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娃河畔的困惑

1.             一场蹊跷的“风波”

青苹果在这丰收的时节里，我还是一只青苹果。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满心是酸楚，在备受冷落的日子里满怀着羞涩。 亲爱的，您可否知道我的烦恼。亲爱的，您可否明晓，我的落寞。今日里，可否用您那猩红的嘴唇，赐予我一些红彤彤的颜色？！现在还是要提到那位中文系姓Hang的老师，我得到考试分数但还没有录取的时候来向她探听情况，她死活不肯说，或者这就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规定吧。但是，我觉得也没有这个必要，考试分数都已经下来了，根据历年和当年的情况，一个考生有多么大的把握可能录取，应该有个差不多的说法。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到考生的前途命运，所以，估计一下录取的可能性对考生来说应当是有好处的。我当时就是这么个想法，既然考分低，那么，如果华东师范大学不能录取我的话，那我就得赶快想办法调剂到其他学校。若弄得晚了，其他的学校已经“满员”了，那么，自己一年的辛苦就要白费。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我越来越觉得那位Hang老师态度很特别，她有时候很客气地跟我打招呼，而有的时候我跟她打招呼她却理也不理。由于刚刚入学的时候事头比较多，我也就没有太多的时间琢磨这件事情。

就这么大约过了大半年的时间吧，有一次，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住宿区“师大一村”遇见了这位想必比我年龄小一些的老师，我记得就在一个铁皮子造的临时商店附近遇见了她，她可能是来这里买东西的。我主动打招呼，她这次没有不理睬我，虽然也许没有说上几句话，但至少表情上示意了一下。总之，现在不是完全的不理睬，应当是有些理睬又有些不理睬的样子。我当然希望与她多说几句话的啦！当时，可能是我又找话头跟她聊了几句，之后她又不怎么肯搭理我了，于是我也就走开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一下却晴空里翻出来不知道哪里来的乌云。很快，我的导师找我谈话，当时具体是怎么问我话的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反正我把事情如实地告诉了导师。导师告诉我说，那个女教师已经有了男朋友了。或者说的是她已经结婚了，因为相隔时间比较长，我确实有些遗忘。总之，导师的意思很明白，他是要求我离开她远一些。我记得我还跟导师解释，解释说我几乎就没有跟她说过几句话，但是导师告诉我：“有人看见你跟她说话了！”我即使是在这个时候也没有感到多么紧张严重，因为我觉得这本来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导师却语重心长地要我不要有“思想包袱”。

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导师意味着什么？我当时心里清楚。所以，我答应导师，今后一定要注意。我记得过了一段时间我又觉得此事有那么一些蹊跷，寻机会向导师再一次地解释了一下，告诉他此事真的是太平常太平常的事情了，导师则更加强调性地告诉我要我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包袱”，“不要紧张”，我于是反而真的更加困惑了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紧张感，仿佛自己真犯了什么不得了的大错似的！

2.              “风波”过后的困惑

我后来知道那位Hang老师的父亲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任教，是一位比较有成就的学者。中文系办公区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的第六层，历史系办公区就在中文系的第七层，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是比较多的。我每次遇见她的父亲，尽管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一次话，但我总是有些特别的感觉。怎么说呢？如果我现在把我的那种感觉说出来，人家完全可以不承认，那当然就是我的没意思了，而且，旁人也可以说那只是我个人的错觉。不过，我当时确实就是有着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位学者好像总是有些什么话头想对我说似的，而且其中还可能有关乎我的个人处境的某种话头。

我记得毕业之后我应聘到上海水产大学工作，在一次返回华东师范大学办事的时候，我在丽娃河的桥头上遇见了那位Hang老师。也许当时他和他的父母亲一道，但是，这一回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小的婴儿。如果不是考虑到与导师之间的密切的关系，我有些时候真得很想通过某种渠道询问一下，或者就直接询问一下她本人或者她的父亲，问问她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朋友，问问她到底是什么时候结婚的，为的只是想知道我的那一次在“师大一村”与她说话“事件”发生的时候她到底有没有开始谈朋友，或者，在那之前她到底成家了没有。

难怪说我的导师不希望我如何如何？难道说我与导师关系不好？我真的希望这种解释能够成立，但是，事实上的情况应当是恰恰相反。

是的，如此友好的这种感觉就是当初我在赵山林教授的指导下学习时候的那种感觉。应当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大部分时光里，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感觉。确实，赵山林老师是一位很和气的老师，在学习上，他从来不强迫我们这些学生做什么，对于我的一些“标新立异”观点，他总是觉得有些道理，或者说是很有道理，但须要再推敲推敲。我想，如果不是他的这种比较民主的教学作风的话，我的那篇后来发生了一些影响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戏曲本体论质疑》就不大容易弄得出来。

3.             难以忘怀的友谊

导师是个和气人，我也是个和气人，我们之间怎么会关系不好呢？实际上，我与导师不仅不应当关系紧张，相反，我们之间的友谊却应当是令我难以忘怀的。说到我与赵山林老师之间的师生友情，我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故事呢！

有一次我假期结束回上海的时候，家人曾经把来自安徽宿县的一位亲戚带来的举世闻名的“付离集烧鸡”让我带上了两只。虽说这是我们安徽省的特产，可是，身为安徽人，我还没有品尝过呢！回到学校之后，还没有拆开真空包装袋子，我就把一只鸡放在锅里加热。真是好鸡啊！居然真空袋子还没有扯开里面那种醇美的香味就飘逸满屋了。所以，另一只我就实在是舍不得吃了，也许赵老师还没有品尝过这么美味的烧鸡呢？于是我就把另一只赠送给了他，告诉他人生在世不能不品尝一下如此美味的烧鸡啊！在我的盛请和坚持之下，赵老师收下了。

1996年的春天，学校发动学生义务献血，经过检查之后，我们中文系的那一届学生三四十位，竟然就只有我这么个瘦里吧唧的学生的血液是合格的，可以献血！同时令我又惊又喜的是，还有好多同学为此很羡慕我呢！例如我的好友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何勇同学就说：“你这家伙居然有这么好的血！有资格献血就是荣耀啊！”

但是，当时艾滋病的消息搞得沸沸扬扬，听说艾滋病可以通过针管传播，我担心遇到不负责任或者不细心的医生把别人用过的针管错给我用了。即便传不上艾滋病，传上个乙型肝炎什么的也够我呛的。我对医疗事故听得比较多，所以，有些犹豫。可是，一旦我不献血，中文系的那一届就没有人可以献血了。当我征询赵山林老师的意见的时候，赵老师大力地鼓励我：“献！”既然导师鼓励我，于是我当然也就献啦！

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献完血之后的当天下午，我满脑子都在想着我曾经品尝过的那只“付离集烧鸡”。这也许是同学们告诉我献完血要补一补身体的劝说激发了我的美食欲。但是我心里没有想别的，尽想着“付离集烧鸡”了。对呀，我印象之中商场里也是有卖的啊，我立刻去商场里买了一只“付离集烧鸡”，想复习一下那种醇美的香味。但是，一打开，原来是假的，不仅没有香味，实际上已经变质了，不能吃了。我当时经济很拮据，我气急败坏地硬是把那只冒牌的“付离集烧鸡”拿回商店给退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商店就是位于华东师大后门不远处的上海第六百货商店，而那只冒牌烧鸡的价格大概是15块钱。

15个钢板虽然如数退回，但自己的嘴巴没有好的应有的慰劳，所以，我有些没好气地躺在床上休息。大约是天快要黑的时候吧，赵老师突然来到我们寝室，他端来一砂锅炖好了的鸡送上楼来。我当时住在丽娃河畔的研究生2号楼502房间，赵老师慰劳我一砂锅炖鸡，并且亲自爬上五层楼送到我的房间，这事情虽然很小，但我回想起来却历历在目。我记得，赵老师那天傍晚送来的炖鸡虽然可以肯定不是举世闻名的“付离集烧鸡”，但是，我却觉得味道更美，值得我永远地回味！

4.             折磨人的就业抉择

不仅仅在找女朋友的过程中有些困惑，在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困惑，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就是如此。

大约到了最后将近毕业的时候，通过电话联络，我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位姓王的人事负责人自我介绍并得到他的同意，来到这家著名的电台实习，实习的部门是这家电台文艺中心的戏曲科。我的此次实习不是教学实习，而是为了毕业应聘而来的。我当然希望到这样的单位工作，因为这里与我在安徽教育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的专业方向都很接近。在这里我认识了当时在上海很有些名气的广播剧《滑稽王小毛》的编剧葛明敏，还有一些其他方面比较有名的人士。

带我实习的老师叫王惠群，她是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但是在当时，虽然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学习主要涉及的是中国古代元明清戏剧，但我对上海戏剧学院这个学校的名字却很陌生。她带我去采访上海淮剧院的编剧陈慧君，之后，我写了《古道漫漫悟人生――访淮剧〈马陵道〉的编剧陈慧君女士》后来也在1997年4月5日十四点三十分（见《每周广播电视》1997年第十三期）播出了，记得这个节目的播音员叫辛宁，他的说话的声音太美了，那简直不是说话的声音，那就是音乐。我这个毛头小子当时居然真的不太懂得社交，居然冒然地问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他没有回答，旁边的人似乎也作出了某些示意，示意我不该问。后来我想，也许他不是广播学院之类的专业院校毕业的，但声音真是美得很。

值得回味的是，当我把那份《古道漫漫悟人生――访淮剧〈马陵道〉的编剧陈慧君女士》广播稿子拿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老师们审看的时候，他们惊诧地问我：“怎么还没有采访你就把采访稿子给写出来了？！”情况原来是这样，我为了更快更好地完成工作，在采访之前就根据推测构想了采访全过程，然后带有假定性地先行把稿子写了出来，如果正式采访之后需要调整，那就再做调整。但实际上，我写出来的构想性的稿子不仅与实际采访进程比较符合，而且已经非常接近正式演播的稿子了，所以她们觉得有些奇怪。

但不知道具体的原因，一个月的实习之后，他们要我再追加一个月的试用时间，我记不得我有没有继续实习下去，反正我记得当时戏曲科的一位姓沈的科长似乎不是很想要我，但我觉得那家电台的人事负责人以及包括葛明铭在内的部门负责人应当是想要我的，否则也不会要我再试用一个月了吧？我记得他们的比较厚道的文艺中心台总监王小云老师还告诉过我：“我们想要的人不一定能来得了，而我们不想要的人最后还是来了。”我也清楚这样的单位相当难进，所以，既然他们不是那么能够确定下来，而且我也越来越感受到似乎有某种力量不是很希望我进这样的单位。所以，为了在毕业之前能够顺利地找到工作，我必须多条腿走路，不应当在一棵树上吊死。找工作的时候如果有哪个笨鸟象某些大姑娘找对象那样非某某人不嫁，那他多半就“嫁”不出去。

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汪寿明教授很关心我，他为人很厚道。他不仅是我的老乡，安徽人，也是我的老师，因为我入学考试有一门专业课程没有达到60分，按照规定，在入学之后需要补修一门本科课程，所以，在汪寿明老师给本科生上《中国文化概论》课的时候系里安排我听他的课。

毕业求职之际，汪教授推荐我去宝山钢铁集团公司，不过，连他自己都告诉我，从专业发展的角度而言，当然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更好。我当时觉得，虽然电台更加适合我，但是成功的把握确实小一些，而进宝钢虽然专业对口性略低，但我感觉可能性大。这两个地方我是决定要把握住一个的。恰恰这个时候，上海水产大学也来要人了，他们是通过一位正在上海水产大学工作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前来招人的。导师此刻非常积极地要我去水产大学看看，我依照导师的要求去应聘了，但我没有想到，上海水产大学算是一下子就看中了我。我记得当时面试我的该大学的人事处和学生处的领导要我当场画个素描，因为我告诉他们我小的时候学习过绘画但没有专业文凭。于是我就画了，他们比较满意。我猜他们一定是这样想的，没有文凭的专长都具有专业性，那么，我的有着文凭的中文和音乐两个专业的实际水平一定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事实上的情况也基本如此，我对于我所学习的专业都是向着专业化甚至于是最高度的目标迈进的，至少主观上的努力就是如此。

我当时举棋不定极了，记不很清当时具体过程是如何的了，反正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没能进去。好像场面上的原因是我参加上海广播电视系统统一性的招聘考试成绩不理想，但是，我一直都不大相信这是真正的原因，而且，我也不觉得自己考得很差。我也不记得他们后来有没有把那次考试的分数告诉我。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有人跟我说过，虽然不能够正式成为他们单位的人，但业务上我还是可以为他们做事的，所以他要我以后要多和他们联系。但我后来几乎没有跟他们再联系过，唯一的一次重返，重返上海虹桥路上那座气派的并且保安人员似乎比来客还要多的广播大厦，那大约是在好几个月之后了。那是我已经确定下来去上海水产大学，此次的重返是应他们之约前往领取一些实习纪念品，例如两本名片册。再次见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人，我多少有些腼腆了，你看看，你想嫁过来人家竟然不肯娶。记得他们的一位工作人员跟我说，上海水产大学不错的，但随后又问我怎么不跟他们联系了，他也许并不知道我的欲“嫁”不成的难言之隐。

广播电台已经是去不了的了。综合地考虑，当然宝钢要比水产大学要好些，但是，当时我同样在这两个选择之间为难了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一旦我选择宝钢，似乎导师不是很乐意，尽管没有明说，我的感觉就是如此。这也许会影响到我的其他方面，我当时有这样的感觉。但我这个人当时也只是有着这样的感觉而已，没有想到其原因究竟是为什么。我更多地猜测到的原因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大好意思说，说了怕人觉得自己在炫耀自己什么。我当时就是有着这样的觉得，觉得导师可能希望我将来继续读他的博士，否则，我到了一个自己觉得更加有利的地方难道他不高兴吗？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和老师具有一对一的关系，老师出书多，学生会感到自豪的，反之，学生有好的发展，老师也应当高兴才对。也许导师害怕我到了电台以及宝钢这样的在个人专业发展和生活待遇等方面都更加好的地方会不再渴望“高升一步”？！宝钢的工资待遇肯定是很好的，虽然我这个人并不太介意工资待遇问题，但我也知道，手中有钱，这不论对于我研究古代文学还是自学声乐都将会是大为有利的。

我最后的决定是这样做出的，当我去宝钢正式应聘的时候，我提出能不能进入他们的电视台。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很清楚，提出这样的要求很不明智，在很大的程度上意味着“自杀”，果然，他们没有同意我去电视台，而是安排我去宝钢的报社，应当就叫做《宝钢报》吧？于是，我终于给自己去上海水产大学的决定找到了一些算是自我安慰性的理由，仿佛去报社不太值得我冒一冒某种连我自己都不大能够搞得清楚的风险似的。虽然《宝钢报》实际上已经很好了，肯定比去水产大学要强一些，而且我也比较能够相信，进去了以后还有可能在宝钢内部转到更好的地方，但是，不去水大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不好说，没法说，说不清。

人生的一次重大的决定就这么作出来了。

5.             我本该更早更深刻地困惑

有时候情况似乎应该是那样，但实际上却有些不是那样；有时候事情似乎不应该是那样，但实际上却就是有点那个样子。一个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是有了这样的感觉之后，他就应当认真地去思考有关方面的原因了。可惜，这样的道理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时候还不太懂。

曾经不断地有朋友告诉我：“你这个人之所以老是有麻烦，有困惑，其原因就是你自己想问题想多了。”这实际上就是在说，我的麻烦，我的困惑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句心理话，我真的希望我的朋友们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我真的希望我的麻烦和困惑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我真的希望我困惑错了，我真的希望一旦我不想那么多的问题了，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等等一切方面都会正常起来。

但事实上的情况是，我越来越觉得，我困惑得还很不够。在华东师范大学所发生的那些令我有些困惑的事情之后，加入我穷根究底地进一步地探究原因，而不是觉得自己是在“庸人自扰之”，那么，我也许能够更早地发现一些原因，更早地找到一些线索，这样的话我或许就能够避免此后更大的挫折的发生。

唉！是啊，也许我本该更早更进一步地对自己的经历感到困惑。

记得在华东师范大大学研究生2号楼502寝室里，我和其他两位室友也不时地喜欢一起喝酒聊天，无需什么好酒好菜，鱼皮花生甚至于咸菜罗卜都是很好的下酒菜。几杯啤酒下肚之后，我们不是喜欢回顾自己的过去，我记得我在聊到自己的过去的时候曾经在室友面前发出过感慨。感慨自己的人生一直都不怎么顺利，总是会遇到一些原因不是很明朗的麻烦和阻碍。我现在怎是后悔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没有进一步地困惑下去呢？

其实，我当时怀疑过，而主要的怀疑对象是远在沈阳的张一波教授，我觉得他或许因为在北京学习声乐的时候不留心说了什么让他不愉快的话，所以，他让我在求婚、求职的过程不是很顺利完美。我还怀疑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教授，怀疑他会不会由于我没有经过他的允许而把他家的电话号码透露给了别人因而发生了某些不愉快的事情？说出来真还有些不好意思，我甚至于还有些怀疑会不会是我最终没有报考吴天球老师的研究生而导致了他的不高兴，因而他通过某种遥控设备也给我回复了一些不快？不过，虽然怀疑，这种怀疑都是隐隐约约难以确定的，他们都只是偶然从我心头飘过的阴影，因为没当阴影掠过我的心头，我立刻地就会想到：“这一切怎么可能呢？他们有那么多的闲心那么奇怪的生活“情趣”来给我制造一些如此这般的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