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那一声神秘的呼唤

1.             名师难求

在华东师范大学期间我进行过个人性的声乐学习，但两三年下来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发声技巧似乎并没有获得明显的进展，所以，我在即将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之时，我想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教授，觉得还是他的教学更加适合我。我记得我曾经利用刚刚开始领取工资之后的一个假期（可能是1997年的国庆节期间）又去北京跟他上了几节课，但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这点工资仍然难以维持学习费用，单单车旅费就花去我不少的钞票了。所以，我当时又一次地觉得，还是就近地在上海音乐学院找个老师比较实际一些。

我在请声乐老师这么一件事情上很小心，因为即使是在上海市，声乐方面有造诣的老师也就那么几位或者十几位，他们之间还极其可能互相认识，你东找找西找找，万一几位老师什么时候碰头一说，大家就都不愿意或者都不方便教你了，我一直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着的。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请求上海音乐学院的陈敏庄教授教我声乐，不知道为什么，她虽然没有说我不可能学成声乐，但她就是不答应教我。我一遍遍地前往陈敏庄教授位于湖南路上的住宅，恳请她的指教，并说我不像读书的时候那么拮据，现在有了工资，可以保证按照当时上海教授级声乐老师的正常课价付酬给她。我记得当时上海的课酬可能是每节课200元，也可能是300元，但即使是一节课1000元，那我也愿意学习。如果那样的话，一个月就上一节课得了，只要教学活动能够正常地进行就行了。

“只要教学活动能够正常地进行就行了”，这句话我当然不方便在老师面前说，因为这会让老师觉得我有些不太信任她，我只能把这句话咽在肚子里，现在我不妨把话说穿了，那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你老师不糊弄我就行了。由于工资之外我再没有更大的、额外的经济力气了，所以我好像是几乎没有送拜师礼。也许这个礼根据某种“行业习俗”是需要的，但是，我又肯定是送不起的。虽然如此，我也深信，那种情形，我想，即便是我在第一次拜访陈敏庄教授的时候一下子就送上十万元的大礼，她也不会答应教我的。因为我觉得她似乎并不是冲着想要多少多少的报酬才肯收学生的。有钱交学费也不行啊！

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拒绝我，我甚至于告诉她，我能够学出个什么当然好，学不出来就当学着玩而已，一切遵照老师的安排，这也就是说，我的声乐课她怎么上都行，但是，她依然非常非常地坚决地拒绝。我记得我断断续续地像这样央求了她大约有年把的时间。

2.             点燃希望的神秘来信

我正在失望和惆怅之中，有那么一天，我忽然收到了一封信，揭开信封一看，原来里面是一封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任何内容了。我认认真真地阅读了招生简章，简章上面特别地说明了这么一点：已经拥有硕士学位的人仍然可以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硕士研究生。我当时觉得，这个简章简直就是为了我的声乐学习而设计的，呀，我情不自禁地仰头望苍天：“这是上帝在关照我们吗？！这是歌唱之神的垂青和惠顾吗？！”

我当时就觉得，这也许是我的声乐学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我一定要努力争取。我也几乎要把此次的努力当成是我的最后一次音乐追求的努力了，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已经老大不小的了，已经三十出头了。

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当时我一想到这或许就是上帝的惠顾，一想到这或许就是我学习声乐的最后的一线希望，我觉得我全身血管里的血液都不安份了起来。假如我再不牢牢地抓住这上帝伸出的手啊，假如我再不珍惜这歌唱之神惠顾啊，那我还能够对得起谁呢？那我将既对不起神祗，也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梦想，对不起多少年来为了歌唱艺术而奔波的辛苦！

我的血液在沸腾!

3.              “辞职”――报名的代价

在上海水产大学,由于我的专业等方面的追求得不到满足，所以，我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很想有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的是，我很想得到的是进修深造的机会，并不是一定要拍拍屁股走人，但是，没有料想到的是，这所学校非得要我辞职才“准许”我继续深造。

当时，我确实并不真想辞职，我也根本就没有在事先就联系新的工作单位。我当然也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去寻找新的工作单位，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深造，而不是其他。另一方面，出去进修不仅可以拓展我所热爱的专业，同时，在那样的人际关系之中，这样的进修其实也是一种暂时的躲避，也许进修回来之后，由于“小金库”事件而导致的某些人对于我的不快就有可能被淡化了。实际上，我是不得不“辞职”的。工作和生活上总是不顺利，想出去进修我在报名之前就必须辞职，这不是在撵我走还是什么呢？

有人会说：“你不能先参加考试，等考上了之后再跟单位说吗？”当时报考学校仍然是需要出具考生档案所在单位的介绍信的，也就是说，我必须拿着单位的介绍信才可以报名，否则连考试都无法参加。

现在，这所在解放前叫做沪江大学的上海水产大学，它告诉我辞职之后才可以报名，这不是明显地在利用我渴望进修的机会撵我走吗？稍微有些脑子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的，因为，辞职了以后根本就不需要他们开什么介绍信了啊！

为了青春时代的音乐梦想，为了这从天而降的也许已经是最后一次的声乐深造机会，看来，我是不得不辞职了！

4.             辞职的具体过程

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后才可以报考”的决定也不是一下子就出台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像还有些扭扭捏捏，还有些不大好意思，还有些不大直接了当。具体的过程大致是这样的。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深造需要学校出培养费。针对上海水产大学不情愿为进修人员支付培养费的态度，我告诉这个学校的有关领导说，“我的深造将不需要学校出一分钱”，但是，他们没有因此同意我的报考。过了几日，他们又说我出去深造，那就是要脱离工作状态，但学校仍然需要支付我的工资。针对上海水产大学不情愿支付给脱产进修人员工资的态度，我告诉他们说：“我情愿在深造期间不拿单位一分钱工资”，但是，他们还是没有答应。我求学心切，一连写了好几份正式的申请书，多次找有关领导表达、求情。我向他们表示，只要学校给我一次停薪留职的机会，我就将感激不尽了，而如果此次不能考取的话，我以后将永不再提进修深造的事情；而倘若侥幸考取，进修期间可以终止我的一切经济待遇，仅仅保留一个职位就行了。我甚至于还发誓，在进修完毕之后，我情愿一辈子在这个学校工作，情愿一次签定50年的工作合同。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答应！

可能有人要问，你看清楚了没有？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不是说只能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硕士生”吗？你一旦辞职，谁委托你？是的，很显然，辞职以后就更加不可能找到委托培养单位了，所以，我曾经特地为此打电话咨询过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请他们斟酌一下我的情况。记得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一位女同志接了电话，她的回答是：“辞职以后可以报考的。”这也就是说，经过咨询，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明确地告诉我，像我这样的情况辞职以后报考非委托培养的硕士生也是可以的，否则的话，从上海水产大学辞职之事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也许这所学校的领导这个时候仍然还残存着一丝的扭捏。他们通过他们的人事处长王英华要我支付大约近四万元左右的违约金，我当然没有钱奉献这所逼我走人的单位。实际上，王处长的讨债使得我产生了一些放弃辞职的考虑，因为辞职之后天晓得我能不能考得上，而我当时的手头也是非常地拮据，所以，如果上海水产大学坚持要我赔偿违约金的话，我肯定是想辞职也辞不了的。然而，上海水产大学一听说我无钱支付，它就立刻表示说我可以写个欠条，而且，王英华处长还立刻地又告诉我，虽然我写了欠条，但实际上学校也不会要我还这笔欠款的，等我学成声乐之后回这所学校搞场音乐会，那就可以算是还了债了！

5.             任老师及校长夫妇耐人寻味的话

大约在上海水产大学刚刚作出辞职才“允许”我报考的决定不久，有一次，在办公室里，我听人文与基础学院当时的党支部书记任明荣说：“辞职之后户口挂在人才市场，实际上意味着户口没有落实……”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内容，由于时间的长久我不大记得了。总之，他的意思很明显是在劝说我不要辞职。我是多年以后才对这位好心肠的领导的话和说话时候的表情有所领悟的。我想，很可能，他不仅已经知道了可能是有人在对我使绊子，辞职以后前途也难以预测，而且，他也知道上海水产大学有人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想把我搞成“黑户口”的意图，所以，我后来一直担心有人在我的户口上面做文章，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

我记得在一次与上海水产大学周应琪校长的交谈过程中，他忽然说出一句话“赶快把辞职报告撤回！”可惜，我当时并没有深刻地理解他的这句话的意义，直到辞职之后考学不成求职无着的时候我才越来越感到，由于他所处的位置，他更可能已经知道了我辞职之后将会发生的一切，出于好心，他劝了我一下。但是，我当时是很难理解他的话的，因为我觉得自己正面对着一个自己整个青春时代都在渴望能够遇到的梦一般的机遇，我的头脑发昏了，好像很难听进去任何劝说。我想，做人要有良心，也许他在涉及我的事情上由于种种原因还扮演了其他种类的角色，不过，仅仅为了他在当时情况之下的那个劝说的话，我就应当感谢他！

我记不清楚是在请求在职进修的过程之中还是在不得不辞职以后，我因为某些事情给周应琪校长打电话的时候，他不在家，是他的爱人接的电话，他的爱人姓何，她的话语之中很明显地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小钱你是不被某些人允许学习音乐的，而我辞职的最直接的原因恰恰是为了学习音乐啊！

水大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现在只能觉得我的整个不得不辞职的过程很古怪，但是，上海水产大学某些人物之所以一定要作出辞职才可以报考之决定，我如何能够揣测得出其背后的那些“高瞻远瞩”的考量呢？我这么个小人物，我恐怕永远也无法度量得出上海水产大学如同海洋一般深不可测得心胸了！

6.             相煎何太急

在我开始请求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时候，上海水产大学人事处曾经表示过，告诉我在辞职以后还可以在学校教师公寓里住几个月。这本来也是我本人向他们特地请求过的，请求他们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给予我一些缓冲的时间。这一点对于我很重要的，因为我辞职以后还必须抓紧时间复习，搬家对我很不利，在外面到处找房子住，找到以后还要搬家，如果没有食堂的话可能还需要自己做饭，等等此类之事都将消耗我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如果能够继续在上海水产大学的教工宿舍里暂住几个月，那么，既可以暂时免去搬迁之苦，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也可以省去烧洗之累，这将很有利于我的复习。但是，也许是上海水产大学的某些人想考验我对于音乐艺术的献身精神，所以，他们后来又作出了新的决定，要我辞职以后立刻离校。你们看看，他们现在不仅仅要赶我走，还要痛痛快快地赶我走！

既然上海水产大学如此地无情无义，我也就只能更加坚决地“辞职”了。记得即将离开水大的时候，一个负责后勤之类工作的人员似乎也答应给我想办法先在学校居住一段时间，她也领我去看了房子，我过去一看，愿来是又脏又臭的复兴岛运河旁边的一排简易棚子，是一排民工住的棚子，有些墙板都破裂了。即使是这样的房子他们好像也是准备向我要80-100元的月租的。假如我居住进来，安全问题将成为大问题，因为我毕竟不熟悉这些民工，而且那些房子都不像是能够防盗的房子。我想，即使是民工，上海水产大学也不应当让他们居住在那样的棚子里。其实，我当时之所以没有居住在那里，还有一个立刻升起来的念头：他们这样做不是要帮助我，而只是故意在挖苦我而已！

如此，我就只有在外面租房子居住了，从此彻底地被赶出了上海水产大学。

7.             是揭发“小金库”的原因吗

如果不是申请进修深造，我也许还不会知道上海水产大学对我是这样的态度，经过了这么一番渴望在职进修而又不可得的折腾之后，我觉得我更加不应当留在这所学校了，他们是那么地忌讳我啊！至少是在当时，我真的觉得也许是自己确实不会处理人际关系，让水产大学如此地希望我立刻走人。然而，我后来一想，我在水产大学其实也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啊？！我的本性就是与人为善，决不愿意做损害人的事情，在别的地方是这样，在上海水产大学也同样是如此啊！至于那个“小金库事件”，那不应当被认为是我对不起人，而应当是人对不起我啊！我已经一再地向有关人士申明应当按照程序记账，或者干脆不要让我记那本糊涂账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果真的觉得“小金库”不应当被暴露，他们就不应当把我硬拉扯进去才对啊！

恐龙化石我是一匹来自远古的恐龙哦！拖着沉重的尾趟过了多少暗淡的王朝。 回忆，是一条阴湿的隧道；现实中的黑色蝙蝠在把我紧紧地追咬。 梦想，在古老的内脏里早已发霉，抬眼前方，又是一片无尽的泥沼。我当时真的很震惊，难道水大对我如此地感冒吗？我设想可能有人会对我们不高兴，但没有想到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即使出了“小金库事件”，我也没有深究，我还请求财务处不要伸张，我还是对有关人士见面就很热情地打招呼，我只是想要自身清白一些而已，难道这些都不被允许？！

8.             伤心的北京城

遗憾地离开了上海水产大学之后，我在吴淞码头附近的海滨新村找到了一间房租比较低廉的房子，在那里复习迎考。记得没有钢琴可以使用，我就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架电子琴，权以代替钢琴进行乐器科目的训练，因为考试有这个项目。

到了临近考试的时候，按照中央音乐学院的要求，我把我的歌唱录音磁带邮寄给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当时我一直等待着对方的回复，等待得实在是着急了，我就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在电话里，我记得我刚刚报名了自己的身份，中央音乐学院的人就说他们正准备找我呢，还说现在既然我主动地打电话过去了，他们也就正好把情况告诉我。我记得此次接电话的是一位男士，他告诉我说，我的那个歌唱录音磁带就算是我的初试了，而这个初试我没有获得通过。我印象之中当年的招生简章里好像并没有说演唱磁带的评审就算是初试。反正不论如何，我为了报考这所音乐学院丢掉了工作之后，结果是连去北京参加正式考试的机会都没有获得。

我还清晰地记得，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冲动，我虽然明知道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但是，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去了一趟北京。在经济上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我几乎是没有缘由地，就像是一个失去了大脑的人一样去了一趟北京。我在长椿街旁的中央音乐学院门口伫立良久，然后，我到了吴教授的家略坐了一小会儿。

当时，我真的是恨自己，恨自己的无用，身为一个大男人居然还流眼泪，因为，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当我孤独地离开伤心的北京城的时候，泪水不可抑制地刷刷地流淌，无法抑制，无法克制。我想，那恐怕主要地不是在于我失去了工作，而是在于，那是我的整个的青春时代最瑰丽的梦想的幻灭，我哭泣是因为我美丽的梦想的枯萎，我为我美丽的梦想的枯萎而心碎！……

在那之前，我曾经有许多次乘坐列车前往北京学习声乐的经历，而几乎每一次，我都在列车上沮丧地告诉自己，告诉自己下一次一定不要再去北京了，因为火车上要么就是太拥挤，拥挤的几乎脚都没有地方插；要么就是太冷，有几次我倒是买到了座位票，但紧靠在窗口，冬天里风会从飞速的窗口缝隙吹进来，时间一长，尤其是深夜里，会感到很冷，冷得令人伤心。可是，我几乎每一次都自食其言，学习音乐艺术的渴望每一次都战胜了对于旅途劳苦的畏惧。然而，在1998年岁末的那个冬季，在从北京返回的列车上，我已经感觉不到了车厢里的拥挤，感觉不到旅途的疲惫，感觉不到北风的阴冷。我也不再敢抱有新的希望，我的青春时代执着的梦想，我的对于未来的绚丽的憧憬，连同我对于人类善良之心的最后的信赖，都随着一声声长长的火车汽笛的哀鸣，消散了，消散了，像火车机车里喷出的阵阵烟雾一般地，消散在从京城返回上海的路上了！

9.             我迷迷糊糊地以为

我当时不仅怀疑或者远在沈阳的辽宁省委党校的教授张一波或者远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吴天球在给我制造麻烦，我的怀疑对象又增加了，那就是近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我的导师赵山林在给我制造麻烦。我当时因为来到水产大学之后发觉那里很受制约，所以不免说了几句牢骚话，也许赵老师听了不高兴？不过，我当时更加怀疑的人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方智范老师。我与方智范老师的关系本来很好，但不太清楚是什么原因，他对我的态度后来突然发生了变化。

然而，我却不怎么相信我所怀疑的这些人――我的老师辈们会仇恨我到如此的地步：不仅让我学习、生活不顺利，还要搞掉我的工作，甚至于布设圈套让我犯经济错误直至锒铛入狱！我想，即便我确实令他们有些不满意，他们也不至于仇恨我到如此的地步吧？！何况从某种意义上，我的这些老师可以算是我的恩人呢？

那么，为什么我在上海水产大学老是遇到麻烦呢？由于怎么想也搞不清楚，所以，我常常也就想着想着只好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