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水大多磨难

1.             专业翅膀难伸展

心中的水沼当晨光微笑着踏进了我的窗棂，大路中，那沉淀了一夜的欢乐被行人们轻轻地搅起。 然而，此时此刻，我的心田依然是泥泞的水沼，那飘扬了一夜的梦忆，犹如那绵绵的阴雨。1997年暑假期间，我正式来到位于上海杨浦区东北角上的上海水产大学工作。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宝钢集团、上海水产大学，我硕士毕业求职的这三个重要的选择之中，假如让大部分的人来做选择的话，我估计他们会首先选择靠前的。但是，上海水产大学毕竟是农业部直属的一所大学，应当还是全国重点院校。所以，总得来看，这三个单位应当都是很不错的单位。然而，对于我个人来说，问题倒不是在于某某单位多么气派多么有钱等等，而是能不能更好的发展我所学的专业。我对于自己所学专业的追求是非常执著的，现在依然是如此。而在当时，我虽然学习音乐之心依然未死，但是，我毕竟在古代文学方面已经拿到了硕士学位，所以，我当然也不会放弃在这一方面的专业追求。

确实，来到上海水产大学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工资待遇等方面的东西，而是专业上的制约。我在这里音乐专业无法伸展。水产大学当然没有音乐系，这个暂且放下不说，其实，即使是业余性的音乐活动我也无法参与。例如，刚刚到水产大学报到之后，有关人士就告诉我说，上海水产大学已经刚刚从安徽，也就是我的家乡调来了一位音乐老师，所以，即使是选修性的音乐教学或者业余性的音乐活动也就都没有我的份了。同时，文学类课程的教学任务我也很难获得，因为这里也有《大学语文》等文学课程的专任老师。其实，我无须说这么多，一个学习文科的学生来到理科类的大学，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制约了。当然，如果我不想再继续在自己的专业方向上深入发展，只是想一般性地教教书，过过日子的话，那么我的小日子也会过得不错的，毕竟我现在是在一所国际大都市的部属重点大学里啊！

本来在应聘的时候就说好了，上海水产大学是要把我安排在他们的德育教研室的，但是，当我正式来报到的时候，他们临时做了调整，让我到一个叫做“社区管理中心”的部门工作。我初来乍到，不方便推辞，而且想来也没有必要坚持原定的安排。虽然我在“社区管理中心”主要做的实际上就是管理学生宿舍之类的工作，诸如购买橡皮管、扫把和发放学生勤工助学金等等，但即使是把我安排到德育教研室，我想我也很难接触到与自己的本专业很有关联的事情。

“社区管理中心”这个名称可能是上海水产大学所特有的，设立这样的部门，或者说是给自己的部门取了个这样的名字，很显然，其意图就是要模仿市民居住区的社会化管理。不过，话说白了，上海水产大学所谓的“社区管理中心”，它的实际状况仍然只相当于其他学校的大学生宿舍管理机构，即所谓的“宿管科”。我在这个中心一边管理一些杂务，一边每周给学生上两节《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公共课。

有个朋友跟说过，到了一家单位，他往往比较关心这么三件事，一是专业能不能得到发展；二是有没有住房，三是工资待遇问题。他说这三项难以兼得，而如果有一个项目解决得比较好，那就是个好单位。我在上海水产大学住房问题的解决估计是遥遥无期的，工资当然也不高的。很快我就发现，我在水产大学，不仅仅住房遥遥无期，大约一千块钱左右的月薪难以维持我的学习，我在专业上也难以得到发展。

专业上的难以发展不仅表现在我在这里很难从事与我的专业有关的教学、自学和科研活动，而且还表现在进一步深造的机会难以获得方面。而更使得我沮丧的是，这里的人际关系也非常复杂。

2.             水大财务学奇谈

有一次，我朦朦胧胧地听人说，似乎还是个处于领导岗位的人的说法，说的是社区管理中心各个负责老师分管的财务实际上也就等于是自己个人的收入的意思。具体的话语是怎么说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当然不会是在正式的会上，我印象之中应当是在一次电话交谈之中。这种说法显然会非常明确地让我以为，我所分管的某个部分的工作所获得的收入就可以归我个人所有。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不应当的，但我是个小人物，只敢也只能管束自己，至于别人怎么办我管不了。

话说到这里，忽然记忆中的另一份“文件”又被我随意地翻出。我忽然想起，

有一次，我为收取学生交纳的什么费用而头疼，因为交给我之后我不知道马上再交给谁。记不十分清楚是谁了，但应当是一个女教学秘书，或许她就属于上海水产大学的渔业学院，当时大约三四十岁的样子。我有一次上办公楼开会的时候遇见她并把情况告诉她，她说：“存在自己的帐户上就是，别人都是这么做的。”我当时就信了她，但本能又告诉我，若真的存入自己的银行帐户，恐怕不妥。所以，我直接就在水产大学的财务科另外开了个帐户，但是仍然用我自己的名字，当时好像是因为用其它名义存钱不方便，而用自己的名字开帐户只需要提交本人的身份证就行了。我收到的那项款项大约在一千二百元元左右，我在得知应当把这笔钱上缴到何处之后，立即全数交出，这个新开的帐户也就算是取消了，记忆之中至少我没有再使用过那个账户号。

令我奇怪的是，过了大约有好几天，当时我所在的人文与基础学院的书记任明荣老师问了我好几次：“学生交的钱呢？”我当然每次都给予了同样的回答：“早就上缴了呀！”当时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怪，奇怪这位书记为什么老是问我，而且问我时候的表情总有些奇怪，但我并没有在这个方面深入考究。现在回忆起这么一件事情了，我觉得里面好像是有些文章啊！难道这个学校的其他人收取学生的什么费用的时候真的都是先存在自己的私人帐户上吗？那个女教务秘书给我的建议是随口说的吗？我实际上和这个女教务秘书并不熟悉，也很少说话，所以，她的面貌我现在都记不清楚了，不过，若现在能够再见上一面的话，说不定我还是能够想得起来的。

再说那位学院书记任明荣吧，他是我所遇见的非常非常少有的好脾气而又好心肠的人，他问我学生缴纳的费用哪里去了的样子很怪，这或许是在提醒我什么吧：“有人在引诱你犯错误，你要当心啊！”

类似的情况也还是有的，例如，上海水产大学的一位姓戴的后勤主任（或许是副职）跟我关系不错，他就不只一次地在我面前说过什么“……搞人的……搞人的……”之类的话，我当时也并没有怎么留意某些人奇怪的言语和表情，这确实是一件令我遗憾的事情。在当时，主要还是一种不愿意犯错误不愿意陷入“污浊”的泥坑的本能在指引着我的工作。

3.              “小金库”风波

前面已经说过，在上海水产大学“社区管理中心工作”，我主要是做一些买学生宿舍卫生用品诸如橡皮管、扫把之类的杂务，做诸如分发学生勤工助学报酬之类的杂事。其实，我并不介意暂时做一段时间此类的杂事，所以，很琐碎的事情我都接受下来了。我是一个初来者，拒绝单位的合作安排本来就不太好，而且，我当时也相信，他们是不大可能让我永远干这些工作的。但是，有一项任务安排遭到我强烈地质疑并最终被我很严肃地拒绝了。

在上海水产大学，与社区管理中心有着密切关系的机构设置还有“勤工助学管理中心”，根据我的理解，这个中心虽然名义上独立挂牌，但实际上是归社区管理中心管理的。一天，这个勤工助学中心的负责人王松华突然拿来一大叠子收据或者发票之类的东西要我记帐。我当时非常为难，因为我干的杂事已经够多的了，我尤其害怕干涉及钱款方面的工作，因为我担心出错。不过，我又担心有人说我刚刚参加工作就表现得很懒惰，推卸工作安排，上面提到的分发学生勤工助学报酬之事我之所以接受下来，也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好不接受，我想累就累吧，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虽然很不情愿但还是暂时接受了。

不久，我发现那些帐目很是奇怪，我既不知道这些帐目从何处而来，也不知道这些帐目名下的钱款存在哪里！我只是记录我每次收到的收据或者发票上记录的钱款数额，并不接受任何现金，但我记录的数字却在“现金日记帐”上。而且，王松华每次把票据交给我的时候都十分地随意，桌子上随便一丢，甚至于我不在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所在的社区管理中心办公室是学生和外人经常出入的地方，这样随便一丢，票据丢失了怎么办？所以，我越来越觉得我记的这个帐是一本糊涂帐。我开始有所留心，我也私下询问了财务人员，用打比方的方式咨询他们说：“假如某类现金帐本只记录帐目而没有接受钱款，这合不合规矩？”财务人员的回答非常明白干脆：“这种情况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财务管理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有帐就有钱’”。我于是很担心，我已经记录这种糊涂帐目大约一个月了，帐目上升得很快，我估计，到我咨询财务人员的时候已经接近一万元了。所以，我就跟王松华说，这个帐目要么你自己记录，要么你把帐目名下的钱款也一并交给我。他不同意。我又退了一步，我告诉他，你至少应当在“现金日记帐”的扉页写上“该帐本的记录者没有收到现金”，他还是不肯同意，我甚至于把钢笔都递到了他的面前，但是，他仍然不肯同意我的这种微小的请求。这下我可真的冒火了，既然你自己胆子这么小，写几个完全符合事实的字都不敢，那为什么非得要我记录这样的糊涂帐呢？！

我一气之下把帐本拿到了财务科，说明了情况。当时，上海水产大学财务科的科长好象是姓王，很年轻，他也肯定地告诉了我这个帐有问题的，还赞扬了我的做法。我记得我刚刚走出财务科下了办公大楼的时候，立刻又从其它办公室打电话给他，告诉这位科长说我并不是要跟谁过不去，我只是不想在这方面犯什么错误，如果有人觉得这个账本没有问题那就让他自己去记录好了，希望这位财务科的领导不要把这件事情声张出去。但是，他说不用担心，还告诉我说学校里的部门多的是！

我到现在还不是十分清楚那个帐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后来只是听上海水产大学文明办的黄老师说：“这就是小金库！”我不久就被迫从这个学校辞职，虽然表面上是辞职，但实际上是被迫的，因为我后来确实是由人事处主动出面换了部门，调到了这个学校的“人文与基础学院”担任教学秘书，但情况仍然是越来越糟糕，好像除了极少数的几位领导、老师之外，其他的一些领导和老师仿佛还没有开始打什么交道就已经对我有了一些不太好的看法似的。

4.             一次教学“事故”

在上海水产大学学生处社区管理中心工作期间的某一天，我在办公室里听说这个中心的领导次日要带领该中心所有的人员去兄弟院校观摩，包括临时聘请的学生宿舍管理员在内都要去。记得他们也问了我去不去，我告诉他们我次日上午有课去不了。这里需要强调一下的是，我也只是听说社区管理中心准备要全军出动而已，既然只是听说，那也就未必相信此事，也许那只是误传，所以，我并没有把此事太放在心上。

我记得当时我是居住在这所学校的第一学生宿舍，和一位姓金的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住在一起。

次日清晨，我起来得比较早，因为要准备上《大学生思想品德》课，与我同寝室的金老师也几乎同时起床。不仅如此，我还准备在课堂上点名，因为学生比较多，大约有100多名，点一次名要费不少时间，所以，我不是每次都点。

去教室的路上要经过我的办公地点――社区管理中心的办公室，当我走过这个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昨日听说中心管辖的人要全军出动去外校观摩的事情，我想到，他们该不会真的倾巢而出不留后卫吧？他们知道我今天上午是要上课的，所以，我不应当算是留守。或许，至少他们应当给我留下个话什么的。我慌忙看看手表，发现时间还可以，所以，我立刻走回头去办公室看了一下，没有发现他们留下什么话或者便条什么的。

我立刻继续前往教学楼，到了教室门口，突然一个眼睛像是被吊在上眼皮上的人拦住了我，说我迟到了一分钟左右，我就估计一定是手表又慢了，我的手表有时不是很准。我说“对不起”，但是，他也没有报出自己的身份，硬是在教室门口把我教训了好几分钟，跟他解释也毫不管用。我想毕竟自己迟到了，所以，我一直在道歉。我记得很清楚，他的语气非常严酷，但我想，也许有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的“风格”，所以，对他的批评我也都接受了，尽管自己有些委屈，毕竟也是为了学校其他方面的工作才迟到的，至少不是故意的，也不是干什么私事造成的迟到。

然后，他又进入教室听我上课，我当时情绪波动很大，在学生面前，我象小学生似地被批评，这已经是很栽面子的事情了，但我还是硬撑着把课上了下来，上完后我觉得也没有出多大的漏子，我记得他当时也没有再说什么就走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人就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大名叫曹德超。我记得我又亲自去找他道歉了好几次。有一次好象没有进入他的办公室，而是在办公室门外遇见了他，表达了歉意。不久，我又在路上遇见他，又向他作了道歉。我说“对不起”，并且再一次解释了一下原因。他的嘴里咕咕哝哝地好像在说什么“不是的……不是的”之类的话，也没有说别的，我以为他这就算是对我谅解了。同时，我还向负责《大学生思想品德》课程教学的学生处处长助理齐亚丽说明过有关情况，表达过歉意。

我绝对没有推卸自己责任的意思，我的观点是，我确实迟到了，如果学校要给我什么处分，例如扣工资、扣奖金，那就请完全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但是，迟到也应当问个原因，有人迟到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懒散，例如玩扑克、打麻将上了瘾等，那么，这样就应当扣工资并且批评。迟到者也有可能是因为做好事而导致了迟到，例如，假如某人因为在抢救落水儿童的时候迟到，那该怎么办？我的意见就是，如果该扣工资那就照样扣迟到的工资，但救人又是必须奖励的，在这种情况下，奖与罚就可以而且应当并行不悖。我向上海水产大学有关领导进行解释也就是这个意思，我迟到了，但决不是因为自己不负责任，而是想着其他方面的工作，也还有自己的手表不够精准的原因，所以我告诉他们该怎么扣工资就怎么扣工资，但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个人不把上课当回事！

我觉得我的态度已经很好的了。何况，事发当天我刚刚下课回宿舍，就发现紧挨着社区管理中心的第一学生宿舍门口一片狼藉，玻璃碎片满地都是。原来，我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学生打架了，而且听说打得很厉害，是有个学生拿着大砍刀追砍另一个学生造成的。但是，社区管理中心的人马全部出去了，若有人留守，或许情况就会好一些，或许可以早些进行制止。不过，学校某些领导好像对于这样的“事故”并没有任何的说法，对于如此严重的打架事件我似乎也没有听到过有相应的处理意见，这一点显然与他们对于我的态度严重地不成比例。

而令我十分愤慨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处齐亚丽助理交给我一张打印稿件，问我对之有什么看法。我一看，原来是对于我的迟到之事的“通报批评，上面不仅没有说明我本人对于此事的解释和认识态度，还把我的课堂教学工作也说得一塌糊涂，照通报上面的说法，我根本就不可以教书，根本就不配当老师了啊！按照那位主管教学的曹副校长对我课堂教学的评价，上海水产大学应当立刻把我解雇了才算正确的啊！

我终于第一次为此发火了，我想，批评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受批评的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吗？难道我认识得还不够好吗？我已经道歉、解释过那么多次了，他们批评也批评了我很多次了，而且是当着学生的面批评，这样的批评也已经耽误了我数分钟的课堂教学时间，这比我迟到的时间还要长好几倍，现在，居然有人觉得还不过瘾，还要搞什么通报批评，这到底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这难道不是在想方设法激怒我吗？这难道不是有意地在给我难堪吗？这难道不是存心地要让我搞不好教学吗？！我觉得这里一定有着某种潜藏着的原因，绝对不是正常的情况。毕竟是一所大学的副校长，难道这么一点管理常识都不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