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 健
何祚庥，１９５１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在原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的保荐下入中宣部工作。从那时起,在大学期间不学无术却深谙为官之道的何祚庥便步入官场,极尽其所能、左右逢源、横刀立马、叱咤政坛五十余年，可谓不倒翁。所以，何祚庥现象一直是我长期以来关注并研究的重点课题。我们知道，中国五千年的人文史基本上由一部封建官僚史组成。从毛泽东排斥异己疯狂推行个人崇拜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虽付出巨大努力甚至是成千上万英烈的鲜血改造旧中国，但直至解放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其封建历史的烙印都无法去除。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按我的说法，那时中国所推行的体制还不如叫做“封建社会主义”更为妥当。既然是封建社会主义，那么封建官僚体制必然主导当时的社会。而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何祚庥的行为我们就可以找出其历史的渊源。李鸿章曾经说过：“世上的事，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一语道出了封建官场的奥妙。因为在当时，官员办事好不好实际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和上司的信任。所以，李鸿章“拼命做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想尽办法取媚于实际的当权者。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人的内心世界最为复杂多变，难以揣测，可是，一旦你掌握了别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就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别人的一举一动都控制在股掌之中，即便是拍起马屁来，也可以一语中的，不至于费力还不讨好，何祚庥凭借他多年在中宣部的工作，对毛泽东的的内心世界揣摩得一清二楚，每走一步必须恰好落到主席的心坎上。１９５３年７月，北京市市政建设部提议拆掉城墙，理由是“中央主要机关分布在内环，将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扩展至天安门南，把故宫丢在后面，并在其四周建筑高楼，形成压打之势”，这显然是一个迎合刚刚赢得新中国最高领导者梦寐以求登上自古以来只有帝王才有资格登上天安门的理由。在毛泽东:“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口号的鼓舞下。在中宣部任干事的何祚庥在《学习》杂志发表《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文章批判梁思成，使得学贯中西的梁思成保护古建筑的建筑思想成为泡影。并引发１９５５年北京大拆大毁古建筑狂潮。
在中宣部工作期间，何祚庥无时无刻不在紧跟中央，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一个不留神我们的和（何）大人被毛泽东赶出了宣部，被下放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做党的工作。在这个时期，何祚庥“优秀”的政治品质又得到充分的发挥。那时，这个除了物理不懂什么都懂的北京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研究。在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的年代，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何祚庥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虽为农民出身，但一生好强的他对诺贝尔奖充满热情。他创立并发动长达二十余年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的攻坚战，凸显了他企图通过权势、政治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为中国科学或者说为他自己赢得“全世界人民伟大领袖”的光荣称号而努力争得一块诺贝尔奖“高地”。１９６４年８月，毛泽东约于光远和周培源到中南海谈话。于是，在中宣部负责人于光远的策划下，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伪科学闹剧开演了。在接受于光远的亲授密旨后，何祚庥同志在毛泽东“不但原子可以分，原子核可以分，基本粒子也可以分”这一思想指引下，提出了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何祚庥认为：“物质可分为层子，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毛泽东子。这些“子”的名称确实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在强力部门的宣传和支持下，“层子模型”理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大奖，这是何祚庥一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并因此获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和政协委员的荣誉称号。而同时期坚持真理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并取得了与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成果的刘耀阳，他的论文只能象征性地作为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家一份刊物的末尾，并受到无情的批判。然而，按照波谱尔的分界标准，“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命题根本无法证伪，因而只能是伪科学。今天，当《科技日报》就刘耀阳没有同盖尔曼一起被授诺贝尔奖而发表议论时，你何祚庥应不应该感到有一点自责呢？
无数事实证明：科学的结论即――技术，是为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但科学不是政治，更不是商品，它是一个以９９％的错误加１％真理组合而成的沼泽地，只有经过困惑、绝望的人，才有可能见到光明。这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因此，当政治家和商人以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进入科学研究领域并试图改变这一规律时，科学研究必然走向绝境。
进入２１世纪，在伪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中国“著名”伪科学家何祚庥又故伎重演紧跟新一代中央领导的政治把戏，提出“三个代表符合量子力学原理”的高论，并号召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用“三个代表”指导量子力学的研究工作，企图重演伪科学“层子理论”的闹剧。而当我又看到２００６年４月何祚庥在给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青年大讲用“八荣、八耻”规范科学研究行为的报道时，我不禁感叹：理论物理所量子力学的研究又要在和（何）大人的乎悠下增加新的政治指导内容了。这样的研究所想在科学的海洋中到达彼岸是绝对不可能的（而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因为你无法在科研中找到既保持八荣八耻高风亮节,又具有三个代表光辉形象的“模范粒子”的运行规律。这种除了搞伪科学之外就一事无成且永远找不到北的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国家有必要花纳税人的钱再办下去吗?像这种利用物理学原理证明当权者指示永远是真理的滑稽而又可笑的行为，完全可以评为中国当代科技腐败之最。现在，“毛子”已经仙逝，“何子”、“骗子”还能弥留多久呢？但愿我们人老心红的何祚庥先生能够在攀附权势的艰难旅程中有新的突破和“科学”的发现。
我不禁深思，何祚庥同志的人格缺陷到底在哪里，在给中国科学事业造成无数次沉重打击的何祚庥为什么至今不仅不倒，反而在中国拥有广阔的政治和科学市场，这到底是政治的使然还是人性的缺失，我们是否还是继续由号称发表过５００余篇论文并无耻的自称是与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齐名的氢弹理论的开拓者之一的何祚庥天南海北忽悠下去，直等到喜马拉雅山被何祚庥及何祚庥与国外邪教组织合作且即将被克隆出来的无数个大大小小何祚庥制造出的“精神”原子弹炸毁并导致震惊世界的大灾难后再翻然醒悟呢？正可谓:“以何遮羞？唯有做秀，生命不息，忽悠不止”。在此，我不禁想起了著名科学家达尔文的一段话，达尔文说：“物种绝对不是上帝单独分别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一个原形演化而来的，人自然也不例外。在种种心理能力上，人和低于人的动物之间，尽管在程度上有着极其巨大的差别，但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程度上的差别，无论多大，不能构成一个理由，使我们把人列入一个截然分明的界，或是他自成一界。”我欣然大悟，我想到一种动物，这种动物自己并不耕作，却可获得主人远超过对其他动物无比的宠爱，这就是人类的朋友――狗。
在人们的眼中，狼是卑鄙无耻的盗贼，欺软怕恶，忘恩负义，损人利己。狗则完全相反，精忠报主，见义勇为，英勇无畏。狼一生都为自己而战，狗一生都为别人而战。狼以食为天，它的搏杀只为苟活；狗以道为天，它们的战斗是为忠诚，为道义，为职责。狼与狗，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把追求真理企图推翻旧科学体系为自己争得荣誉的科学家比作狼，把政治投机分子比作狗,那么，我们的政治家就需要在狗的陪伴下从容不迫地生活，而不需要在一个狼视眈眈的环境里提心吊胆地度日。而狗与狼的搏斗其胜负并不由自己,而决定于狗的主人何时出手？采用什么武器出手。所以,当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与政治投机分子之间发生冲突时,结果往往是可以预知的。所以,我们将马寅初的入狱归咎于于光远、梁思成反对拆除北京长城的行为功亏一篑归咎于何祚庥、张志新的割喉身亡归咎于四人帮、前苏联巴甫洛夫入狱身亡归咎于李森科等都是自欺欺人的行为。很显然，不谙政治的刘耀阳的科学成果与当时毛泽东坚持物质无限可分说不相合，这是他受到政治势力的压迫使其一生不得志且使中国首次失去获得诺贝尔奖的主要原因。而于光远、何祚庥之流如和?般揣摩毛泽东的内心世界由来已久，了解到毛泽东虽然被中国亿万人民称作万岁、万岁、万万岁，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同天下任何一个普通百姓一样，有着平凡的幸福和忧愁，也有普通人的种种小毛病，如强烈的虚荣心等。而投其所好则是政治流氓于光远、何祚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科学舞台与对手作斗争时无往而不胜的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历史的看，何祚庥现象并不特殊。因为五千年来中国人只有人文史而无科学史，也就是说中国人压根就没有什么科学的传统，也不懂科学，更没有什么所谓的科学道德观、科学发展观了。而且直到今天也不认科学真理，政府和科学主管的官员除了对事关乌纱帽去留的政治人事变动格外关注以外，他们对科学真理毫不感兴趣，他们所奉行的哲学是：英雄不问出生。他们只承认成功者，而从不过问是如何成功的,通俗的说，就是：“成为王侯败为寇”。这当然更谈不上去维护、去坚持和追求科学真理。一个时时、处处都在无意，或甚至有意违背科学真理的国度，怎么可能产生科学的“天才”呢？相对于真理之子的“天才”，中国大量出现的却是杀天才的“天才”，也即集团暴力的“天才”、专制“权力”的天才，或言：手握“集团暴力”的“枪杆子里面出真理”的极权的“天才”。在中国，只要于光远、何祚庥、司马南、方舟子一类杀天才的“天才”一出，一切真理之子的“天才”都将销声匿迹。我不禁感叹：中国的“四人帮”为什么在各个领域、各个历史阶段都层出不穷？我们中国何时、有何人，有何良策来应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否则,中国人民何时才能够迎来科学的春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