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文不忘学唱歌

1.             我的“曲线救国”战略

由于觉得自己一炮而响地考上音乐学院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我没有敢把难得的报名机会押在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上。我当时想来它个迂回策略，或者说是所谓“曲线救国”之战略，那就是准备先考取北京某个大学的中文系，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或者首都师范大学的中文系，这样我就可以长期在北京跟吴天球教授学习声乐了，至于日后是不是能够成为吴天球教授的正式声乐学生，那就再慢慢地找机会吧。

关于想报考北京高校的中文系然后再以私学的方式学习声乐的想法，我记得报名之前我还在一次长途电话中跟张一波教授谈起过。您看，我还是以为他能够帮助我。但是，假如我没有搞错的话，我觉得他跟我说话的语气很生硬：“你报考北京试试看！”我再一次地意识到他先前已经不高兴我了，而且又想到了他的影响力，于是，报考北京地区高校的的计划我就只好放弃了。

在从安徽教育学院毕业之后的那个忙碌的暑假里，我记得我还跑了海南岛一趟，试图闯一闯考研之外的其他的路子，到了海口我才发现，工作很不容易找的，更不用说找寻与自己的爱好有关的职业了。

在1993年9月份新学期开学之后，我记得我按时地到水湖镇中学上班了。饭碗是不可以轻易丢弃的，这个道理我晓得。但是，既然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走，可以实现我的理想，尤其是在声乐学习上的理想，那么，我还是抱起了我的书本啃吧，还是一门心思地考研吧！

由于中途南征北战折腾了好几个月，所以，我复习的时间并不多。又因为不敢报考北京地区的高校，所以我现在只能打其他地方高校的注意了。上海是又一个重要的选择。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首先，上海有一个有可能实现我的声乐梦想的地方。上海有一所跟中央音乐学院齐名的音乐学府，这就是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其次，我在招生材料上发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专业课考试科目中有一门是“写作”，这也就是说，原则上这是不需要复习的，短期内也不可能提高，主要是依靠长期的积累，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依靠的也是一种“本钱”。我觉得自己的写作功底还是不错的，这样，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我就能够节约时间，把精力有重点地投放到其他考试科目上。所以，虽然觉得报考音乐学院难度大，不敢保证能够尽管地考上，但是，先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然后再在上海音乐学院找老师“曲线”学习声乐，这似乎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经过这么一番考量，我最终选择了报考华东师范大学。

我总共复习了三个月，而且也只有这么长的时间供我复习。我记得当时正在播放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那个记不清名字的胖演员演包公演得还真的不赖。尽管我每天复习得很辛苦，还要给水湖镇中学的中小学生们上音乐和美术课，但是，每到播放这个电视连续剧的时候，我总是会放下手中的书本观看这个连续剧，这也算是劳逸结合了吧。

2.             为能录取多奔波

我考取合肥市教育学院中文系的分数是全班最高的，500分的总分中我拿了431分。我考安徽省教育学院也是全班最高分308。但是，这回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由于时间紧等原因，5门课我只考了313.5分。考试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断地往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打长途电话，询问我的考试成绩，我就是首先从电话里得知我的这个分数的。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热情地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是在往年，这个分数录取应该问题不大，好像是说此前一年的录取分数线就是310分或者300分，但是，我报考的那一年情况有些不同。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的人当时所说的与往年不同的情况具体是什么呢？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很可能是报考的人比往年多吧？所以分数线也要上涨。

既然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不保险，为了不浪费这得来不易的被“准考”了的机会，我立刻给全国其他高校的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或者中文系写信，把我的个人情况和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考试成绩告诉他们，希望假如他们那里有缺额的话我可以调剂过去。当时邮寄到全国的邮票每枚是8分钱，我记得我总共寄出了不下10块钱的这样的信，也就是说，我大约联系了100所高校，好像甚至于大连理工大学这样的学校我都寄信过去了，虽然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有没有中文系，但我宁可多花8分钱邮资也不可以放弃掉一个机会。记得当时大约有湖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和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三所学校有比较好的回音，有些调剂过去的希望。不过，我心里也知道，如果调剂到了这样的学校的话，我的声乐学习的计划可能就要大受影响了。但即使如此我也会去的，因为我是个乡镇教师，希望尽快有个进修深造的机会，更何况，不论是录取到湖南、陕西还是山东，学唱歌的机会总比在小县城里要多吧？

为了尽快地更确凿地搞清楚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有没有可能，我很快就从家里赶往了上海。我想知道的情况是当年有多少人报考？招收多少学生？有多少人达到了分数线？他们的分数是多少？这也就是我的竞争力有多大以及有多大的可能性被录取的问题。在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第六层的中文系办公室里，我见到了这里的管事的老师，但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姓Hang女工作人员就是不肯把我想知道的情况告诉我。虽然得不到消息，但我泡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师生中间就是不走，非把能否录取的情况尽可能快地搞清楚一些不可。果然，我也逐渐地打开了一些局面，好像主要是从一些安徽老乡那里获得了一些消息，他们根据往年的经验告诉我，说还是有可能的，但他们又告诉我说：“这就如同搞对象一样，要有耐心！”

可能是我过滤了，因为录取后我才从老师那里知道，我这个古代文学专业当年招收5个学生，报考的人其实并不多，由于往年一旦考生达上分数线，他们都会像我一样觉得自己应当被录取，这就可能带来一些麻烦，所以今年他们把分数压得比较低，想要做到招收几个就达线几个。我记得比较清楚，后来录取的几个人分数最高的是360分左右的山东汉子，我居然排列在第二！一位来自河北邯郸的憨厚小伙考了312分。报考古代文学专业而且达线的就我们三人，另一个分数比较高的是从别的专业调剂来的，最后的一位分数没有达线，算是特招生。

记得录取的当时主管文学与艺术学院（中文系隶属于该院）教学工作的副院长方智范老师还跟我谈过，说调剂到湖南、陕西等地也不错，我于是就把我希望在上海既攻读硕士又找老师学习声乐的想法告诉了他，看起来他也是比较同情或者说是支持的。

我也把报考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消息告诉过吴天球老师，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告诉他的我虽然记得不太清楚，但应当是在还没有被正式录取之前。我给吴天球老师打了电话，可能是想去北京跟他游击式地再上几节课。我记得他问我：“你不是说要考研究生的吗，报考了没有？”我说报名了，但不是中央音乐学院，而是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我觉得不大方便跟他解释我不敢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的某些具体原因，但我记得好像以前也曾经跟他说过，说过像我们这样的乡镇中小学教师报名深造很艰难。他随即似乎有些担心地说：“上海的老师多！……但你能不能考得上哦？！”吴天球老师好像还告诉我，说他在新加坡演出的时候跌了一跤，因此，去北京再上几节声乐课的打算我也就只好作罢了。临了，我请他注意休养身体。

大约在1994年的暑假前后，我收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正式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我被录取到这所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是元明清三个朝代的文学，主要是戏曲。

3.             导师的叮嘱

据说我的许多研究是“考友”在考取研究生之前好几年就已经跟导师联系过了，可是，我在拿到复试通知书之前还不知道导师的名字，招生简直上没有写，打电话询问他们也不肯说。大约是在1994年的四五月份我又来到华东师范大学，这回是来复试的，我这一次才知道可能要指导我三年学业的老师是谁。

我印象之中好像就是在这么一次复试的时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第一次见面认识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导师赵山林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至少在华东师范大学的三年，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上。”此后好像他还重复过类似的话。我相信方智范教授一定把我的情况告诉了赵山林老师了，因为我发觉华东师范大学老师们之间的联系颇多，而且比较及时。你想想，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专业，同时还想自学声乐，这样的事方智范老师应当会告诉赵山林老师的。何况，我曾经读过两年的音乐专业，这一点赵山林老师也不可能不知道。

我在这里要感谢方智范和赵山林老师，他们没有因为我“别有用心”而拒绝招收我，而实际上，我相信他们这种宽容办学的策略应当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音乐方面的素养对于古代文学尤其是元明清戏剧的研究是由帮助的，我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古典戏曲本体论质疑》就涉及到深刻的音乐方面的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音乐素养，这个《中国古典戏曲本体论质疑》就难以“质疑”出来。

当然，导师的叮嘱显然是要求我应当做到“学唱歌莫忘研究文学”，而我在更多的时候则把它理解为“研究文学莫忘学唱歌”。

4.             丽娃河畔我的梦

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其实，在我被录取到华东师范大学之前，我已经到过这个学校了，并且不止一次，因为复试的时候又来了一趟。但是，假如有人询问我对华东师范大学的印象，那么，这种印象却不是我第一次和第二次来到这所学校的时候所留下来的。由此可以见得，风光是与游人的心情密切相关的。前两次到华东师范大学，那是为了了解自己录取的可能性，是来复试的。能不能录取？是不是要被调剂走？这些都是未知数。而且，我当时肯定是心急如焚，即使身边风光无限，我又哪里有心思去观赏呢！？可是，在1994年暑假刚刚结束新学期即将开学之际，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我是怀里揣着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入学通知书来到上海的！人们常说“衣锦还乡”很体面，殊不知“衣锦离乡”的味道也挺不错，也很潇洒！

我记得那一天是我的一位住在上海宝山区吴淞口码头附近的远房表姐及其女儿一道去的华东师大，应当还是比正式报到日提前了一天去的，所以，不仅有心情，也有时间仔细地观赏一下已经属于自己的校园。

华东师范大学的正门正对着宽敞的中山北路，当时沿着中山路建造的高架路正在施工之中，它的巨大的身影已经矗立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正门门前了。正门应当也是新建不就的，呈巨大的马蹄形，听说就是为了和高架路相配合而改建的。

不仅大门外的气势宏大，也不仅仅大门的宏大，大门里面给我的感觉更是宏大。我这个小县城里出来的人，此刻可能真的有些刘姥姥进贾府的感觉，在当时，我哪里能够想象得出一所学校的规模竟然跟我们的县城差不多呢？我入学之前就听说我们新入学的研究生将要暂住紧靠中山西路的第一学生宿舍，而不久将搬入研究生楼，而我们的当时正在建设之中的研究生楼按序列应当算第十五、第十六学生宿舍，这难道不能够令我这位来自小县城的“刘姥姥”感到惊讶吗？其实，一直到邻近毕业之际我都没有搞清楚华东师范大学到底有多少建筑，因为，我清楚地记得，在这所学校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次我从一个圆形的拱门钻进一处有点像独立的一处花园的地方，正不知道这里是哪家单位，有人就告诉我这里仍然是属于华东师范大学，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什么什么下属单位。

我那一天随同我的远房表姐和外甥女一道观赏华东师范大学还驱散了我的一种朦胧。因为前两次来华东师范大学总觉得有一片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赭红色从我的面前晃过，那是一片翠绿之中的一片赭红色砖墙的颜色，但我之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房子外表的颜色会弄得如此地特别，有些像童话似的。我这里说那片赭红色是从我的眼前“晃过”的，这并没有错，因为我也许从旁边路过过，但没有心思去看它，更不知道它属于华东师范大学的什么建筑，也不知道它处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具体位置。这一次我看清楚了，那赭红色的“一晃”原来是位于华东师范的中心地带，是学校的办公大楼，两层的，红得就像记忆中的火一样，令人难忘。

第一次到华东师范大学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校园里有河流贯穿，河流的名字叫做丽娃，它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标志性景点。但录取后的第一次观光却发现校园里的河流不止一条，而是两条，都是南北走向的，刚才说过的那幢赭红色的办公大楼就夹在这两条河流之间。虽然此后的三年里我差不多日日走过华东师范大学的河边，粗心的我却一直没有搞清楚那两条河到底哪一条是丽娃河，一直到毕业，不，是一直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没有搞清楚。我记得我也好像偶然地问过别的同学，但可怜也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我看，既然如此，干脆把这两条河都叫做丽娃河吧！？

赭红色办公楼东边的那一条河要窄一些，我记得观光的当日河面上漂了不少水葫芦什么的，就像我童年时代家门口的“九连塘”似的。赭红色办公楼西面的一条要宽阔得多，河边是林荫小道，一些开花的灌木从岸边伸展到平静得像镜子似的水面上，简直要把我当时不平静的心情熨平，这多少令我有些不太情愿，当然，这也不大可能，因为偶尔又有微风吹来，把映入水中的鲜花的倒影揉碎，揉成一片缤纷而又朦胧的颜色，这又让人遐想不断。

是的，那映在静静的水中的鲜花就像是我的梦，而且，在即将入学报到的那一刻，我深深地知晓，我将在这所大学，我将在这条美丽的丽娃河边开始追寻我一直都在苦苦地追寻着的人生之梦。尽管微微的一阵轻风就能够揉碎丽娃河畔鲜花的投影，而且，那被揉碎的投影让人遐想不断，有一种淡淡的令人心碎的美感，可是，无论如何我都不希望我的梦境被什么风儿揉碎。我的梦境，它清晰可辨，它不会离我而去，它应该就是真的啊！

5.             舞，舞，舞

现在的大学里，很少有学生跳交谊舞了，这种现象实在是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年（2006年）在合肥学院南区校园里和一位学生走在一起的时候，仿佛是在闲聊之中偶然地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合肥学院的学生舞厅在哪里？”那位学生折腾了半天也没有回答出来，好像他读了几年的大学还不知道学校里有没有舞厅似的。之后，我也顺便地留意了一下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位于合肥的高校，结果发现，这些学校的情况与合肥学院类似，学生们对舞厅的印象就像对某个放置杂物的后勤处的仓库的印象似的。二十年多年前，我也曾经到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学校的学生舞厅跳过舞，可是，那里的学生现在都已经不怎么跳了。安徽大学过去的舞厅现在还在，可是，我发现它现在实际上已经废置或者移作他用了。一些大学现在当然也有舞蹈活动，可是，这些舞蹈活动往往是在一些节庆日的晚会上演出的，而不是每逢周末都会举行的个人性娱乐活动。

二十多年前，我在合肥教育学院和安徽教育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和现在不一样，我们那时的学生几乎每到周六、周日都要举行舞会。在安徽教育学院的时候有相对专门的两个舞厅，几乎每个舞厅一到周末晚上都挤满了学生，我的印象中有时候还售票。合肥教育学院虽然没有固定的舞厅，但是，舞情似火的学生们把教室里的桌椅往墙边一靠，把中间空出来，再在日光灯上挂上几条彩色皱纹纸，这便成了一个临时的舞场。有的时候一到周末就会有好几个教室灯火明亮、舞乐阵阵。

我不仅学习上非常刻苦，舞场上也颇勤奋，是周末交谊舞舞厅里的常客。在合肥教育学院的时候是这样，在安徽教育的时候也是这样，到了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我仍然是如此。如果有人一定要我追忆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时候的美好时光，那么，我想，在华东师范大学舞厅里度过的一个个周末，那毫无疑问将成为我对这所大学美好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大礼堂隔壁的研究生活动中心，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在图书馆二楼的学术报告中心，在师大一村的教工活动中心，在丽娃河畔的体育馆里，还有那绿草茵茵的大草坪上都留下我们的周末舞影。甚至于一直到现在，一想起华东师范大学的这几个多姿多彩的地方，我的眼前还有一些旋转的感觉，仿佛又看见了翻滚不停的舞厅大彩球。

是啊，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不跳舞了呢？如果老天爷让我现在年轻二十岁，我一定还和过去一样，尽情地畅饮我的周末好时光。

6.             声乐学习上的挫折

虽然有些眩晕的感觉，但在旋转的舞厅里我是不会晕倒的，即便是是挑起节奏欢快的快三步舞《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精力充沛。然而，在每一次的舞会之后，在三三两两地返回宿舍的人群之中，我都有些迷蒙的感觉，不，应当可以说，那就是一种眩晕的感觉。这当然不是跳舞所造成的，但却似乎与跳舞有些关联。因为在曲尽人散的时候，我常常会想，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除了学习古代文学之外，难道就只剩下了跳舞？

前面已经说过，当初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上海学习声乐，现在就不能不谈谈这个方面的问题了，尽管我实际上很想回避这个话头。

其实，在刚刚拿到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已经忙着联络上海的老师了。我首先是给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刘若娥写了一封拜师信，她回了信，但是，她说自己没有时间教我，她把我介绍给了上海音乐学院退休声乐教授魏秀娥教授。

我还记得在她那里练唱过《美丽的西班牙女郎》、《大森林的早晨》等声乐曲，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在学习了几个月之后，在谈及涉及继续学习的某些问题的时候，她突然很困惑地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以为她不想教我了，所以，此后就不再去上课了。

现在我想，我也许当时误会了魏秀娥老师的意思，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很善良。她也教出过不少的学生，据我所知，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和上海歌剧院都有她的声乐学生，据说有的现在已经是教授了。

青春的车站 青春―― 是一列特快班车，我―― 是一位误了点的乘客。茫然若失，独自在清冷的月台踟躇，踟躇，又踟躇，不安的心犹如铁轮下咯咯颤抖的泥土，碎石，和枕木。本来兴冲冲地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希望一边攻读中文硕士学位一边请老师私学声乐，然而，我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书的三年时间里没有能够实现在声乐学习上的梦想，对于这个问题我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这个人也许就是很笨，西瓜皮做鞋掌不是那块料子。不过，回过头来又觉得纳闷，我对于声乐学习所定的目标也并不是非常地不可思议啊！我并不是一定要成为多么多么耀眼的明星，我只是想学会正确的发声技巧。我自己认为，如果我的声乐学习就是要成为能够挣大钱的明星的话，也许不需要掌握“美声唱法”的发声技巧都可以，我相信我的嗓音本钱完全可以唱好流行歌曲的。

随着时间一天天地流淌，我的边读中文边学习声乐的梦想就像傍晚的太阳一样逐渐的黯淡了下去，我似乎对此无可奈何，难以挽回。我心里虽然很想再找老师，但是我的这种愿望就像瘫痪在床的病人一样，想要站力起来却又很快发现自己浑身无力。我不能不想到，即便是自称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比较有名的声乐老师也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十几个，我已经算是联络了两位了，再联络，即便是有人同意教我，说不定哪一天老师之间一串门，在我正在上课的时候撞上，那样的话连我自己都感觉满不好意思的了。

总之，也许我这样的想法不对，不过，声乐上连续的不够理想的学习结果已经开始使得我失去了信心，我仿佛眼眼睁睁地望着的我的漫天的星光逐渐地黯淡了下去。这也许就是我在每一次舞会曲终人散之时才产生的“眩晕”感，所以，虽然跳舞本身也是我的一种快乐，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剂麻醉药，是我在声乐学习遭遇挫折之时的一种对于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