困窘，也是迫不及待地想有份工作，所以，在试用期间，估计到他们很可能会正式聘用我，我还把“家”搬迁了过去。也的确很着急，因为凯旋路的那个住处听说很快就要拆迁建绿地了。

我记得当时我确实是越来越觉得从水产大学被挤出来是一种很不正常的事情，我越来越憎恶那所大学。我想，即使他们看我不顺眼，我人已经出来了，说白了是已经被他们驱逐出来了，难道还不肯罢手吗？毕竟我并没有存心要揭发他们的“小金库”等问题啊，毕竟我们在一起共事过啊！我越来越相信，相信他们在我辞职之后的考学和求职过程中给我制造麻烦。我相信我所前往应聘的那些单位一定会去上海水产大学了解我的情况的，除非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我。所以，在虹桥机场学校试用的某一天晚上，我在激愤之中用他们的电脑打了一份信件控诉信，并把那封信邮寄给了《光明日报》社，主要就是表达我对上海水产大学处理我的在职进修申请问题上的困惑。

我的2000年国庆节是在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度过的，在这个国庆节里，这所学校借用某个很像是正式的歌舞厅的地方举办了一次庆贺活动，我不仅参加了，好像还愉快地表演了一个节目。但是，庆祝刚刚结束，我正在等待着与他们签订正式的合同，他们的教务主任来找我了，据说他还是一个业务上很不错的教务主任，但他似乎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你可以走人了……

我请求他们缓和几天，因为我没有料到他们如此之迅速地跟我说“拜拜”。既然他们不需要我，我就必须重新找地方住。这一回我没有找中介，我比较幸运地在距离华东政法大学很近的地方（仅仅隔着一条苏州河）找到了一间180元一个月的低价住房，我立刻搬了了过去，因为我呆在虹桥机场学校已经毫无理由了，我在虹桥机场学校住宿的一个月多的费用也从我的试用工钱之中扣除了。

现在我觉得，或许是我的那封给《光明日报》社的信件使得这所学校决定不要我了，因为在这之前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准备与我签订合同，我甚至还听说王向红校长已经向长宁区教育委员会打了要人的报告了。如果估计不谬的话，他们可能是担心把自己牵涉到一场官司或者说是纠纷之中去。但这只是我的个人揣测而已，因为《光明日报》并没有跟我联系过。

7.              “潘金莲”家做房客

我1998年9月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出来后，为了打工和寻找低价的出租房，换了好多个住处，回顾一下我的“住迹”就可以知道我的颠簸流离了。我首先居住在吴淞码头附近的“海滨新村”，然后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地下室招待所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又辗转到上海郊区附近的“三林”地区，租的是上海《中学生报》报社一位编辑的房子，之后到凯旋路和延安路交界处住了一段时间，再后便是求职于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又居住了大约一个月。

我流浪期间最后的居住地是在苏州河河畔，是在位于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两校之间的某一条里弄里。不过，说它是里弄吧，它又不是非常狭小的那种，但如果说它就是街道呢，它似乎又窄小了一些。它与中山北路并行，但很少有机动车辆从这里走，所以，准确地说，这里基本上应当算是一处规模不大的半棚户区的街巷。

这条街巷是南北向的，大约也就三四百米长短，它的北端就是上海市南林师范学校，它的南端就连接着名字很好听但却流着黑水的苏州河。我在苏州河畔租的那个住处就是我从上海虹桥机场学校出来之后的落脚点，也即我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我自己幸运地找到的月租金180元的住房。其实，这间房子实在是不能够被称为房子的，它可以说是在房子外沿搭起来的一个很狭窄的棚户型的隔间，大约有三四米的长度，但宽度只有大约四十厘米左右，在其内部只能把一张门板什么的搭起来的床和一张破旧的桌子一字形地放置，进出房间都需要侧身而行。所以，准取地说，这里只能算是一个可供睡觉的地方。

房东夫妇俩当时大约都有六十岁左右，我对这对夫妇的印象还比较深。女房主的姓名我想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因为她和《水浒传》里武松大嫂的姓名一字不差！虽然都叫“潘金莲”，但我的这位女房主却是心肠比较好的一个。男房主应当姓徐，虽然个头不如他的老伴“潘金莲”高，但肯定比武大郎要高出一个档次，除了靠出租房子谋生，他好像还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临时工，也常常捡些废旧物品。我记得在年节之时，房东夫妇有时会送上一碗菜，并且告诉我是卫生的。虽然不是什么大礼，但是，它让我感到温暖，至少让我觉得，我不是住在我最不喜欢遇到的那种喜欢无事生非跟人闹别扭的房东的家里。

不过，一些事情仍然有些奇怪。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房东夫妇好像比较了解我，他们对我的帮助可能有些背景。我之所以纳闷，不仅在于觉得他们的帮助有背景，还在于我觉得他们好像特意地在阻止我做什么事情。当时，还有一位女孩租住他们家的房子，我们偶尔说了几句话，这本来就很平常，但是，我发觉房东夫妇看见我们说话的时候似乎很紧张。纳闷之中我还故意向房东夫妇询问女孩是哪里来的，他们好像支支吾吾地也没有说清楚。在租住同一家房东的住房的大约七八个月的时间里，虽然我只和那个女孩说过几句话，但我能够感觉得出来，那女孩不仅满漂亮，而且是个正派女孩。我还看见有个小伙子来找过他，但他们是夫妻还是朋友或者其他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从上海虹桥机场学校搬到苏州河边的那间棚户小屋的时候，身上的钞票大约不足两千元了。

8.             读书与卖书

一边学习备考，一边摆地摊子度日，这是别无办法的选择。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些放不下架子的。作为一个读书人，我觉得也许收购和销售旧图书比较“有面子”一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准备干旧书收购行当的。我跑到华东政法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宿舍，去收购临近毕业的大四学生的图书，但结果却令我失望得很，因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图书他们是不卖的，卖给我的都是些教材之类的图书。而且，这两所大学的学生似乎都比较精明，智商不低，我跟他们讲价钱的时候总是占不到什么便宜，有时甚至还要吃点亏。略微想压低一些价钱，人家就不卖了。而且，人家大学生和外面的街头小贩子不同，街头小贩子往往会在你走离了几步之后立刻换个面孔喊你回来继续谈判，可是，大学学子们很高雅，你不买也就不买了，他们一般不会在你假装放弃的时候在身后喊你回来，不大会同意你的讨价还价。买卖别人的旧书不好做，不过，我很快就发现，我自己的专业书籍倒是比较好卖的，所以，我开始出售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书籍，尤其是音乐书籍。

怎么说我也是安徽教育学院第一届音乐教育专业的毕业生，虽然只读了个音乐专科，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当时，这是合肥地区音乐教育方面的最高学历了。是的，我应当算是个音乐专业的“人才”了，而且是以声乐为主的，可是，我现在的书厨子里却很难找到歌谱。我曾经非常喜爱歌唱，所以歌谱当然是不少的。那么，我的这些宝书都哪里去了呢？告诉你，我当年在流浪期间把它们当饭了！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真实的事情啊。

我的藏书大约也就两类，一类是我中学时代就逐渐积攒起来的音乐类图书，尤其是1991至1993年期间在安徽教育学院学习音乐教育专业的时候使用的一些音乐教材，另一类主要就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时候购买的图书，主要是戏曲、中文类的图书。

卖旧书选择地点很重要，最好是在高校附近，大学生最喜欢买书，而且，我的书也比较合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的胃口，因为那里有音乐和戏剧、中文类的专业。这就有些类似于输血，血型对号才容易输血成功。华东师范大学是我的母校，血型当然对号。不过，我还是不想让我的老师和同学们看见我摆地摊子时候的情形。为了防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发现我几乎沦为乞丐的处境，我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溜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看来我的华东师范大学学友们还是比较识货的，我在这里很快地就把我的藏书卖得差不多了。

不过，我的书籍毕竟不算多，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就是个穷学生，不轻易买书，但是，不得不卖书的时候又卖不出价钱，一般来说，一本三四十元的书只能卖到5块钱。所以，辛苦积攒下来的大约百把本图书很快就以很低的价格换成了白花花的大米。

学者卖书无异于战士出卖战马，大唐英雄秦琼落魄之时就曾经出卖过自己坐骑。虽然我不敢与功高盖世的秦琼相比，但是，我在卖出自己多年积攒的藏书的时候确实是感到心疼的。也许有些书籍以后再要购买就得花费十倍的价钱，也许有些书籍今后花大价钱都难以购买到了。不过，千考虑万考虑，现实第一，未来第二，今天肚子吃不饱，还扯什么明天和将来？我说得对不对？！得知我的这段经历之后，有位研究“黑色幽默”文学的朋友居然还戳着我的伤疤开玩笑说：“多亏你不是女人啊！” 世上有饿死不卖书的学者吗？！

我记得我的音乐类图书的一部分卖给了南林师范学校的学生。南林师范是个中专学校，与我以前就读的合肥师范是一个层次的，所以，我知道师范生是要学习音乐的，于是我也在那所学校的门口摆起了旧书摊子。这个学校的门卫阿姨是个好心人，很支持我，她干脆让我把摊子摆到了大门内侧。我记得她和她的爱人买了我的一部戏剧欣赏词典。当然，我的音乐书籍，包括不少我所喜爱的曲谱都同样卖不出好价钱。例如，我的那一整套声乐教材一般都是四五块钱就出手了的。

读书这个“读”字乃是“言”字旁“卖”字边，看来有证据证明，我们的圣哲先贤们也就是一边读书一边吐沫四溅地向人兜售自己的书籍的。

9.             杂货地摊与杂货铺

 可能是由于性格方面的缘故，做任何事情，一旦做了起来，我就会让事情走向深入，甚至于迈向“专业化”方向。记得在家乡中学教书的时候曾经一度我喜欢打篮球，那一阵子我几乎每天都想打，一天不操练两下心里就觉得不自在。甚至于对于玩扑克我也是如此，由于工作和学习繁忙等原因，我很可能一连好几年都没有机会玩哪怕一次扑克，但是，一旦玩起来，我一天不玩心里都就像少了什么似的，非常地投入，很有钻研劲头。

现在，我已经算是逐渐放下了架子开始“经商”了。尽管这样的商业说起来会让人笑掉了大牙，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这只是一种每天的收入能够达到几块钱就算不错了的商业，但是，它的过程和原理应当和大商业活动差不多。既然这个闸门已经被我打开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打开了，那么，想关闭它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自己的书籍卖得差不多了之后，我在我的小商业活动之中作出了其他方面的许多尝试，例如，我尝试了油炸臭豆腐。这除了想挣钱糊口之外，还因为我自己本来就十分地喜欢吃臭豆腐，所以，我当时几乎是很自然地就想到了应当干这么一行。不过，我只记得我为此花了大约七八块钱买了个烧蜂窝煤的炉子，但我不记得我曾经卖出过哪怕是一块油炸臭豆腐。不能白买了一只炉子啊，所以，油炸臭豆腐不好卖，我立刻改卖油炸鸡心串。在距我的住地不远的地方就是一座跨越苏州河的立交桥，是刚刚建成不久的，我记得我曾经在那座大桥的底下，一边拉着不太精炼的手风琴曲子，一边卖油炸鸡心串，我还记得我仅仅只卖出过一串，还是由两块钱降价到一块钱卖出去的。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在我的身旁倒是聚集了好几个做类似小商业的“同行”，其中就有一位居住在附近的残疾人。有一天，他告诉我说，有一种小生意非常有可能赚钱。我很感兴趣，问他是什么生意，他还卖关子似的说我可能不原意做，我疑惑地看着他，问他该不会是叫我去偷抢扒拿吧：“除了做犯法的事情之外，其他事情都可以考虑。”他过了好几天之后才告诉我，他所说的生意，是跟他一起到外滩去，伸出手来向路人乞讨。

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记得当时还有大约2千块钱不到，乘着还没有用完，赶紧想办法做点小买卖，能够维持住自己的最低花费就算是达到目的了。我一个月180元的房租，而每天的伙食费大约在一块钱出头。在上海，一块多钱的人民币能够过上一天吗？也许有人不相信，那么你们就可以计算一下。我早上吃的是稀饭，也许有两条咸萝卜干，中午饭和晚饭要么是纯粹的大白饭，要么就是就着些咸菜。倘若赚了几块钱，那么，我就有可能花上5毛钱买上一块水豆腐。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个卖水豆腐的人吆喝上门，而那一块水豆腐我也是要贯穿中饭和晚饭的。这样算来，每天的消费主要是米钱，当时的米价大约在1元钱一斤左右，所以，我一个月的吃饭消费不会超过45元，外加牙膏牙刷等其他必需的消费，月消费不会超过50元。这里，我还要感谢好心的房东夫妇，他们后来免除了我的大约一个月12元左右的水电费。

卖油炸鸡心串没有成功，我很快开始新的尝试，开始改做盐茶蛋。刚刚开始卖盐茶蛋的时候，我记得我是在晚上去华东师范大学后门处开始售卖的。应当说刚开张的这门生意还算不错，每晚能够卖出十个八个的。我还记得有个华东师范大学的门卫买过我的盐茶蛋，吃了以后，他感觉很好。因为我不像上海人做盐茶蛋那样不肯多放一些盐，其实，我自己早就对上海的盐茶蛋不满意了，因为几乎吃不出盐的味道，名不副实，而我则敢于在鸡蛋里面放盐和酱油，所以，我的盐茶蛋可能是比较适合外地人的口味的，想必那位夸赞我的盐茶蛋好吃的门卫也不是上海本地人吧？

然而，没过多久，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处开始强化了管理，不允许我们这些小贩子叫卖了。当时真的是很狼狈，原因是一旦管理人员前来驱赶，我就必须马上提着自己的小煤炉逃走。倘若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也不会理解那些街头小商贩子们的苦处的，希望将来的省长、市长们也能够花上几天时间体验一下这样的生活。

我不得不换了个地方卖我的可口盐茶蛋，后门不行我就跑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前门卖。我1994年来华东师范大学报到的时候这条中山北路上正在修建环城高架马路，而几年之后的这个时候好像是已经修建好了。母校气派的马蹄形“大前门”正对着中山北路，而“大前门”的对面有一家超市，好像叫做“华联超市”。由于在那里购买东西的人比较多，所以，我在这家超市门口的生意比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还要好。不过，天有不测风云，记得有一天，我定下了卖出20多个鸡蛋的指标，也许当日我达到了那个指标。但是，正在高兴地给人找零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插在屁股后面的钱包不见了，里面有我好几天的辛苦钱，记得大约有25元左右。而更加糟糕的是，那家商店的人员不允许我在他们的门前销售了，好像是说，如果在他们的超市门前卖盐茶蛋也可以，但是，要交给他们每月一定数量的钱。没有想到那家超市的人看到我的生意不错也嘴馋！呸！要钱，不可能，也没有。

想做些小生意也没有地方做啊，怎么办呢？我干脆把自己的住处当成小商店算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比较熟悉上海市的蔬菜批发市场和上海市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了。我经常光顾上海豫园小商品批发市场以及设在普陀区大渡河路上的农贸批发市场，当然，还有铜川路上的水产批发市场以及曹阳路上的水果批发市场。我经常是早上与一群卖蔬菜的人一道早早地把番茄、土豆乃至于鱼虾等等摆放在我所居住的那个街巷的巷口，而过了早上的菜市交易时间，我的房门就可以打开了，路过的人可以看见我的屋里里面的墙壁上挂着牙刷、耳挖子以及小孩子和年轻人都喜欢的纹身纸之类日用百货，我的棚屋俨然已经成了小百货商店了！我坐在窗口，一边等待着顾客，一边阅读一些戏剧专业书，有时候背一背外语单词。这是一种几乎本能的行为，时光太宝贵了啊，不能呆坐在那里“无所事事”地等顾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