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声乐

1.             返乡任教

心事如泉当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心事象山泉一样汩汩地流淌。 从我滚烫的额头流过了枕边，又从枕边洒落到地上。 浸湿了沉默的沙发，漫过了灰色的窗，直把我暗淡的小屋变成了一片苦闷的汪洋。1986年从合肥师范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了家乡水家湖镇中学任教，正式当上了“臭老九”。水湖镇中学位于紧挨着水湖镇城区一带的一个比较大池塘――杨大塘（音）的边上。池塘的风景还算不错，在这个池塘边，也曾经消磨掉我不少的童年时光。而且，我来到水湖镇中学工作不久，当地政府就以这个池塘为基础修建了合肥地区第一个县级公园，名字就叫做水湖镇公园。

水湖镇中学是一所“戴帽子”中学，所谓“戴帽子”，指的是它不仅有初中部，还有小学部，是小学戴上了一顶初中的“帽子”。看来这不算是什么高帽子，应当是个比较低的帽子。我在这里主要担任音乐和美术教师，我记得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初中三年级我都教过。那么，我到底算是中学教师还是小学教师呢？尽管说我是中学教师或者说我是小学教师都可以，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我应当算是中学教师，因为第一次去这个中学报到的时候，长丰县教育局给我开的公函就是要我去这所学校担任中学音乐、美术教师的，所以我应当算是这所中学的“帽子”部分。

这所学校也算是我的母校，因为，它是由几所学校合并而成的，这被合并的学校中间就包括我就读过的前进小学，所以，我算是回到了母校任教啦！而且，我分配到这所学校的时候，这所学校才刚刚建立，也就是刚刚由前进小学等几所学校合并而成，所以，我也算是这所中学的首任元老中的一员了。由于是初建，甚至于这所学校的名字都还不是非常地固定，有人称呼它为城关中学，还有人称它为长丰三中，但它的正式名字还是水湖镇中学，这可能是因为筹办这所学校的经费是水湖镇出的。

应当说，我对这所学校的广大师生是有感情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里是我的母校，还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八年的时光。尽管我在这八年中有四个年头是在合肥进修，但是，我的人事档案一直在长丰县，我一直算是水湖镇中学的人。八年是什么样的概念，用这段时间可以打跑日本小鬼子啊！

2.             奔波在县城与省城之间

参加工作之后我才真正地意识到我应当找个声乐老师。由于有了工作，也就有了一些收入，于是我就有了一些学习声乐的学费。我先后跟安徽省艺术学校和省歌舞团的老师学习过一段时间。当时的学费是一节课5元钱，我工作第一年的工资是45元，第二年转正后是56元，而我一般是一个星期去合肥上一次课，所以，连课费带路费，我工资的一大半也就这么出去了。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说的是，只要我能够拿得出，我是不在乎花这样的钱的，我是一个很舍得在学习上花钱的人。当2004年我不仅穷得叮当响，而且还背着债务从上海戏剧学院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看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这时我才比较清晰地发现，我之所以在经济上一直如此地狼狈，应当都是求学惹的“祸”。因为如果不是一直忙于求学，我在将近四十岁的时候应当会有些积蓄的。然而，我并不为此感觉沮丧，我觉得值得。老师付出了劳动，而我获得了知识，我乐意花这个钱。假如老师不收学费的话我还真的会有些担心，担心会不会学不到真的功夫呢！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够学到些什么。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给小学生做过家教，我也收取了一节课15元的在当时算是比较标准的课时费。我不怕花钱买学问和技术，只是害怕交了学费花费了精力学业上却一无所获。

我当时非常想报考大学音乐系的本科，也为此像普通高中生那样非常认真地复习过，但是，由于当时无法解决考上以后的学习花费等方面的问题，所以，我最终还是报考了在职脱产进修性质的学校。

1988年，我报考了合肥市教育学院中文系，获取一份中文专业的大专文凭也许并不是我考虑最多的，我之所以报考这所学校，其更为主要的原因也许还在于，考取后我在省城里面找老师学习声乐就方便多了，不必每个星期都要在水湖镇与合肥之间跑上一个来回。我当时为了学习音乐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我甚至于一度筹划着买辆摩托车，每个周末我都可以骑着它去合肥学习。看来声乐学习确实有激发想象力的作用，因为如果不是出于声乐学习的需要的话，我当时连想也想不到要去买摩托车，这首先是因为我并不像那些爱车族那样喜欢摩托车；其次还因为我经济很拮据，在那个时代，摩托车是一件奢侈品，在那个时代买摩托车，我觉得多少有些类似今天的人买汽车。应当主要还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我没有能够拥有自己的摩托车。我当时真的很后悔，后悔住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四年居然没有请老师学习声乐。

如果说音乐就是我美丽的梦境，那么，声乐就是我梦中的情人，她在我的梦境的月光下翩翩地起舞。

3.             报名考学何其难

想去教育学院进修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报名这么一道关卡就能够让许多考生蜕掉一层皮！

我1986年从合肥师范学校毕业到水湖镇中学任教之后，第二年就非常积极地想要参加成人高考，但是，当时的校长没有同意，说是两年以后才允许，为此我和他几乎要碰撞起来，我记得在我提出申请遭遇拒绝并几乎要碰撞的时候，是一位姓陈的教导主任在旁边解劝才算暂时过去的。

那个时候确实有工作两年之后才允许参加这样的高考的规定，但是，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只对那些没有门路的人起作用，我的熟人中就有仅仅工作一年就进修的。话又说回来，如果你没有门路，工作二十年他都能够找到理由不让你去报考进修。这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套子是，你要考学就必须有你所在单位的介绍信，你所在的单位拥有允许不允许你去进修的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于从报名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也就是说，如果单位不同意，你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我记得我当时就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部写信，告诉他们最希望早日深造的人往往都是很有事业心的人，假如把这些人最想学习的几年给拦在原地，他的学习劲头很可能过几年之后会冷却，而且，这些人现在的工作也不大可能做得很好。当时信都写了，但是没有邮寄出去，因为我转念又想，即使是寄出了，又有谁会去搭理？再说，中国那么多的教育家，那么多的聪明人，难道这么点道理都不知道？难道还要我去指指点点？

一条“不准报考”的规定，拦住了多少位莘莘学子，冷凝了多少份渴求知识的热情，浇灭了多少颗如朝阳般喷薄欲出的希望，碾碎了多少个风华正茂的青春梦想啊！

现在，关于考学的问题已经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了，听说报名的时候只要交出身份证，不须要单位开出同意报考的介绍信了。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在原则上，你随时可以报名参加考试了。不仅如此，甚至于连上普通高校也没有年龄的限制了。这显然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我真的非常非常羡慕今天的考生啊！

关于坚持要单位开介绍信并且“硬性”地规定必须工作两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才可以报考学校的合理性问题，我记得当时某些人宣称，他们之所以必须这么做，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你人一走工作就没有人做了。这个理由看起来振振有词，似乎很有道理，不过，现在废除了这些规定之后，我发现不仅单位里的工作有人做，而且做得还可能更好，这是因为，把一个非常希望出去深造的人强行留在现在所属的单位，这样一来不仅他没有办法去他想去的地方，想接替他的人也来不了。人一流动，良性循环就开始了。求学必需出具单位介绍信的另一个理由，也许是更为重要的理由是：求学者是单位的人，当然须要单位领导的批准。其实，人才应当是属于整个社会的，单位怎么能够有权力决定给不给一个人去报名呢？人才不是单位的奴隶，人的考试权不应受到单位的制约，而至于考试获得录取之后涉及到的与单位的合同约定问题，那完全应当另行解决，因为它们是两回事。现在说这些话恐怕都已经是后话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仍然控制不住自己，仍然想罗嗦几句！

其实，就报名考学方面的政策而言，长期以来给我造成的印象是，只要手里有权，政策怎么定他们都由理由，你觉得对那就对，你觉得不对也没有用处。但愿今天的莘莘学子不要再有我过去的那种感觉了！

4.             身在曹营心在汉

1988年，我考入了合肥市教育学院中文系，开始了为期两年的在职脱产进修生活。因为我的复习是按照普通高考的规格进行的，所以，总分为500分的五门考试课程，我得了431，是这所学院中文系的最高分，或许这个成绩在当时的全省也是能够排列在前十位的吧！？

住进合肥市教育学院之后，我确实是有些身在曹营心在汉，虽然我学习中文也很刻苦，但我更加投入的是声乐学习，一切为了声乐！现在我已经非常清楚，在都市里生活的一个好处就是接受教育方便，尤其是艺术教育，小县城里是不可能找到像样的声乐教师的。

我在合肥教育学院的时候跟安徽省歌舞团的一位老师学习了一段时间，但是，也许是时间比较短促，也许是业余学习的不正规，我总是觉得有一些主要的声音问题难以解决。所以，我还是一直盼望着能够创造出更好的学习机会，例如，考取音乐学院，研究生或者本科生都行。不过，在当时的状况之下，考取中文类的研究生是一条更为可行的选择。合肥教育学院同学之中想考研究生的人不少，我觉得，与那么一些有着“考研病”的同学们在一起聊上那么几回，似乎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考研症状”。

5.             我的第一首诗作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曾经阅读过一本杜甫诗集，那本书可能是家人从县图书馆借的。也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什么原因，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学着写了一些诗歌。不过，当时我似乎并没有想成为诗人的意思，可能主要是出于一种本能似的模仿，或者是因为杜甫的那些诗歌太好了，因而不由自主地使得自己动作了起来。我记得当时还写了不少呢！但都没有保存下来，应当说也没有必要保存，因为写得肯定不怎么样，连给我自己留下一些印象的都没有。所以，与其说那是在写诗，还不如说是“诌诗”更为恰当。我记得当时我也是知道这么一句俗话的：“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诌。”读小学的时候写了一大批的诗，上了中学之后，我却莫名其妙地好像一首诗也没有写，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小时候的诗歌写作完全是无意之中的本能性的模仿。

不过，到了合肥教育学院之后我倒是写了一些诗歌的，我到目前为止总共才写了十几首自己觉得勉强还算是诗的小诗，而其中的绝大部分就是在合肥教育学院读书期间写就的。

如果我小学时代的那种“本能模仿”还不能算是诗歌创作的话，那么我这个不是太敬业的低产诗人所创作的第一诗歌也应当是在合肥教育学院。

应当是在合肥教育学院的第一年，我们的班主任叫王静，同时她还是我们的任课老师，她带的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就是写作课。有一次，她在临近下课的时候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业，那就是写一个什么东西，好像也提到了可以以风筝等事物为题目，而且不论是什么题材都可以。我当时的心思其实都在音乐上，所以，有些想偷工减料。而写诗歌是偷工减料的好办法，因为它可长可短，还可以即兴而发。于是，我就诌出了我的第一首诗歌，诗的最初的稿子我一时找不到了，但我记得应当是这样的：

风筝

我是一只五彩的风筝，

人们都赞美我，

夸赞我的艳丽，

夸赞我的轻盈。

可是，

谁能知晓

我满心的悲哀，

因为那命运的细绳，

操纵在他人的手心！

（1988年10月7日初稿，2006年完稿）

这首诗歌写完之后我并没有觉得什么，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我回过头来再一次阅读的时候，我的感触加深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这首小诗在不太经意之中道出了那个时代我满腹的心事，想要深造，报名就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城墙；声乐学习，似乎进步缓慢；更为重要的是，我觉得尽管我奋力地挣扎，但仍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我不就是这么样的一只风筝吗？！

现在，人生的四十几个年头已经过去了，我越来越感觉自己一直都是这么一只“满心悲哀”的风筝。

后来，我对这首小诗又逐渐有所修改，下面朋友们看到的是后来经过了修改的，就算是成品吧。

风筝我是一只五彩的风筝，人们都赞美我，夸赞我的艳丽，称羡我的轻盈。 可是，谁能知晓我满心的悲哀，我的神经全然麻木，我的笑容早已僵凝 只因，只因那命运的细绳，操纵在他人的手心！ （1988年10月7日初稿，2006年修改完稿）

6.             公章的份量

从合肥市教育学院毕业后，我除了拿到了一张大专文凭之外，总的情况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考取研究生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了起来。我记得当时听到了我的一位合肥师范的同学中专毕业就直接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的消息，所以，我热情很高地报了名。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在水湖镇中学盖章同意我报考之后，报名表上还有一个栏目我认为是需要县教育局盖章的，好像是一个叫做“基层单位意见”的栏目，但是，负责报名工作的教育局人事处的黄干事就是不肯签字盖章，我请求了好长的时间：“既然你们已经同意我报考了，那么，即使确实不需要盖这个章，多盖一个也不会有什么不好。何况，万一就是需要盖这个公章呢？”我还告诉他，你有十几分钟的时间来向我解释不需要盖这个章，那还不如花上两三秒钟帮我盖了呢！然而，他仍然一直说没有这个必要，好像态度也不是很蛮横，还算是比较客气，至少没有像当时的水湖镇中学的校长那样动不动就跟老师们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所以，也许就是由于这么一点，我就没有再争下去了，或许确实如他所说不需要盖这个公章吧？

那一年（应当是1991年），我所报考的学校我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可能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文艺学专业吧，但是，我没有能够参加那一年的硕士研究生的正式考试，因为我没有拿到准考证。事情已经很清楚，我在报名这么一道关卡上就没有能够成功地越过，其原因极其可能就是那个公章没有盖，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县教育局的人为什么就是不盖那个章。当然，那一年也没有谁直接告诉过我不准许我报考。实际上，我到现在都无法完全地搞清楚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我没有领到那一年的研究生准考证，我所报考的大学对于为什么不发准考证给我也没有作任何的原因解释。我记得当时我通过某种方式询问过我所报考的学校，而且我可能还给我所报考的专业的指导老师发过信件，但都没有回音。所以，我只能估测其直接的原因极其可能就在于少盖了那个公章。这也许就是小百姓的悲哀吧！？你倒了霉，还无法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即使你心里很怀疑可能是怎么一回事情，但你也难以说出口，你去告人家，人家会笑着对你说：“不是允许你报名了吗？”即使证实了就是因为那个公章耽误了我，那人家也会微笑着，顶多是一边微笑一边歉意地搔搔头皮地说：“抱歉，我原以为不需要盖那个公章呢！”

考试之前没有拿到准考证，这对于一个考生意味着什么呢？整整一年辛辛苦苦的复习将要付诸东流。有些人可能随便说两句安慰的话：“明年再来嘛！不就再等那么一年的时间嘛！”此种话说得倒很轻松，“不就那么一年嘛”，人生有几个一年啊！我不是在申请报考教师进修的时候就已经等待了一年的时间了吗？何况，今年没有报上名，明年就一定可以报得上名吗？过去一年辛辛苦苦的复习过程就不用说了，来年即使报上了名，那还不见得就能够考得好。就拿研究生考试来说吧，最难考的是英语和政治，你今年复习了一整年，但官员们却没有让你考，那你明年还得照样复习。我的某某考友第一年再多考一分就达上分数线了，第二年继续复习，但考试成绩居然比录取分数线低了两分！我想我那一年终于理解，不，是终于切身地体会到了公章的份量了，尽管它在某些人手里显得非常低轻盈！

考研当时对于我的人生意义很大，也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具体地说，如果考取的话，它一是能够改善我的际遇，而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就是它能够使我有机会到文化比合肥更为发达的城市去学习声乐！

虽然此次报名忙乎了半天没有价值，但是，我很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安徽省教育学院要开办音乐专科。为了学习音乐，也为了弥补考研方面的失利，我经过了艰苦的努力，终于报上了再一次进修大学专科的名。

7.             又是为了一张准考证

在报考安徽省教育学院艺术系的过程中，竞争是很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似乎还不在于考试本身，而仍然是报名这么一件我们现在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事情”。

当时，在我们那里，报考研究生必须经过考生所在单位和县教育局人事股的同意，而报考进修则没有这么困难，不需要人事股同意，因为即使考上了，人事关系仍然在原地。

刚才已经说过，由于某种原因，虽然单位同意了，但1991年度的研究生考试我没有能够参加，没有领到准考证。这一回，当我申请报考安徽省教育学院的时候，我的单位又不同意了。你们，单位与教育局是不是有一点“车轮战术阻报名”的意思？所以，我只好学习我的许多同学的做法――从别的学校“偷”开介绍信。记得当时在合肥市教育学院的时候就听同班的许多来自肥东县、肥西县的同学向我推荐过这个办法，因为据说肥东县尤其是肥西县的教育局对于想进修的教师非常苛刻，每个区（大致管辖着好几个乡吧）只给一个报名的名额，所以，绝大多数想进修的教师就只能通过种种关系从别的学校开介绍信了。当然，虽然实际上不是本学校的教师，那些帮助不是本学校的教师开介绍信的领导被发现之后似乎也不至于受到什么严厉的处罚。我想，若我是教育部长的话，我也不会处罚他们，毕竟实际上他们是在为一些想上进的青年“冒险”。

我记得我当时找了不少亲友帮我从其它的中小学开介绍信，其中我甚至于跑到合肥市的郊区教育局想办法，企图蒙混过关，可惜都没有成功，被人家很有“经验”的负责此项工作的人给识破了。不过，即使我当时能够从别的单位成功地开出介绍信，这也会留下后遗症的，有时候这种后遗症还是非常严重的。我记得我当时就听同事们说过，说有一位乡下中学的老师，他报考华东政法学院考了400多分，高出录取分数线接近100分，这样好的成绩都没有被录取，原因是他所在的中学不同意他报考，所以，他就只能从别的单位开介绍信。当华东政法学院开始抽调档案进行录取工作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现假介绍信问题，如果这个时候他所在的单位仍然不肯通融，那就算是注定了要眼睁睁地望着别人去读书了。根据我的所见所闻，单位若想放人，它一定能找到一百个理由，而实际上的放人原因是考生跟领导之间的私人关系好，或者考生有什么门路。单位若不肯放人，它更能够找到一千个理由，而不放人实际上的根本原因是考生跟领导私人关系不好，当然，也还在于考生没有门路。听说，那个当年的华东政法学院的“落榜”考生为了下一年再一次地参加考试，他甚至于不得不调换了工作单位。但后来到底考取了没有，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当我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的时候，当我灰溜溜地返回水湖镇中学的时候，忽然，那个把学校的权力抓持得很紧的校长通知我写个进修申请，原来他们，不，应当说就是他本人同意了！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难道是校长忽然发了善心？!事后的一些事件似乎说明，他本人恐怕不大可能发什么善心的，应当有着其他方面的某种原因。你们看看，做小百姓就是这么悲哀，被人家在背后捅了一刀，你搞不敢确定是谁捅的你；而遇到了有人发了善心帮了你一把，你仍然搞不清楚究竟是谁帮助了你！

诶！！！

8.             钱久元与钱元久

在安徽省教育学院开设音乐专业之前，安徽省只有设在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有本科以上学历的音乐专业设置，而在省城合肥则只有所包含有音乐专业的中专层次的“安徽省艺术学校”。由于教学资源等等方面的制约，不少颇有音乐潜质的人难以获得进一步深造的机会，而其中的一批人集中就在教育行业。可能就是由于这种长年积累的结果，1991年安徽教育学院的第一届音乐教育专业学员的入学竞争是很强烈的。所以，有人评论说安徽教育学院第一届音乐专业学员总体素质相对较高，这应当是有道理的。

我的考试也是非常地富有戏剧性，文化课当然难不倒我，关键是专业课程，尤其是钢琴。因为我自己没有钱买钢琴，所以，我就只能在纸板子上画上了钢琴的键盘，然后在上面无声地“敲打”。在真钢琴上练习的机会极少。后来我的钢琴考了大概70多分，还不错！

1991年的暑假期间，我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的公布，但是，消息迟迟不来，就像我当年初中毕业之后等待合肥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那样，也正如我在1988年炎热的夏季里等待合肥市教育学院的录取通知那样，我每天都眼睛盯住日历本，恨不得每天都能够多撕下它几张来，恨不能像扔垃圾似的把这些苦苦等待的日子扔得无影无踪。后来，我实在是按耐不住了，直接地跑到了合肥。在安徽教育学院教务处（也许是艺术系，记得不太清楚了）的门口，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名单，应当就是音乐专业录取名单。我发现上面没有“钱久元”几个字，不过我并没有太失望，而是有一些发懵的感觉，这是因为，虽然没有“钱久元”的分数，但是，列在第一名的是一个叫做“钱元久”的人。难道有一个人跟我的名字如此地相像？后来一想，不会的吧？不大可能在安徽省有两个希望学习音乐的中小学教师姓名如此地相像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报名考试的时候此种巧合就应当已经被炒成人们的下饭小菜了。但是，我仍然不能确定，也不敢多问安徽教育学院的有关老师，一来假期他们上班不像平时那样正常，二来我先前也多次打电话咨询过，他们好像只是说我的专业成绩大约是第十二名左右，其他的没有多问出什么来。后来我是从在安徽教育学院进修的一位老乡那里得知的，那个“钱元久”不是别人，正是我本人，我的总分是第一名，好像是得了308分。我想，也许他们是故意改我的姓名的，我在合肥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有人把我的姓名写成了“钱久远”，现在则成了“钱元久”！

我入学不久就声明了自己姓名的正确写法，但是，到最后的毕业的时候，他们还是在我的毕业证上写上了“钱元久”三个字。为了减少以后的麻烦，我特地请他们纠正，结果，艺术系一位姓沈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有新的空白毕业证了，随后他用小刀子在毕业证上面刮了几刮，算是修改了，可能是他发觉我的“元”字与“久”字有点相似比较容易修改的缘故吧。但我还是请他另外写了一张关于我的毕业证经过了修改的补充证明。

9.             简单而又难忘的贺宴

上面提到的那位帮助我打听我的考试分数的那位老乡是谁我一时不敢确定，人认识得多了容易串门，我觉得好像是叫做周庆旗，也可能是我水湖镇中学的同事李树林。既然一时记不清楚了，那就干脆称其为报喜者吧。

能够把我录取到安徽教育学院音乐专业的消息告诉我，这本身就已经是功劳大大的了，何况我当时也想庆贺一下。所以，我立刻邀请报喜者找个小店喝酒。不过，报喜者却不肯随同我去酒店菜馆，他说的这么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你要真的想请我喝酒的话，不必去酒店，也不必花多少钱，就在路边上搞它几块油炸臭豆腐再加上一瓶啤酒就可以了。”我想这还不简单，我告诉他不是几块臭豆腐，而是要请他“臭”个饱，我随即与他走出了正对着金寨路的安徽教育学院的大门。

安徽教育学院大门对面的路边上就有一位卖油炸臭豆腐的老太，我记得开始的时候好像买得不多，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不知道什么滋味，主要是买给报喜者吃的。不过，热情的报喜者老是劝我跟他一起多吃，我呢，也就越吃越觉得好吃，尽管嘴巴上还硬撑着说些：“有什么好吃的”之类的话。我记得当时我吃得不够满足，这种不满足感似乎一直漫延到了今天，这主要是因为我事先比较随意地宣称“臭豆腐有什么好吃的”之缘故。因此我虽然很快地就吃出了味道，但碍于面子始终没有好意思放开来大吃特吃。我想，在此后的十七八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是每到酒桌上总是要问问有没有油炸臭豆腐，这似乎都是在弥补我那一次的不够尽兴的街头贺宴似的。但愿我的那位朋友当时吃饱吃好了，否则的话，那我将感到由衷地遗憾，即使不至于抱恨终身的话。

确实，我就是从那以后开始喜爱上了油炸臭豆腐，真的非常地喜欢。我甚至于觉得，酒桌之上山珍海味可以缺，油炸臭豆腐不能少。

现在的合肥高楼林立，街道也更加宽阔了。2005年我来到合肥工作，在金寨路旁边当年的那位卖油炸臭豆腐的老太的小摊子附近一住又是三个年头，但我再也没有能够品尝到那么好的美味小吃。似乎也就在原先的那个位置上仍然有小吃摊，但卖的是油炸臭干，不是以前的那种水豆腐似的松软可口的油炸臭豆腐。无法在安徽教育学院对面的路边上寻觅往日的美味，我只好放眼合肥全城，但即便是这样，我也一直也没有能够寻觅到那么正宗美味的家乡小吃！

看来，城市发展了，传统物质文化的保留也面临着挑战。不是这样吗？据我所知，不仅正宗的油炸臭豆腐难以找到，正宗的合肥茶叶蛋也买不到了，现在的所谓茶叶蛋基本上与白水煮蛋没有什么两样。在合肥师范读书的时候我曾经在街头买到过那种正宗的茶叶蛋，那味道可正是香啊，就像有磁力似的，让你不能不去品尝品尝，而且，你尝了第一个就立刻会想着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