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求学记

我1993年从安徽教育学院毕业。在毕业之后的一年里，我有些困惑，这主要是因为，虽然经历了两年的专门学习，我仍然觉得自己的声乐水平非常不够高，距离我的理想目标还相当相当地远，还必须进一步地学习。在这一年里，我觉得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前往京师求学为进一步深造打基础的经历了。

1.             拜师吴天球

一谈到在北京学习声乐的那段经历，我就不能不谈到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授吴天球老师的一段交往。我还在安徽教育学院读书的时候就幸运地和他认识了，不过那时也快要毕业了。

在安徽省教育学院为期两年的进修深造的后一年，我感觉到了有到诸如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等这样的地方进行进一步地学习的必要。恰巧，在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们这第一届音乐专业的学生有一次去北京观摩的机会，为了向往中的中央音乐学院，我是迫不及待地提前了2天出发的。当然，这也算是给我们此次北京观摩活动的大队人马做先遣。

到了北京给后续的大部队安排了比较便宜的旅馆之后，我就琢磨着如何能够跟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老师联络上。我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希望认识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当时越来越感觉到，像我这样的没有什么靠山的平头百姓，只有完全依靠自己硬闯才有可能闯出一番事业。具体地说，似乎是只有考取研究生这么一条比较现实可行的道路了。而在当时，由于我已经算是进入了音乐专业性质的学习领域，所以，我特别想报考音乐学院的研究生，主要是学习声乐。

我这个人对于自己能不能考得上也是很认真地对待的，不像有些学声乐的学生那样一下子把自己看得非常高。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一直有着一种自卑的心理，总是觉得自己很可能在某个方面不如别人。例如，当我站在位于北京长椿街上的中央音乐学院大门口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是那么地渺小，也许，这里的学生和老师对我的现有的条件和技术掌握状况嗤之以鼻！?

记得我当时想和此次观摩活动的带队老师王海燕以及其他同学一道去中央音乐学院看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和我一起来。至于他们是不是已经来过了，那我就记不清楚了。听说有人在为我给他们联络的旅馆不满意，我觉得能够找到那么便宜又干净的旅馆已经不错了，我们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学习的。你们看看，我们的那个音乐专业就是有些奇怪，记得那一次的北京之行总共才十天左右吧，但愿他们没有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花在找旅馆上。

总之，我是独自一个人来到这个音乐殿堂的。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手里拿着一张北京市地图，其它什么也没有带。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一个工作人员，问这里有没有老师在上课，我希望旁听旁听，值得庆幸的是，恰好这个时候就有。那位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中央音乐学院的吴天球老师正在某个教室给校外人员解答关于声乐考级方面的问题。于是，我就去到了那个教室。记得当时在场的人并不多，好像还有一位学习美术的人正在跟吴天球老师聊着什么，他问这问那，吴天球老师也在比较认真地回答，但我却被他搞得很着急，觉得他这么一位学美术的人才干吗要来耽误我们宝贵的时间呢！？

我不准备考什么级，我就是来咨询我有没有可能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的。不知道第一句话我是怎么跟吴天球教授说的，反正我记得当场他就要我唱了一首歌给他听。根据我所了解的“行情”，如果声乐老师不满意某位求学者的声音条件的话，他立刻就会或者直接了当或者委婉一些地告诉你：你不适合学习声乐。我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但他没有说这样的话，实际上他的态度很和蔼，最后还告诉了我他家的电话和住址。显然，当时我一定向他提出了请他给我“听听”的请求，也就是请他给我上上课，但具体情况如何，由于时间太久，所以不是每个细节我都能够记得很清楚。总之，第一次认识的结果就是，他愿意给我上课，至少是还想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使得我很是兴奋。

我记得我当天晚上（也许是次日晚上）去他家上了一次课，我还记得他说过：“要考中央音乐的研究生嘛，不是那么容易，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需要三年。”这应当是对于我有没有可能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最明确的回答了吧？！

如果像现在这样，报考学校不再需要考生本人工作单位开具介绍信的话，如果我每次都能够很容易地报上名的话，那么，我哪怕是考它五年八年也要一年一年地考下去的。可是，他一定不知道我的这种情况，我们这些乡下中小学教师的情况就是：不用说考试本身是多么地困难了，开具报名介绍信就是一道极高的门槛，这道门槛已经不知道埋没了多少有上进心的人了啊！这道门槛已经不知道埋葬了多少颗渴望进取的心灵了啊！

我要力争我的研究生考试一炮成功，因为我无法保证下一年我仍然能够报得上名！你想想，你复习了整整的一年，到了报名的时候，只需要单位领导或者教育局有关人员一句话，不允许你报考，那么，整整一年的辛苦就算是白白地浪费了！考试本身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报名。

为了能够尽快地考上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我下定决定，只要有一线的可能，尽量多来几趟北京，跟吴天球教授多上几节课。

2.             声乐教学“速决战”

在北京的教学观摩活动结束之后，我很快就从安徽教育学院毕业了，总算是拿到了一张音乐专科的毕业证书。但是，我觉得我的声乐之路才刚刚开始，仅仅两年的声乐学习是不够的，仅仅获得一张专科文凭更是不够的。那个时候的我还真的有些像海上的冲浪运动员，冲过了一个浪头之后，很自然地就迎向了第二个浪头。似乎没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仿佛这一切就是这么顺理成章。常言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不过，对于我而言，这样的表述似乎更为准确：水当然是要往低处流的，而艺术和学问当然是要往高尖的方向做的！1993年的夏天，刚刚从安徽省教育学院毕业，我记得好像还没有来得及回水湖镇中学报到，我就立刻利用暑假的时间又一次地奔赴北京，继续跟吴天球教授学习。

我在北京的这种声乐学习具有一定的“速决战”性质。因为这种学习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在北京要住旅馆，要吃饭，而我当时的工资又很低，当时大约也就一百多元的月薪，我记得去一趟北京所带的钱只能够维持大约一周的时间，不可能坚持得太久，不可以打“持久战”，只能进行“速决战”。

在这短短的一周的时间里，吴天球老师是这样安排我的学习的，那就是隔一天上一次课。这主要是因为课程安排得太紧则学习会受影响，声乐学习需要消化，需要学生上完课之后反刍、思索；而如果两课之间的时间间隔安排得再长一些则不现实，因为我不可能老是耗在北京的旅馆里。由于每一次的上课都很珍贵，我还在每次上课之前买好录音磁带，把上课的情况录下来，以便我回到旅馆尤其是回到安徽我的小县城之后还能够继续回顾上课的情况。用磁带进行录音教学的办法也是吴天球老师建议的，这个建议很好，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远道而来的学生，它大大地提高了我每次上课的教学效率。我记得在吴天球老师那里唱的最多的几支曲子是《月之故乡》、《小白杨》、《在那遥远的地方》和《我爱五指山》等，而且，这些曲子基本上可以说是我自己选择的，因为吴天球老师在教学上比较民主，基本上是我比较喜欢哪首歌，他就教我哪首歌。

我当然也十分希望能够有机会长期待在北京跟吴天球教授，我想过这种好事，但是，那必须在北京找到打工的机会，把经济问题解决了。这种情况对于我这样的一个人生地不熟的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我记得我独自找过，我怀里揣着身份证，不时地拿出来给人看，可是人家根本就不相信这个，都怪善于造假的罪犯们的水平太高了，警惕性颇高的北京市民宁肯相信熟人介绍，也不肯相信身份证。

我当然也知道，即使是侥幸地找到了工作，那也不可能是像样的工作。当时，对于我来说，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中小学带课教师之类的工作，那我一定会感到很满足，我不需要成为正式的中小学教师，因为我还要考研，我只需要工作一段时间，以教养学，完成我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研究生的人生夙愿就行了！但是，我实在是没有信心，经过一番令人沮丧的折腾之后，我更加没有信心了，因为老是在外面没有结果地乱跑，不仅找不到工作，还会影响我的声乐课的学习效果。

不过，这个时候，我巧遇了一个人，他给我的求学之路带来了一线新的希望。

3.             结识张一波教授

一天，我在上声乐课的时候，听吴天球教授说，他的新著《让你的歌声更美妙》很可能已经出版了，这本书是他根据他在媒体上进行声乐讲座的演讲稿子整理出来的。我当然希望先睹为快，于是就跟吴天球教授说，我准备先去我居住的旅馆附近的书店看看有没有卖。

次日早上，在我所住的旅馆不太远的地方，我找到了一家小书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书店的名字就叫做“三味书屋”，我还记得，它的对面应当就是著名的中央民族文化宫。我那天去的比较早，书店还没有开门，恰在这个时候，一位六十岁开外的老人家走了过来，他手里好像还提着菜篮子，我记得他立刻就与我攀谈上了，这位老人家就是张一波教授。

刚刚结识的时刻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很显然，我一定是很快地就告诉了他我来到北京以及来到这个“三味书屋”门口的目的。之后，他还领着我去了他的家，他家位于北京的一条很短的街道“教育街”上，记得他的住房号码是“1001”。我当时懵懵懂懂得很，搞了半天才知道这个“1001”就是第十层楼第一套住房的意思。

当天下午，张教授又把我领上了一辆小汽车，沿着一条叫做什么什么的环线转悠了一圈，他说他这么做就是要让我认识一下繁华的北京。我还清晰地记得，在下车过马路的时候，他特别地叮嘱我说，街上的车子速度很快，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刚刚相识，张一波教授给我带来了新的期待和希望，他告诉我说他是“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的人员，并且，他愿意帮助我这个热爱学习的人。

4.             无缘北京男保姆

我记得我当时对于这位萍水相逢的老前辈确实是有些将信将疑的，我也相信，如果换上了其他人的话也应当会是这样。不过，毫无疑问，我非常渴望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位有来头的人来帮助我。我听他说，他的一个侄子一个月的月薪有一千二百元之多，由此激发了我许多的幻梦。不过，我并不贪财，我计算过了，如果要在北京维持长期“持久战”式的学习的话，一个月的基本消费大约需要六百五十元左右。所以，月薪一千二百元，无须这么多，只要每个月能够拿到七八百，那我就会感到很阔绰了。

可是，在跟我谈了这些之后，张教授的话题就总是喜欢转移到要给我介绍个保姆之类的工作方面去。一个大男人当保姆，我也想到过这种情况，并且我是愿意的，一切都是为了学习啊！可是我心里也明白，我大概是做不了这个的，首先一条，我自己就不大会做饭烧菜干家务，所以，最好有其他的选择，干嘛非得做保姆呢？

张一波教授开始的时候也是想让我给他家当保姆的。我记得有一天，他要我给他家打扫卫生，我于是也就拿起扫把扫了起来，但是，连他本人都对我的扫地工夫不满意，好像是说床底下没有扫。对于我这个农村孩子，即使是在自己的家里，我也是不大常常清扫得如此地仔细的，或者是根本就想不到去清扫床底下。

张教授很热心，甚至于路上偶然遇见了熟人也不忘记帮我打听打听是否可以去他们家做保姆。但我觉得他们提出的工钱不够维持我的学习，更何况我对做保姆本来就没有信心，恐怕东家一看到我的样子也就跟着没有信心了。我现在也这么认为，我不是一块好的保姆料子，这样的话绝对不是觉得自己做了保姆工作感觉有些丢人等等，而主要是从我的手艺拙劣的角度来说的。

5.             京城到处都是官

我记得张教授曾经和我约定，我们俩大清早上在一个叫做“牛肉湾”的胡同口见面，我们也确实如此地在这个牛肉湾胡同碰过好几次头。有一回他带着我到他的一位朋友的家，那应当是一处平房四合大院，隐隐约约地记得在附近好像有“东四”或者“东条”之类的街牌。我们并没有进到院子里，只是在的院门外与从院门里面走出来的一位大约三十多岁的男子聊了聊，聊的是有关做房产生意之类的话题，当然，说话的是张一波与那位男子，我不便插话。返回的路上，张一波告诉我说，那所大院子里面居住着好几位部长级以上的干部。

还有一回是在一幢楼上去看他的朋友，但我们没有找到人，临离开的时候他告诉我说，那是一位部级干部的家。

我记得他还在某一次外出的路途上指给我看一处住宅，说那是周扬的家。当时周扬已经故去，他说周扬的家现在已经成为幼儿园，是周扬本人捐献出来的。

张教授后来还告诉我，他所居住的那幢位于教育街的大楼上，厅级以上的干部占了三分之一。我当时真的都有些眼花缭乱了，怪的不人家常说：“上海遍地都是钱，北京到处都是官。”

6.             “沙滩”的小屋

张教授告诉过我，“中央党史人物研究会”准备编纂一部介绍各个时期省级以上的中共党史人物生平业绩的丛书。而且，这个研究会还准备购置房产。我于是开始帮他跑房子，帮他们物色办公用房。我搞得很累，一边跑房子，一边还要上课。同时，因为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为了省钱，我只能乘坐公共汽车，甚至于连乘坐公交车的车费都要考虑节省。

张教授答应接济我，最后，他借给了我二百块钱，说是不用我还，但要我写了张借条给他。其实，我最希望得到的是他能够借给我一辆旧自行车，或者给我找一个能够避风雨的地方，以便免除我的旅馆之费。我当时也向张教授提出过，不过，也许张教授是出于什么原因想考验考验我的体力和精力……

我为了每天少花大约块把钱的旅馆费，搬到了与我先前居住的旅馆相隔几条街道的另一家旅馆，我没有想到张教授会为此很不高兴。我记得到了最后，也许是在我的请求之下，他告诉我，说他在“沙滩”一带有个小住房，他说，那里是以前的老北京大学的住址，好像说是当年毛泽东也在附近居住过，不，好像说的是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候就居住在那栋楼上！

我当时是如何提出自己的请求的呢？我对此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无论如何，在一位萍水相逢的人面前，我是不大愿意开口的。我想，当时一定是迫不得已了。我并不是很强壮的那种人，天天这样地到处奔跑是很累人的，也确实影响学习，而学习声乐才是我来北京的主要目的。何况，我的经济上如此地拮据，如果他老人家确实有能力帮助我，给我找个能够维持学习的工作，或者解决我的住宿的话，那将对我帮助极大，将解决我所面临的根本问题。但我记得，他在答应把他的位于“沙滩”的小房子的钥匙给了我之后确实是已经不怎么快活我了，可能是因为我不是那种非常乖巧和机灵的小伙子的缘故。他给了我两个房间的钥匙，一个房间比较大一些，大约十个平方，有窗子，但是他说那间房我不可以居住；另一个房间实在不能算是住房，实际上是个放置了旧书、旧杂志以及旧家具的地方，没有窗户，大约只有四个平方，也就是说，只能够侧着身子挤进去一个人。

在把那个大约四平方米的小屋里面的杂物清理出去之后，我住了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这个人特别招引蚊子，因为没有帐子，我就在里面用蚊香。在那间大约四个平方的小屋子里，我验证了一个科学道理，蚊香发出的烟雾不仅能够熏蚊子，而且对嗓子也很不利。因为我熏了一整晚的蚊香之后，第二天在吊嗓子的时候，我发现我的高音已经有些上不上去了，而且容易破。

住到“沙滩小屋”的那阵子，我记得张教授还提出给我介绍对象，说是四川大学的，但是，我却一直没有见到那个人，因为随后他也就不再提起此事了，我当然也就不好意思硬去追问。

7.             张教授的不悦

农村里长大的人确实不怎么精明，我这个人应当就是如此。曾经就有人说过我：你这个人似乎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不大习惯顺着别人的思路进行。我难以得到更多更好的帮助，也失去了不少的机会，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如果我就是一只风筝的话，那我也只能是一只飘飞到北京上空的风筝，我的命运的细绳依然拴在安徽省，拴在安徽省长丰县教育局的人事档案室里。我仍然是安徽省长丰县水湖镇中学的教师。由于新的学期开学在即，而且兜里的钱也快要花光了，所以，我决定回家一趟。我是在当年的6月底从安徽教育学院毕业的，到了快进入9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必须对我所在的单位有个说法，或者说，这就是进修两年之后的回原单位报到的问题。由于在北京长期学习的计划并没有安排好，我因此也就不愿意轻易丢弃原来的工作。

张教授似乎不希望我回去，他希望我就在北京复习考研，而这时候，我记得，他领我来到了一家好像是叫做什么“……电子研究所”的单位，说他准备把我介绍到这家单位工作。不过，这个时候我的信心更加不充足了，因为折腾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而且，他说把我的人事档案调来北京，而户口留在原处。我是个乡下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把档案和户口分开，觉得不妥当。于是，我还是坚持要回家一趟，回家之前我还告诉他，能不能把那家电子研究所的接受我去工作的介绍信邮寄给我。但我请求他邮寄给我的也许是那家电子研究所给我开具的报考研究生的介绍信，对于那段记忆我已经记得不大清楚了，不过，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假如您老前辈确实有办法，那么，从那家叫做什么“电子研究所”的单位盖个公章总应当是不成问题的吧？他应当相信我这是为了考学校，不是去干坏事。你们看看，我经过了几次报名考试之后，已经开始迷信公章了。公章就是权力，公章就代表着权力，公章就是考生的命根子，公章就是我们这些考生的神话！

回到安徽老家之后，我确实收到了张教授邮寄给我的那家电子研究所的介绍信，于是，我又弄了一些钱回到了北京。但是，情况完全变了，当我打给张教授电话希望再次住进他在沙滩的那间小房子，打算正式开始定居式的声乐学习的时候，我听到的几乎完全是一钟陌生而且不快的回音：“现在不行啦！现在已经不行啦！不行啦！……”

8.             吾日三省吾身

我后来一直在思索，我到底什么地方引得张教授对我不快，以至于导致他老人家最后放弃了对于我的帮助呢？尽管我自己也认为，我确实不是那种非常乖巧的人，我也不是那种非常听话的人。不过，无论怎么说，在那个炎热的夏季里，大约也就是两三个星期的时间里，我对这位老人家是非常地尊敬的。难道真的就是因为我中途回了一趟安徽他就不高兴到了如此的地步吗？！

也许，是我说话之中无意间冒犯了他？有这种可能的。记得有一次，张教授向我要我的声乐老师的电话。我当时虽然不是很懂事，但也直觉地认识到，没有经过吴天球老师本人的同意就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告诉别人，这恐怕不大好，所以我有些犹豫。然而，既然张教授需要，我又觉得不给他也不好，张教授也在帮助我的求学，而且他老人家如此地值得尊敬。所以，我略微思索之后就把吴天球老师家的电话给了他。

我本打算当晚就把此事告知吴天球教授一下，但是，作为一个学生，我有时候是很腼腆的，觉得老是给老师打电话不太好。又一想，反正明天还要去上课，上课的时候再告诉他也不迟。我还想到，如果张教授给吴天球老师家打电话的话，或许对我还有所帮助呢！因为他是一位老者，一定善于处理这样的事情，不会随便乱说话的。但是，我应当是搞错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二天上课的时候，吴天球老师似乎很不高兴，而且，那种尴尬气氛使得更加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提及我擅自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别人的事情了。

我后来一想，觉得张教授给吴天球老师打过电话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引得吴天球老师不愉快的原因很可能就在这里。所以，我也就不是很高兴，因为我之所以如此辛苦地来到北京，其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为了学习声乐，如果声乐老师都不高兴我了，那么，其他的努力不就等于是在白折腾吗？所以，在再一次见到张教授的时候，我就向他表明了我的这样的意思。我记得我当时说话的时候是有些不高兴的，应当是说了这样的话：“我来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跟吴天球老师学习声乐，虽然没有钱，但我不是为了省钱而来，我有一分钱就上一分钱的课……”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觉得后来张教授对我不很高兴，也不愿意再帮助我了，其原因很可能就是我的此次说话没有把握好分寸，不会说话，话说得惹人生气。尤其是“如果声乐老师都不高兴了，那么，其他的努力不就等于是在白折腾吗”这样的说法不应当有，认识张教授本身就是极其有意义和价值的。可惜我当时太毛糙！

但是，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在对那段经历不断地咀嚼咀嚼之中，我又觉得，虽然有时候我说话不太注意，但总的来说还是非常谦恭的。何况，即便是我偶尔说了什么的不该说的话，张教授也不至于和一个毛头小子不高兴那么久的吧？！更不至于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方设法来折腾我吧？！是的，应该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9.             我看见了一道神圣的佛光

我在漫长而坎坷的经历当中，我常常思索，到底是不是有人暗中在折磨着我，我也常常想到张一波教授，他是一位“神仙”，他应当有能力折腾我。然而，我一直又觉得，他不像是那样的人，即使是对我有些不愉快，拒绝帮助我，也还不至于要折磨我。即使是要折磨，也不至于无休无止。

我记得刚刚在北京认识张一波的时候，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极其有修养的人，像过马路的时候要当心、不要随地吐痰、切菜刀的刀锋不可以对着人放置等等这类的事情他都教育过我。可是，后来怎么了？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尤其令我难忘的还有那么一天，那也是在我与张教授刚刚认识不久的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后门附近有一条比较窄小的街道，叫做新文化街，这条街上有一个露天集市。我和他那天一道出来买鱼吃，我清晰地记得，当张一波教授看见卖鱼者用木槌把顾客选中的鱼打死的时候，他喃喃地跟我说了一声：“鱼也感到疼啊！”呀！这不是佛的境界吗？我当时很兴奋，仿佛有一道佛光在我眼前闪现！

大概也就是因为拥有了这样的一次买鱼的经历，我虽然觉得他不快活我，但仍然在以后的若干年里继续地与他有些交往。因为，我自己在读初中的时候差一点也就信了教。虽然后来我并没有加入教会，但是，我对仁慈与人道主义这些词眼不仅不陌生，而且很敬重。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恻隐之下，恻隐与怜悯是人类从野蛮与愚昧之中走出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向大自然索取物质以维持自己生存的时候，文明时代的人类往往会思索这种索取的正义性。古代印度的释迦牟尼把人类的这种恻隐之心发展到了极致，他创立的佛教不仅禁止教徒杀生，甚至于鼓励教徒舍生喂虎。西方的基督教和犹太教虽然不主张吃斋，但是，他们强调了人类的一种原罪感，这种原罪的意识是与佛教的精神相通的。人类在维持自己的生存与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过程，实际上也对他人或者他物犯下了罪行。尽管似乎有比较有力的理由来说明人类是不得不犯这样的罪的，但是，我却对于那些有了这种原罪感的人感到更加亲切。说白了，如果只承认动物世界的规则，那么，你就不必有这样的原罪感，也不可能拥有佛的精神；而如果你承认了人类的准则不同于动物，那么，这种原罪感才会产生。我们中国人虽然并不怎么信仰宗教，但是，儒家实际上也有一些与佛教以及西方宗教的原罪感相通的地方，例如古代中国儒家圣贤们听叫牛羊的惨叫声不忍心食其肉：“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实际上，本人甚至于认为，现在的动物保护主义者的宗旨也是和佛教精神以及西方宗教的原罪意识相通的。可见，我们的人类世界是有着普遍性的人性准则的。

我想，即使我偶然地在某种情况下所说的话真的会让人觉得很不恰当，像张一波教授这样的具有高尚的“佛”之精神并且富有深邃的恻隐之心的老前辈也不会去跟我太计较的。我真的不怎么相信，也不愿意相信那在暗中折磨我许多年的人会是这样的一位仁慈的长者！是的，不会的，他不会是那样的人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假如他真的想整我，我想，我不仅不可能在不久之后被华东师范大学录取，不仅不可能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而且，也许会遇到更大的更加难以想象的人生挫折。说明白一些，也许我早就不存在了！朋友们信不信我所说的这些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