羞涩的初中生

1.             艰难的初中入学

我记得报考庐剧团的时候已经临近小学毕业了。也许在刚刚参加完考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小学毕业了。虽然没有考入庐剧团，但我考取了初中。“考取了初中”，我的这种表述在今天的学生们听到了可能会发笑，要喷饭，上个初中也值得你自豪的？也值得在这里一提？其实，在教育落后的那个时代，小学升初中的竞争力也是很强的。我们升入初中是在1979年，听说我们县那一年小学升初中的比率是百分之四十五左右，如果此说属实，那么，我们那一年就有过半的小学生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当时我是很希望进入中学读书的，那个时候我的学习也确实是很刻苦的了。我印象中我喜欢钻牛角尖，为此我也攻克了不少的难题和怪题，而且，大多是数学怪题。那个时候比较流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条谚语，我当然希望能够走遍天下。

我记得升初中的升学考试仅仅考了两门课：语文和数学。考试刚刚结束，我就焦急地打听我的分数。分数下来之后，我发现我虽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两门课程都没有及格，都只有五十多分，但是，我毕竟达到了长丰县第一中学的分数线，所以，在这场人生第一次重要的战役中，我虽然打得不够漂亮，但我毕竟算是胜利了！

我的那些小哥们姐们啊！我曾经为他们而感到惋惜，他们那么小的年纪就成为“社会青年”，不，准确地说，应当是“社会少年”了啊！可是，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我的感觉似乎逐渐颠倒了过来，我想，也许他们会对我感到惋惜呢？因为，不论是做生意还是给人打工，甚至于是逮鱼摸虾，我的那些失去了进一步学习机会的“社会少年”们，一二十年之后他们之中一定有不少人已经“混”出了一些名堂来了，甚至于会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而我呢？虽然考上了初中、大学，甚至于一路攻读到硕士、博士学位，但是，一直到四十来岁依然是身无分文，甚至于几度流浪在上海街头，类同于乞丐达三四年之久，我有什么资格惋惜我的那些小兄弟小姐妹们呢？！

2.             “长丰县最高学府”

到长丰一中报到的那一天的情景我还有些印象，那是在1982年的夏天，在我们的那座小得可怜的小县城里，走过了路边上尚有成片的庄稼地的破旧的柏油马路，我来到位于县城西面的我的中学。我真的是充满憧憬地同时还带着一些自卑感地来到了我的新学校的。

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记忆印痕是，我非常明显地意识到，一个穿破布鞋的孩子将要和一群穿着皮鞋的少男少女们在一起上课了。尽管我的家实际上就在县城边上，我并且天天都能够看得见县城里面的“城里人”，然而，在成为初中生之前，我似乎始终没有把自己与“城里人”认真地比较过。但是，在1982年的那个弥漫着一位少年对于未来的憧憬的夏季里，我发现我即将不得不正而八经地和那些“城里人”坐在同一个大屋子里上课了。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开始认真地思考我与他们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我不得不思考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我必须清楚，尽管我和他们在同样的一个班级读书，尽管我和他们在同样的一个操场上做体操，但我和他们是不同的，是明明确确地不同的。

我似乎第一次在我的晴朗的天空中发现了乌云。我是属于穿布鞋的农村孩子，而他们是穿皮鞋的城市人。

但我一提起我的长丰一中，我至今依然有一种自豪感，应当就是在我入学的第一天，我们的班主任齐观友老师对我们说：“你们来到了长丰一中读书，这是值得自豪的，因为她是我们七八十万长丰县人的最高学府……”

3.             少年的压抑

初中的三年我都很刻苦，因为我不希望在三年后的升学考试中象小学升初中的时候那样考得不光彩不理想。

尽管很快就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但是，不清楚究竟是为什么，我的初中生活仍然是比较羞涩、压抑的。国家虽然已经开始开放了，可是，孩子们的心灵却仍然被深深地禁闭着。为什么这么说呢？举一个经典的例子吧，整整三年的初中时光里，我总共就跟女同学说过一句话。我说的话千真万确，朋友们千万不要以为我这是在说谎，是在哗众取宠。我不仅仅在三年的时光里只跟女同学说过一次话，而且，那也绝不是什么私密话。那是我们班级的一个学生干部，女的，她把班主任要我入团的消息通知了我：“钱久元，老师希望你写个入团申请。”我的回答一定是：“哦！知道了。”

但是，似乎班里的城里人就比我们这些农村人开放得多。我记得坐在我不远处的一个城里同学，他就曾经把前排的女生的长辫子偷偷地拴在椅子靠背上，结果那个女生一起身就立刻被辫子拽回到座位上，引得全班同学乐个不停。

4.             与上帝略作寒暄

长丰一中的大门面对着一条马路，这条马路的另一边基本上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农田，仅仅是在一中大门的正对面的位置居住着十几户农家，基本上是土坯房，其中略微偏僻处的一个不大的土坯房子里面居住着一位老人，我是如何认识他的我想我已经不大可能回忆得起来了。他是一位教徒，我跟他聊过几次，也许是和别的小朋友一起跟他聊的。不过，我认为那还不能说是在听他讲道，因为当时我们不怎么懂得那些，所以，如果说那是在跟他聊天或者干脆说是听他讲故事则应当更加准确一些。

我现在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都是些要人们互相爱护不要做坏事情的话。我这个人可能自小就有些盲目崇拜的倾向，我听了他的几次谈话之后，居然吃了将近一年的素食，拒绝肉食，甚至于鸡蛋。后来我才逐渐明白，那位宗教老人信奉的不是佛教，而只有佛教徒也就是和尚才吃斋。我记得我后来还特别地询问过那位好心肠的老人，问他是不是也吃斋，他告诉我说：“牛羊鸡鸭等动物是上帝赠送给人类享用的食物。”这以后我才恢复了过去的饮食模式。

虽然我知道了那位老人并不是佛教徒，但是，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他到底信奉的是什么样的宗教，我只是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上帝就是“主”、“耶和华”。我想，他所信奉的应当不是基督教就是天主教吧！？

主要是由于涉及到人类仪式的戏剧学研究等方面的原因，我在上海攻读研究生课程期间也去过几次教堂，但是，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区别。然而，我对于那位老人所宣扬的人与人之间的亲善的观点是非常地赞同的，这是我初中毕业后很崇拜托尔斯泰的原因，也是我在此后的人生中更多地关注人道主义的原因。

5.             有喜偷着乐

198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之风初起的时候，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刚刚从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解放出来，但旧的东西仍然还有不少。例如，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初中刚刚毕业的学生，由于受到了长期的极端思想的影响，居然也保存有不少的老旧观念。例如，其实大家谁都想跳出农门成为城市里的人，但却谁都不敢说，生怕别人说他不爱农村，生怕人家说他有“资产阶级的思想”。道理很简单，“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啊，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还想走？！实际上，想成为城里人就算是有资产阶级思想吗？城里人在当时是标准的无产阶级啊！但好像没有什么人跟你理论这么些道理，城里人当然是无产阶级，但是，你是个农民的孩子，你居然不安本分想成为城里的人，那么，你就算是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啦！唉！人啊人，为什么要自己作如此这般地区分呢？！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1982年初中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里，在焦急地等待之后，当我得知自己的分数已经达到了中专录取分数线之后，我在同学面前都不大敢流露出自己的兴奋。你看，那个时代的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被各种莫名其妙的宣传搞得清高到颇有一些“魏晋风度”了，居然如此地压制自己的感情！不，应当说是压制自己的快乐。

我记得非常清楚，我的快乐是在我家门前“九连塘”边上“偶然”地溢出来的。我把快乐跟我的池塘诉说，不，我甚至于都不能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快乐的人了，因为，这种快乐几乎还是别人替我发现的。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也许是我的一个亲戚，也许是一位邻居，或者是一个同学，总之是一个我当时所认识的人吧，是他让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快乐。当时，我正在池塘边的石头上坐着，忽然听到身边有人说话，大意是：“看看你高兴的！还以为你不当一回事情呢！考上了状元竟然一个人躲在这里偷着乐！”这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自己正手捧着腮帮子并且还面带着微笑同时还在想往着什么呢！你们看看，那个时代的孩子，自己的快乐不仅连自己都要对自己隐瞒，甚至于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快乐了，竟然还需要别人来帮忙提醒！

是的，我应该认识到自己在那样的时刻是快乐的。在那个时代，十五六岁的年纪虽然还不十分地能够体会到考取中专学校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的“最高学府”――“长丰一中”的初中生中，能够达到初中专分数线的学生实在是凤毛麟角，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人高兴了！

我记得我考了340多分，这个分数线我记得已经达到或者说是很接近合肥一中的高中分数线了，而进入合肥一中在当时就意味着能够考取大学。当时大学的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二三的样子，这一点和现在很不同，听说现在的大学生录取比例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好几十了。

当时，我们班里达到初中专录取分数线的还有几个人，其中有人选择了继续读高中考大学，而我则选择了读中专。我记得第一志愿填报的好像是安徽省邮电学校，第二志愿填的是合肥师范学校。当时教师的地位仍然是不高的，“臭老九”的帽子虽然差不多已经摘掉了，已经不怎么臭了，但似乎余味尚存，所以，邮电行业的吸引力显然比教育行业的吸引力大，不过，要求的分数也应当更高一些。我后来被合肥师范录取了，虽然是第二志愿，我当时仍然是非常快乐的，但我没有想到这种抉择与被抉择之后的快乐里面决定了我日后的际遇，人生的坎坷难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假如有人本来准备去长江路逛街购物，但由于某些缘故去了淮河路，结果，他出乎所料地在淮河路上与一个疯子不期而遇，被疯子戳了一下，这个时候他应该责怪自己去淮河路是一种错误吗？他应当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去长江路吗？其实，他事先无法知道疯子会出现在哪条路上，这样的后悔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