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  圻  源 

目 录 

一、雏燕奋飞变雄鹰，雁群不容乃独行

二、不谙韬晦酿后祸，学术孤儿宿命薄

三、阎王小鬼且联袂，官媒霸权助淫威

四、跨洋借刀施奸计，宦鬼密会欺天地

五、台前幕后合围剿，暗箭奇袭出头鸟

六、学僚渎职耍滑头，学侩作祟占鳌头

七、小鬼邀功大鬼避，阎王现形谎升级

八、殇鹰横遭群鸡贬，无聊文痞吠学坛

九、蠢徒愚史捧阎王，欲盖弥彰暴真相

十、先哲呼声渐远行，后辈忘史当警醒

附（一~五） 

正文        

        一、雏燕奋飞变雄鹰，雁群不容乃独行  

        20世纪80年代初，只上过电视大学的中国内蒙“下乡知青”张颖清，经过多年的观察与实践，独立发现了生物体从体细胞到整体之间普遍存在的多重中间结构层次及其潜在全能特性并对其生物学机制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从而建立了一种新的生物体统一结构和功能单位――全息胚，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前沿交叉学科――全息生物学。

 如同一块开凿中的璞玉，初生的全息生物学理论外表上显得有些粗糙甚至“荒诞”，但对于任何一个有理性的生物学专业学者甚至有一定相关知识的非专业学者来说，只要以不带偏见的眼光并借助实践这面宝鉴去认真审视，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过程，从而把握其理论内涵，理清其体系主线，最终都不难发现其隐现于粗糙外表之下的那枚珍奇瑜核。幸运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全息生物学这块辉光初现的巨璞就被独具慧眼者所发现。1984年，37岁的张颖清被山东大学作为特殊人才引进，1985年，他被破格提升为副教授；1990年又被破格提升为教授；1990年国家人事部批准张颖清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张颖清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国内多所大学的相关专业先后开设了全息生物学课程。   

       全息胚学说揭示了生物体不同层次之间、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统一性；对生物进化的途径、发育和分化、相关变异、获得性遗传、遗传势、交叉免疫、经络、肿瘤等重要问题以及许多看似并无关联的生物学现象和千奇百怪的生物体形态的形成机理从新的角度做出了统一的理论解释，使人们对生物体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和观念性的改变。著名生物学家、中国细胞生物学奠基人之一汪德耀教授（曾任厦门大学校长）认为：“全息胚的发现，以及全息胚学说的提出同细胞的发现以及细胞学说的提出有着相同的、重要的科学意义。如果说伟大的达尔文进化论打破了物种的种与种之间的绝对界限，是生物系统的进化论，那么全息胚学说就打破了生物个体的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之间的绝对界限，是生物个体的进化论。”  

       1988年，全国政协委员王贤才(《江西医药》主编，江西医学院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宋鸿钊（北京协和医院教授，肿瘤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提出的1804号提案指出：“对有诺奖苗头的科研工作，应给予重点支持。像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的全息胚学说和应用该学说控制癌瘤的观点，就是很有前途的学说。” （该提案还同时建议重视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项目“申诺”问题――注） 

       类似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全息生物学理论也是一个来源于观察与实践的系统理论（尽管远非完善），涉及植物学、动物学、中医经络学、农学、园艺学、生理学、遗传学、组织胚胎学、细胞学、生物进化论、生物化学等多个领域，不可能在一篇字数受限的国际期刊学术论文中对其进行透彻的论证和说明。作为全息生物学理论主要分支之一的人体穴位分布全息律，其正确性已被大量针灸医师的临床实践所证实并已成为支持全息胚学说的最有力证据，但由于涉及到人体经络和针灸理论，作为介绍和印证生物全息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它们被所谓“科学共同体”及其“核心期刊”接受的时机远未成熟。因此，张颖清只能像达尔文那样，选择以长篇专著为主来推出他的理论，先后出版了《生物体结构的三定律》（1982）、《生物全息诊疗法》（1987）、《全息生物学》上册（1989）、《新生物观》（1991）、《全息胚及其医学应用》（1992）五部专著。其中《生物全息诊疗法》、《新生物观》和《全息胚及其医学应用》三本专著还出版了的英文版并被美国权威机构ISI出版的Current Contents：Life Sciences第36卷48期和第37卷3期分别摘要收录。《生物全息诊疗法》一书两次印刷共发行7.5万册，已被译成英、德、日等9种文字，被30多个国家的医生临床应用。许多人常年应用书中提供的全息诊疗方法进行自我保健，常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奇效。

        张颖清还多次应邀在美国、英国、挪威、瑞典、俄罗斯、法国、新加坡、斯里兰卡、丹麦、香港等国家或地区讲学。1983年9月、1984年11月、1985年12月和1987年6月，张颖清分别在中国集宁、呼和浩特、济南和福州主持召开了四次全息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在当时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卫生部等部门和各应用国的支持下，张颖清又分别于1990、1992、1996年在新加坡、挪威和美国主持召开了三届全息生物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三届会议的论文目录均被国际上最具影响的三大检索工具之一《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收录。 

        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院士（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杨弘远院士，中国针灸学会会长、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胡熙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诺贝尔会议成员费尔克曼教授，世界卫生组织科学组成员、波兰国家卫生部顾问嘎纽斯赞乌斯基教授，前苏联拉脱维亚功勋科学家、医学博士波特诺夫教授，埃及国家卫生部顾问、全国医学会主席戈嘎瑞博士，英国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获得者赫胥黎教授等，都曾给予全息生物学以高度评价或对张颖清的开拓性研究给予热情的赞扬与鼓励。 

       由于全息生物学理论在动植物定向培育和针灸医学等方面呈现出的明确而有效的指导作用，因而很快被国内外易于接受新生事物的基层务实学者（包括生物学和医学等相关专业的许多大学教授）应用于实践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却遭到了囿于成见的国内多数正统而平庸的生物学家的冷遇。在山东大学，生物系的教授们本能地表现出强烈的“免疫排异反应”，以至于张颖清因遭到百般抵制而始终未能进入生物系。进校前期，他被不恰当地安排在哲学系，面对的仍是一片敌视或鄙夷的目光。1990年，山东大学专门成立了全息生物学研究所并任命张颖清为所长。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1年6月8日以“教外际（1991）254号”文批准成立了“国际全息生物学学会”，总部设在山东大学。

        二、不谙韬晦酿后祸，学术孤儿宿命薄  

        初步获得成功，直率而毫无政治头脑的张颖清很快暴露出自身缺点――不懂韬光养晦之术，缺乏中国学者应有的含蓄与谦恭，不善于搞好人际关系；尤其不知人类本性之险恶，公开声称要问鼎诺贝尔奖……在一个缺少法治和宽容又遍存歧视和潜规则的学术环境下，这些缺点无疑是致命的。由于张颖清的固执，他的学说中一些不足之处始终未能得到纠正和完善。他在著作中的语气也总是充满了自信和不容置疑，让人读着很不舒服。或许是不希望在自己独立开拓的这一领域内与他人分享理论研究成果，张颖清在山东大学虽然收过不少学生，但却始终未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团队。随着支持张颖清的老一辈高层学者从权力岗位的退出和中国学界“官本位”体制的日臻完善以及全国上下共同“向钱看”潮势的日趋高涨，不善交际的张颖清很快沦落为学界孤儿。在学历、门派、圈子、靠山和权势俱无的极端劣势位置上，缺少韬晦的言行便注定了他的前途只能与“不幸”接轨了。 

        在自然科学学科机械式的标准化划分越来越细化和固化的现代科学界，全息生物学这一兼容并蓄、贯通中西的前沿交叉学科不可能找到所谓的“对口专业”，张颖清在学界高层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同行”。因此，所谓“同行评议认可”之路对全息生物学来说根本无从谈起。在机械观和还原论思维实际主导着国际生物学领域认知方向的大势之下，体现了整体观和系统论思维的全息生物学理论注定长期难以被主流生物学界所普遍认同。因此，张颖清不得不一边继续研究和实验，一边独立在基层推广应用他的研究成果并与国际上对他的理论感兴趣的学术团体和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在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1804号提案的推动和有关部门的协调下，张颖清分别于1990年、1991年和1992年三次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之邀，在瑞典向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的评选颁发机构――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Karolinska Institutet）的科学家介绍他的理论，并与多位对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具有永久提名权的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通过这些学术活动，他的学说引起了一些国际著名学者的关注和高度评价，而此前由我国驻瑞典使馆组织的此类活动中，从未有一项中国大陆科技成果能够得到诺贝尔奖评定机构科学家的如此评价。有几位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还亲自写信给张颖清，对他的理论表示高度赞赏并给予热情鼓励。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先后三次分别以“（91）典科字第06号文”、“（91）典科字第39号文”和“（92）典科字第31号文”给国家科委、国家教委发文报告全息生物学受到国际著名学者高度评价的情况，认为“只要进一步做好全息生物学理论的科学论证和推广工作，加强宣传，这一理论的发明者张颖清教授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于是，国内几家正规媒体陆续对张颖清的成就进行了报导，个别报导还提到了张颖清决心冲刺诺贝尔奖的敏感话题；为了推广全息生物学在相关领域的应用成果，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三部专辑科教电影。然而，这些影响有限的客观宣传报导却严重刺激了国内某些学术权贵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尽管张颖清本人从未主动在公共媒体上为自己做过宣传，但一些人或凭主观臆断，或为蓄意诬陷，一口咬定有关全息生物学的宣传报导都是张颖清个人的恶意炒作；同时，一些重要的学界支持者也因张颖清的崛起使自己相形见绌而醋意大发，有的匆忙与其疏远，有的甚至公开发表文章对其进行讽刺挖苦。无师无门且生不逢时的张颖清显然已严重干扰了中国科学界数十年“安定、和谐、无为”的大好局面，成了各正统门派共同的“异教徒”，他所赢得的与其卑微身世极不相称的声誉越来越让中国学坛不少“利益相关者”感到不安，更引起了中国生物学界“总掌门”――中科院时任生物学部主任邹承鲁的极度不快，这位30年前曾为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中国生化泰斗”的心态随之严重失衡，遏制不住的人类本性之火借助权势之威骤然腾起。于是，张颖清的厄运降临了。

       三、阎王小鬼且联袂，官媒霸权助淫威      

       正当邹承鲁心中愤懑却苦于找不到加罪之辞时，山东肥城县王瓜店镇王西村农田边一个名叫周慕瀛的小人物粉墨登场了。这位正在雄心勃勃搞业余生物学研究并自信即将一鸣惊人的当地煤矿医院的副主任医师，偶然从1992 年5月1日《大众日报》上看到关于张颖清成就的报道，吃惊之余，匆忙找来一本张颖清的早期著作《生物体结构的三定律》连夜苦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为全息生物学罗织出了违背“三段论”、“几何学”等科学规则的“十大罪状”并据此拟就了一篇以“逻辑辨析”作为主要评判手段的《全息生物学的质疑》（以下简称“《质疑》”），发表在1993年第3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张颖清本人看过之后，对这种不着边际的诡辩文章不屑一顾。而周慕瀛自此却死死咬住张颖清不放，经常突然出现在张颖清参与或组织的学术活动现场，死乞白赖地对其进行无礼纠缠。

不久，福建农学院叶永在教授等人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分别发表了针对《质疑》的反驳文章，但最终被擅长诡辩的周慕瀛以更激烈的“反反驳”文章所“压倒”。

山东针灸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少宗，此前曾做过张颖清的学生和助手，他在对人体穴位分布全息律的探索实践中曾产生过不少独到的个人见解并对生物全息理论提出过若干修改建议。由于这些建议均未被张颖清个人所接受，师徒分歧日深，以至于陈少宗最后离开了张颖清。针对《质疑》作者杀气腾腾而全无商榷之意的挑战，陈少宗在1993年第十一期《医学与哲学》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反驳文章《论穴位分布全息律的科学价值》。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质疑》所提某些问题的合理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将这些问题的性质归结为张颖清对自然规律的概括、抽象或表述不当。但对于周慕瀛不顾客观事实，对张颖清原著举证的大量证据和理论应用成果一概避而不谈，仅以对全息生物学部分章节所做的咬文嚼字的逻辑学评判为依据而急欲将其全盘否定的浮躁学风和狭隘心态，陈少宗则提出了严肃批评。然后，他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论证了穴位分布全息律的科学性及其重要价值，并对相关自然规律的文字表述提出了自己认为更准确合理的修改意见。

然而，陈少宗没有注意到《质疑》中连篇累牍的所谓“逻辑辨析”本身的荒谬所在。实际上，周慕瀛根本就没有理解全息生物学理论的内涵，其《质疑》如同瞎子摸象一般，完全将立论建立在对全息生物学部分片段望文生义的曲解之上。更加可笑的是，周慕瀛甚至连“三段论”逻辑规则的应用条件都没搞清楚，就揣着糊涂装明白，荒唐无稽地在其《质疑》中以“三段论”逻辑法则作为主要评判工具并穿凿附会地玩弄诡辩术，对全息生物学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而对于那些没有认真研读和实践过全息生物学理论的人们，则很容易先入为主地陷入《质疑》设下的“逻辑迷魂阵”并被其文革式的“狠揭猛批”煽起强烈的“阶级仇恨”。

　　例如：对于全息生物学提出的“生物全息律”，周慕瀛在其《质疑》中先是自以为是地断言：“生物全息律是通过三段论推出来的”，再断章取义，从张颖清对生物全息律的表述中摘出三个句子，一口咬定那就是生物全息律的“三段论”推导过程，然后便煞有介事地套用逻辑法则“愤怒批判”起来。

　　众所周知，“三段论”属于形式逻辑中最简单的一种演绎推理法则，而“生物全息律”像许许多多的科学定律（如：生物重演律、牛顿运动定律、库仑定律、能量守恒定律）一样，是从大量观察和实验证据中归纳出来的客观规律，岂能由简单的“三段论”推演出来？其正确性也只能依靠实验和观测数据来验证（或由进一步发现的更基本的定律推导验证），又岂能用简单的“三段论”来衡量？某些新发现的科学规律之所以被称为“律”（即“定律”，或称“公理”、“原理”），皆因其不能从当时已有的知识中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推导出来（否则，应称之为“定理”或“推论”）。张颖清从未用什么“三段论”推导过他的“生物全息律”，全息生物学中的全部基础理论的论证过程均与“三段论”毫无关系，任何学科的基础定律也都不可能由“三段论”推导出来。如果非要说“生物全息律”的提出和论证与形式逻辑有什么关系，也只能说与“演绎推理”的逆向逻辑――“归纳推理”有关。用“三段论”推导任何学科的定律都将是南辕北辙，贻笑大方。通篇《质疑》，看似论证严密，其实不过全由此类驴唇不对马口的所谓“逻辑辨析”堆砌而成且处处散发着糟朽浓烈的文革大字报之气。而后来那些对全息生物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却急欲置张颖清于学术死地的人，他们只想尽快借用周慕瀛这个根本不被他们瞧在眼里的民间小人物之手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使有失体面也在所不惜，哪里还能静下心来去甄别和发现这些周而复始贯串《质疑》通篇的低级谬误呢？

尽管陈少宗的反驳文章主要从实践角度击中了《质疑》的要害，但还是一下子把周慕瀛“镇住”了。面对陈少宗的文章，原本气壮如牛的周慕瀛始料未及，却又无力反驳，只好玩起了“失踪”。

    不久，一心要把张颖清扳倒的周慕瀛另辟蹊径，暗使金蝉脱壳之计，鬼使神差地直接写信给邹承鲁并附上其《质疑》。不知是神经过敏还是居心叵测，在给邹承鲁的信中，周慕瀛先是危言耸听地把国内对全息生物学的有限宣传及其有限影响予以无限夸大，再以“痛心疾首、声泪俱下”的语气恳请邹承鲁“出面制止伪科学泛滥，救救中国百姓，救救中国科学，救救中国......”

    于是，两个相距千里且地位悬殊、本来毫无携手机会的“有志者”因患有相似的心病而一拍即合。为避一稿两投之嫌，周慕瀛将其《质疑》略作修改，更名为《对全息生物学的质疑》(以下仍简称“《质疑》”）。1995年初，从未看过张颖清著作的邹承鲁借此东风，专门给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报》写了一篇《推荐信》，以“学术争鸣”的名义推荐该报发表这篇基本内容并无实质性修改的修改版《质疑》。在其充满鄙视与不屑的《推荐信》中，邹承鲁一口咬定国家教委以正式文件批准成立的“国际全息生物学学会”是非法私人组织，又把自己凭空杜撰出来的“中国全息生物学学会”栽赃于张颖清，从而使其无中生有地再添一项“冒名伪造”罪。邹承鲁还煞有介事地责成编辑“希望在科技新闻宣传中予以注意，藉以维护科学尊严。”但却只字未提全息生物学学术上问题何在，更未给出任何涉“伪”评价。  

       邹承鲁公开毁人声誉的《推荐信》和周慕瀛全力加罪的《质疑》在1995年4月3日的《中国科学报》发表后，张颖清终于感受到了笼罩在自己头顶的那团阴森杀气。尽管对那篇似是而非的《质疑》仍然不屑一顾，但鉴于邹承鲁《推荐信》中的诸多污蔑不实之词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并给公众造成了误导，张颖清不得不认真写了一篇澄清反驳文章――《全息生物学・ 驳邹承鲁院士・ 爱国主义与诺贝尔奖》（以下简称“《驳邹》”）并附上了国家有关文件和多位国内外著名生物学家高度评价全息生物学的信函等影印件（共12个附件），寄给了《中国科学报》。同时，张颖清还把同样内容的一封澄清函 (以下简称“《致邹》”）及附件连同自己的主要著作一起寄给了邹承鲁本人。

然而，张颖清有理有据的《驳邹》却被《中国科学报》拒绝发表。尽管邹承鲁完全可以从《致邹》中认识到自己那篇《推荐信》的荒谬，但他却公然亵渎公正原则，既未尽其“学术争鸣”发起人的应尽之责，向《中国科学报》推荐发表《致邹》，也未采取任何措施纠正其《推荐信》的严重错误及其对张颖清名誉造成的伤害。邹承鲁在《中国科学报》发起的这场所谓“学术争鸣”，以被迫应战的张颖清被无辜加罪且其正常争鸣渠道被无理封锁而告终。

然而，一场真正决定张颖清生死的“学外功”较量才不过刚刚开始。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本该让邹承鲁尴尬和无地自容的《致邹》，不久反被邹承鲁从中钻了空子，最终反将张颖清置于学术死地（详见本史第四章《跨洋借刀施奸计，宦鬼密会欺天地》）。

四、跨洋借刀施奸计，宦鬼密会欺天地

       无奈之下，不知深浅的张颖清孤注一掷，又通过山东大学和国家教委上书建议“由国家科委组织著名专家组成特别评审委员会，对全息生物学理论进行研讨和评审以形成一个科学的结论”。请示文件先后经国务院分管副总理李岚清和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批示，任务直接下达给了中国科学院，时任中科院生物学部主任的邹承鲁“责无旁贷”地受理了这项工作。而这对张颖清及其全息生物学来说则无异于“避鬼避进了阎王殿”。

       面对国家主管部门郑重下达的任务，邹承鲁未敢怠慢，迅速点将成立了一个由本学部及相关专业科技人员组成的10人评议小组并任命自己的一位副手为组长，随后他便紧张忙碌起来。尽管对全息生物学理论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既没有去翻阅任何相关学术文献，也没有去理会主管、主办张颖清国内外学术活动的国家教委、国家科委、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和山东大学等国家机构，更没有正视张颖清本人和那些了解全息生物学的国内著名学者及相关领域科研人员的存在（例如张颖清在《致邹》中提到的支持全息生物学的贝时璋院士和宋鸿钊院士当时就在北京工作），而是一头钻进“帷幄”之中，开始了一场特殊应对方案的紧张运筹。

       他找出了张颖清的《致邹》，其中记述了张颖清多次与国内外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史实并附有七封相关信函，擅长“借力打力”的邹承鲁以此为重点从中仔细搜寻，终于从《致邹》中的下面这段话及其相关附件中发现了“空子”：

                                       1992年去瑞典之前，我已将我的两部英文版著作和上海科教

                      电影厂拍的关于我的理论的三部科教电影的英文版录像带，给了

                      生理学与医学诺贝尔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的格瑞纳教授。我并在

                      给他的信中明确说，我个人认为，我的全息胚学说和关于生理病

                      理相关性的发现值得获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 我到斯德哥尔

                      摩之后，他在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神经生理学研究所会见了

                      我…… 我回国后，他又给我来信说：“我非常赞赏你提出的你的

                      那些技术。”（附件7）

       从上述附件7（即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格瑞纳教授给张颖清的信）中，邹承鲁敏锐地感觉到，与上述“非常赞赏”这一不够确切的中文译文相对应的格瑞纳原信中的英文动词组“enjoyed very much”所表达的很可能是信作者某种态度暧昧的客套，不像《致邹》列举的其他中外著名学者给张颖清的信函中使用的赞语那样真挚热情、且明确针对其理论成果而给予高度评价或一定认同，或对其学术思路、探索方向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如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瞅准这一难得的“空子”，邹承鲁不失时机地钻了进去，他立即以核实此信真实性为借口，直接给这位远在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的格瑞纳教授发函并附上格瑞纳给张颖清的那封信。在这封看似纯属搬弄是非、实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通外密函中，邹承鲁不顾国格，公然用栽赃嫁祸同胞的卑鄙手段蒙骗格瑞纳教授，谎称张颖清把格瑞纳教授的信作为自己将获诺贝尔奖的证据在国内“广为散发”，故特请格瑞纳教授对“散发”到他（邹承鲁）手头的这封信的真实性给予鉴定。

       看到邹承鲁以中科院院士身份写来的“密奏”，不明真相的格瑞纳教授大为震怒，他对邹承鲁的鬼话深信不疑，立即感到自己被张颖清欺骗和利用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正在被邹承鲁欺骗和利用）。于是，他立即做出反应，给邹承鲁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复函（1995年11月17日），首先对邹承鲁“跨洋奏本”之举深表感谢并确认了他给张颖清的那封信的真实性（I am very grateful that you wrote to point out that the letter from 1992 is circulating around China. The letter you have is authentic,…）。接着，格瑞纳矢口否认他本人认同张颖清的理论，声称他当年给张颖清写信“仅意味着对其邀请的礼貌回绝（was meant as a polite but negative response to his invitation, and nothing more）”并将张颖清的理论冠之以“astounding and non?scientific”（惊人而非科学的）。最后，格瑞纳用一句“It is obviously very unpleasant to learn that this letter has been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表达了他对自己那封信在中国被“广为散发”的强烈不满。

       此外，格瑞纳仅以一句“张医生的理论显然与现代生物医学毫不相干(Obviously Dr.Zhang’s theory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odern biomedicine)”作为他认定全息生物学理论“非科学”的注脚。但恰恰是这句完全正确的废话（全息医学确实与现代生物医学毫不相干），暴露了这位格瑞纳教授对全息生物学理论产生了根本性的误解(被误解的显然还包括张颖清的身份)。造成这种不幸状况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格瑞纳教授原本就对经络学说缺乏基本的了解，致使当年张颖清与其进行的偏重于全息医学原理(为揭开经络之谜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供了研究思路）的暂短交流发生了严重的沟通障碍（尽管张颖清从未将全息医学与现代生物医学扯上关系）。当然，类似的误解在浮躁且充斥着文人相轻之气的大陆学界更是屡见不鲜。例如，据10年后（2005年11月）邹承鲁因遭何祚庥出卖而被迫露面时发表的网文《关于张颖清问题的情况说明》透露，就在他召集的这次全息生物学评议会议上，“张颖清的全息和信息论毫无关系”这句完全正确的废话（张颖清的“全息”确实与信息论毫无关系），也成为此次会议提出的诘难全息生物学理论的正当理由（尽管张颖清从未将其“全息”与信息论扯上关系），这也是邹承鲁生前向国人透露的由中国权威学者从学术角度提出的指责全息生物学理论的唯一具体理由，彰显了这次“草菅学术”的暗箱会议之可怖。

        邹承鲁如愿得到了内容正中其下怀的海外复函，接下来他所做的就是将其复印后在10人评议小组内“广为散发”，然后便胸有成竹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静候“佳音”。于是，尽管邹承鲁没有直接参加由他亲自召集的这次学术评议会议，也没有为阅览全息生物学的学术文献而劳神费力，但评议结果却早在其掌控之中了。果然，作为邹承鲁的下属和利益共同体成员，评委们自然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由洋人格瑞纳代为定了“调子”的全息生物学“理所当然”地被从速“一审兼终审”判处“贬刑”――当然无需张颖清本人及其支持者答辩和申诉，更无需对张颖清著作中提供的大量观察和实验、应用数据进行验证和调研。

       然而，出于集体性的“做鬼心虚”，始终未能从学术上找到切实论罪依据的邹承鲁和他“钦点”的评委们最终只能选择“秘而不宣”方式。这些临时“审判官”们密聚密散且永远对外隐姓埋名，所有会议资料都被永久封存，密不示人，就连张颖清所在的山东大学及其上级主管部门（国家教委）也未收到任何通报。一场国家最高级别的“学术审判”，自无理取消了“受审人”的到庭权和答辩权开始，至蛮横剥夺了其申诉权和知情权而告终。

       为应付下达这次学术评议任务的高层行政领导，评委们很快运用政治智慧写出了一篇由似是而非的假话、废话、谎话、鬼话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话、空话、官话、套话交织而成的《评议意见》，顺利向国务院分管领导交了差。

       说奇怪也不奇怪，在这篇“为贬而贬”但却始终未敢给出“完全否定”结论或意见的《评议意见》里，周慕瀛《质疑》中的所有论点概未被采纳，显然出于误解的格瑞纳教授的评价当然也未敢拿来充数。整个《评议意见》采用的是避实就虚的写法，通篇都在喋喋不休地指责张颖清及其理论“缺乏什么，没做到什么，做得如何不足、如何不够”，而对张颖清“已做到的和独到的”是否有学术价值或可取之处却始终避而不谈，对张颖清著作中列举的大量应用成果更是只字不提。评委们如此处理显然也为自己留足了任意解释和推脱的空间，即使将来有人追根问底或全息生物学的命运出现意外转折，人们也无法抓到他们什么把柄，这也是这些滑如泥鳅的“智者”权衡个人利弊之后所能做出的最“明智”选择。

       例如：历经30余年基础研究论证并由大量实验和观察（如植物定向培育和针灸临床实践）提供了大量科学证据并反过来有效地指导了相关实践的全息生物学理论，被这些身怀书画评论家辩才的评委们以晦涩的呓语说成“尚缺乏深入细致的科学实验证明、必要的基础研究论证与前瞻性的系统研究设计”；全息生物学的显著特点恰在于发现了表面上看起来毫无联系的许多错综复杂的生物学现象之间的内在统一规律，透过现象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实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而这些显然只不过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下人家著作的学术官僚们，反诬张颖清是“从肤浅的表面联系中阐释其假说”；全息生物学作为一门全新的科学发现，其核心理论当然不能从已有的理论中推演出来，但该理论既能从宏观上统一归类许多表面上看来没有共同之处的繁杂生物学现象，又能用现代生理学、胚胎学、遗传学等公认理论合理诠释导致这些不同现象发生的同一微观生物学机制，从而很好地实现了新学说与传统理论之间以及传统理论不同分支之间的有机统一和交叉融和。然而，这些固步自封、抱残守缺且只会炒洋人米饭的学术权贵们却偏偏要瞪着两眼说瞎话，反以“张颖清对现代生物学中的许多理论和研究成果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解、归纳与融会贯通，以致不能确切地通过已有知识与理论来充实和阐释其假说”作为诘难全息生物学的主要论点。此外，这些“鬼精灵”还巧借英国赫胥黎教授给张颖清的信中那句“如果能得到充分证实...”的短句为题做足了发挥文章；最为恶劣的是，《评议意见》以突出的文笔暗示全息生物学获得的声誉完全是媒体炒作的结果。  

       由于这篇含混、晦涩且漫无边际的《评议意见》传达给上级行政领导的可解读含意只能是“全息生物学根本不值得国家领导人关注”，而不是“全息生物学毫无学术价值，已被完全否定”之类需要向下批转的意见，故此《评议意见》由中科院呈达李岚清副总理之后便只能“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于是，全息生物学摆脱学阀打压的唯一行政渠道也随之被切断，同时，这次秘密会议唯一可能的信息流出渠道亦不复存在。而包括从事全息生物学研究和实践的众多科研人员在内的中国广大学子们，则是在十年之后（张颖清去世一周年不久），才从邹承鲁被迫抛出的那篇《关于张颖清问题的情况说明》中惊闻中国学术界还有过这样一次荒唐而霸道的“最高级暗箱学术评议会议”。

       会后，邹承鲁再度忙碌起来，他亲自给蒙在鼓里的张颖清写信，诈称其全息生物学已被“完全否定”，并虚张声势地以公布会议材料损毁对方声誉相要挟，“奉劝”张颖清从此“闭嘴”，然后，便通过自己在山东大学的私人“内线”（朋友）密切监视着张颖清的动向……       

       就这样，邹承鲁以其大智大勇的“科学谋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功避开了对手令他无法招架的学术锋芒，以四两拨千斤的“学外功”一举将张颖清置于学术绝境。但邹承鲁自知他用来欺骗格瑞纳教授的谎言根本蒙骗不了国内公众，故10年后当他意外遭何祚庥出卖而被迫露面时，又公然篡改历史，将他给格瑞纳写信之事从原委到情节直至格瑞纳的身份都做了面目全非的篡改并隐去了格瑞纳的姓名，编造出一个更具蛊惑性的故事专用于蒙骗国人，此是后话（详见本史第七章《小鬼邀功大鬼避，阎王现形谎升级》）。 

      五、台前幕后合围剿，暗箭奇袭出头鸟

       然而，遭到沉重打击的张颖清并没有低头和畏缩，而是抱着坚定地信念重新投入了工作。次年（1996年）7月5日,世界第一个克隆哺乳动物克隆羊多莉在英国诞生，打破了科学界一度公认的“哺乳动物体细胞没有全能性”的金科玉律，也印证了张颖清12年前根据其全息胚学说提出的关于“哺乳动物体细胞全能性”的理论。同年8月17-18日，第三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研讨会如期在美国洛杉矶召开，中、美、俄、英、日、挪威、加拿大等国的一百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还收到了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贺信。与此同时，一场暗算张颖清的特别行动方案也在国内最高科学殿堂的阴暗角落紧急酝酿和实施。

       很快，一部由邹承鲁、庄逢甘、潘家铮三院士任顾问、号称“反伪科学斗士”的何祚庥院士主编的《伪科学曝光》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发行，赫然将周慕瀛的《质疑》和邹承鲁的《推荐信》密收其中。同年9月1日，中科院院士王大珩、邹承鲁、庄逢甘、何祚庥和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伪科学曝光》首发式并为公众签名售书。

       接着，这部把张颖清与江湖骗子相提并论的《伪科学曝光》鬼使神差直达山东大学有关官员手中。虽然来自学界高层，但无论从法理还是伦理角度看，这都不过是一撮“鸡毛”而已。然而，在“此时非彼时”的山东大学――一座包括邹承鲁圈子在内的各种势力盘根错节的“学门官场”，这撮“鸡毛”立即被各要害部门当成了“东风”和“令箭”――此时只有“傻子”才会想到应该先核查那些荒谬的罪名是否成立并允许张颖清为自己辩护――可惜，一个“傻子”也没有出现，企图“木秀于林”而犯了众怒的“学术孤儿”张颖清迅速被蜂拥推上了似乎早就蓄势待发的“学术断头台”，他的研究所随之遭到了一场“史有前例”的打、砸、抢，国际全息生物学学会的牌子也被强行扯下。身受来自空中和后院的两股强大火力的定向夹击，身单力孤又不知对手何人何处的张颖清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 ”，奋力抗争无人睬，只能被动而无奈地承受着如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残酷现实的无情践踏。

       随后，这场从表面上看来既无组织又无名目的文革造反式校园内乱似乎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操纵着，莫名奇妙地向校外发展并产生了连锁反应。很快，张颖清的“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不声不响地被取消，研究经费从此无人支持，申请评奖亦无处受理，一些大学的全息生物学课程也被停开，他的教学和研究再也无法正常进行，学生也被迫纷纷离去。因研究经费彻底中断，张颖清不得不靠开发和推销全息诊疗仪器等产品勉强维持研究工作。曾有支持者劝其去国外发展，但稀里糊涂被扣上“伪科学”帽子而蒙受不白之冤的张颖清不甘如此凄惨地离开自己的祖国，他抱着一线希望决心抗争下去。由于长期遭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又一直申诉无门，张颖清终于积怨成疾，身心俱毁，苦苦挣扎8年后，于2004年10月20日含冤而逝，魂归天国，年仅57岁。正如邹承鲁等所愿，张颖清终于彻底闭上了他那张为自己招来灭顶之灾的嘴。

       就在国内急匆匆封杀全息生物学闹剧开始上演的第二年（1997年），国际上最具影响的三大检索工具之一《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 ）收录了第三届国际全息生物学学术讨论会议的全部论文；英国《Nature》杂志发表了Wilmut和Campbell等人关于克隆羊多莉的论文（1997年2月27日）。

       就在张颖清垂死之年（2003年），从未被推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邹承鲁却依托其40年前参与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项目，被国内主流媒体爆炒为“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人”；张颖清去世前十几日，何祚庥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借戴维・格罗斯（David J.Gross）等三位美国科学家因夸克粒子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荣获200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之机，再次在媒体面前用那个已成为科学史笑柄的“层子”冒充“夸克”欺世盗名，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因文革“被关进了牛棚，丢失了一次冲刺诺贝尔奖的机会”（《何祚庥：我们的夸克粒子研究曾早于美国》，王荟《新京报》2004-10-07 ）。

       更令人瞠目的是，在此期间，伴随着世界科学跨入21世纪的钟声，号称“发表过550多篇科学论文”的“中国科学大师”何祚庥，又以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在《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推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论文――《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纪念普朗克创立量子论100周年》。在这篇足以令全世界科学家“汗颜”的传世之作里，何祚庥院士通过量子力学的发展，雄辩地论证了“三个代表”理论是科技创新评价体系的根本性标准。这是继1955年为大拆大毁北京古建筑提供了坚实理论依据的著名论文――《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问世四十五年之后，何祚庥为中国科学发展做出的又一具有“填补历史空白”意义的重大贡献，它标志着物竞天择之下的中国学坛经过又一轮生存斗争并再次选择和加强了那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有利变异”之后，终于在此消彼长之中找到了正确的进化途径并迎来了一个规范有序的发展新纪元。 

六、学僚渎职耍滑头，学侩作祟占鳌头    

       张颖清蒙难事件发生至今，国家各级官方科技和教育管理机构从未有人过问或发表意见，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原国家计委科技司副司长严谷良，退休前曾全力支持过王选院士的激光照排研究和袁隆平的水稻杂交试验等重大科研项目。但由于当时对全息生物学理论持怀疑态度，他在任期间未能给予全息生物学以应有的支持。退休后，严谷良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研读了全息生物学的相关资料并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终于认识到了其重大价值。正懊悔不已，却突然听到张颖清蒙*冤患病的消息。严谷良十分震惊，立即自费赴济南看望已奄奄一息的张颖清，但已是无力回天。 

       不久，张颖清带着深深的遗憾溘然而逝。严谷良联络了几个了解全息生物学的老科技工作者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写信反映全息生物学蒙难事件，但这些信件最后都如同石沉大海。 

        他们还分别拜访了几个国家科技管理大员，当面反映情况并请求彻查。令人失望的是，这些学者型高官，居然有着比外行官员更复杂的心态和更深的城府。除了不置可否，他们绝不会去管那些无益于自己仕途和地位的“闲事”，为了一个死人去招惹那些有呼风唤雨之能的学术权贵，精明人岂能做此等傻事？ 

        于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和“反伪阵营”所讥讽的那样，几年来奔走呼号为张颖清正名的，多是一些来自基层和退休阶层的“小人物”。这些人当中，许多人从未见过张颖清，但他们多曾认真研读过全息生物学理论并通过实践认识到了其重大价值。他们坚信：实践是检验全息生物学理论正确性的最根本标准。而那些盲目相信大人物并不假思索地否定和嘲笑小人物的人们似乎并不知道，世界科学史上发生的所有科学蒙难事件，无一不是由于学术界大人物们的傲慢、偏见、歧视、嫉妒和固步自封所造成的。

        有人曾将张颖清蒙难事件向时任山东省省*长张*高丽报告，张*高丽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但却未见任何结果。

        张颖清逝世后，新华社记者董学清闻讯进行了调查。2005年1月26日，董学清的文章《中国科技界悲剧――山东生物专家张颖清含冤早逝》（以下简称“《悲剧》”）在新华网发表，不久，其简写版《张颖清：倒在问鼎诺奖途中》分别在《掺望》杂志和《科技文摘报》、《人民网》等媒体发表。自此，张颖清蒙难事件开始为公众所闻。但由于邹承鲁早已隐藏于幕后且其当年所做的“地下工作”一直秘而不宣，而《悲剧》在记叙《质疑》被推荐发表于《中国科学报》以及后来被编入《伪科学曝光》等事件时，只采用了“某院士”的称谓，并没有点出邹承鲁和何祚庥的名字，知道《伪科学曝光》的人本来就不多，知道邹承鲁是《伪科学曝光》顾问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即使在《悲剧》发表之后，邹承鲁在整个事件中的主宰作用仍长时间不为外界所认识。看过《悲剧》的读者只能认为是由于《中国科学报》不公正地拒绝发表《驳邹》以及后来何祚庥擅将《质疑》收入《伪科学曝光》而制造了这场悲剧。  

      《悲剧》发表后，一篇题为《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以下简称“《当心》”）的反驳文章迅速发表在《北京青年报》、《北京科技报》和《北青网》上。作者方是民是华裔美国绿卡持有者，1995年获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因求名心切却难耐寂寞，眼见学业上成名无望，察势赌时，毅然转向投机。1994年即自任社长办起了中文网络刊物【新语丝】并据此自诩为“中文互联网先驱者”。获博士学位不久便彻底放弃学业，反身投靠并效法何祚庥和邹承鲁，以“方舟子”为笔名，利用【新语丝】和大陆杂牌媒体专事国内“学术打假”和“反伪科学”。

这位伶牙俐齿且善于哗众取宠的“远来和尚”，一边暗自恪守“不批评导致腐败和造假泛滥的中国学术体制”和“不指责对腐败和造假放任自流的学界高层当权者”等潜规则，一边以无视法治和人权的暴力语言攻讦手段，在国内大轰大嗡地掀起了一场文革式的“反学术腐败”和“学术打假”运动，由此成功将自己塑造成“为拯救中国科学而赴汤蹈火的学坛大侠”、“替天行道的学术道德卫士”和“全知全能的真理化身”，从而在思想单纯、痛恨学术腐败的青年一代中创下了不亚于当年文革造反司令的盛名并获得了惊人的号召力，还唬得许多浮躁无知的媒体记者对其奉若神圣，趋之若鹜。趁此良机，方舟子又迅速掣出纯属伪造的“美国生物信息公司咨询科学家”的招牌，以科普为名，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大陆宣传推销美国转基因食品。同时，将那些反对盲目推广转基因食品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持怀疑态度的大陆学者统统扣上“反科学”帽子并当作死敌穷追猛打。

出于更加不可告人的心态与目的，方舟子又公然在生物学、医学及所有相关领域内，把凡属质疑、突破或不完全符合西方传统理论的国内科研成果和学术思想统统斥之为“伪科学”、“反科学”并以尖酸刻薄的侮辱性语言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从而得到了那些早已江郎才尽却欲永葆虚名和地位的中国学术权贵们的公开或暗中支持（包括那些掌握了科技界、教育界、新闻界话语权的滥竽充数的“海龟”们的支持），致使其黑社会性质的私设公堂和“聚众斗殴”闹剧在中国学坛愈演愈烈并迅速激发起国人久违的阶级斗争狂热。故此，《当心》在中文网得以铺天盖地般的转载，使许多不了解全息生物学的青年人被其先入为主地蛊惑和误导，纷纷盲目加入了讨伐张颖清的行列，以至于由此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个所有头脑都与方舟子保持绝对一致的“中国反伪科学阵营”（简称“反伪阵营”），而这一特殊群体的成员则统称为“反伪科学斗士”（简称“反伪斗士”，后被蔑称为“反伪逗士”、“科卫兵”）。 

在这篇虚张声势、瞒天过海的《当心》之中，色厉内荏且显然从未看过全息生物学原著的方舟子，首先理直气壮地向读者宣布他鉴别伪科学的依据：“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有什么东西听上去不像是真的，那么它很可能不是真的。”紧接着便运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策略，抓住张颖清开发推销全息诊疗仪器的“要害事例”转移视线并成功煽起读者的反感情绪，又公然以“张颖清出尽了风头......还搞了一个国际全息生物学会自任终身主席”等一系列讽刺性语句暗示和误导读者，让人误以为张颖清在山东大学可以恣意妄为，其全息生物学研究所和国际全息生物学会是私自成立的，其所长和学会主席职位是自封的。然后，方舟子公开偷梁换柱，指鹿为马，对张颖清进行贬损挖苦并信誓旦旦地声称替张颖清鸣*冤的人全都在搞伪科学。

    方舟子还在《当心》中玩弄其惯用的偷梁换柱伎俩，公然篡改《悲剧》中关于中国驻瑞典使馆科技处向国家科委发文报告“诺贝尔奖评审机构科学家对张颖清学术成就的高度评价”一语的本意，将其说成是“《悲剧》引用了中国驻瑞典使馆科技处的评价”，再以“外交官对科学成果的评价又有什么分量”为由大加嘲讽并故作天真地质问：“所谓真金不怕火炼，如果张颖清的东西有根有据、真有价值，岂能一被质疑就一蹶不振？”

    不久，有人写了《瞒天过海的<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和《请勿以讹传讹盲目批全息生物学》等网文，对《当心》以卑鄙伎俩攻击诽谤张颖清和有人凭道听途说胡批乱评全息生物学的恶行进行了批驳和抨击。但这些文章在许多论坛上贴时，不是屡屡被删就是遭人群起围攻谩骂。

    七、小鬼邀功大鬼避，阎王现形谎升级

    2005年3月，被邹承鲁当作临时走卒利用了一把的《质疑》作者周慕瀛，趁方舟子《当心》网上泛滥之势，急忙通过由著名“反伪斗士”涂建华主办的【科学无神论】网站（该网站后因涉嫌亵渎宗教受到抗议而被迫关闭）宣布自己打击全息生物学的“绝对头功”地位，自豪地炫耀自己“揭穿全息生物学虚幻与欺诈所需的只不过是形式逻辑中的三段论知识”。一番肉麻自夸之后，周慕瀛图穷匕首见，赫然自比道路坎坷、数十年不为人识的科学家孟德尔，在得意地将自己用三段论推演的《是RNA创建了生物界》和用类比法推演的《SARS病毒的RNA+是基因组吗――生命揭秘之一》等论文吹嘘一通之后，周慕瀛昂首向世界宣布：“笔者认为它们已经解开了生命之谜。要是真正被学术界所认识，那么笔者就会获得诺贝尔奖...笔者坚信，本人的发现必将折服全世界。”（周慕瀛《为张颖清回天乏术》2005年3月31日【科学无神论】网） 

    在此之前，周慕瀛曾将他的上述论文呈递邹承鲁以求提携，而过河丢船的邹承鲁却以“学识上没有把握，不敢定论”为由将其婉拒于门外。直到2006年底，邹承鲁在推出一篇《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的“檄*文”后，戴着“中国科学界仰望的道德标杆”、“中国科学的良心”、“科学真理卫士”、“反伪科学斗士”等一大摞桂冠含笑九泉，始终未见他有过帮助这位民间“战略伙伴”实现其宏图大志的任何举动。  

    与周慕瀛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悲剧》作者董学清以及后来的其他记者在山东大学调查采访期间，作为本次“重大反伪行动”的终端执行环节，该校有关部门竟无一人愿意认领这一“重大反伪功劳”。受访者不是推脱，就是装蒜，无不矢口否认校内曾发生过任何有损张颖清及其学术的事件。生物系的教授们则个个闭门谢客，让那些对全息生物学一无所知的研究生弟子们出面应酬。而对于“全息生物学是不是伪科学”这一不可回避的问题，校方有关学术官员皆不置可否并千方百计转移话题，大肆渲染张颖清的个性缺点。倒是一些打肿了脸充胖子的门外汉――诸如从未被张颖清看在眼里的几任哲学系主任和某“易学大师”、生物系管理员以及张颖清的生前邻居抓住了难得的落井下石机会，一个个争先恐后，各显其贬损手足同胞的看家本领，为帮助 “反伪派”记者证明张颖清是“学术南郭”提供了一大堆轶闻野史，从而使这些决意从反面解读一切的“反伪记者”能够成功地在采访文章中将张颖清丑化、矮化、滑稽化和妖魔化。这还不算完，凭着道听途说获得的一知半解加上自己的丰富想象力，这些人渣还纷纷以专家的自信和口气对全息生物学的学术价值进行了多方位的“分析评判”并给出了正中“反伪记者”下怀的“权威性”否定结论（窦丰昌，柯学东《张颖清是生物天才还是学术南郭？》海峡都市报 2005-11-22 ）。

    更为“奇怪”的是：面对董学清《悲剧》发表后的舆论哗然，关键时刻总是“挺身而出，揭露事实真相，捍卫科学尊严”的邹承鲁，此时却一反常态，与他当年“钦点”的那些评委们不约而同地继续坚避幕后，任你天翻地覆也不露面，致使在台前冲锋陷阵的《伪科学曝光》主编何祚庥稀里糊涂“独享”了长达九个月的激烈声讨。2005年10月23日，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宋正海等人在北京组织了一次纪念张颖清逝世一周年的专题集会，《解*放日报》旗下的《新闻晨报》记者郭翔鹤对这次集会进行了跟踪采访，会后又采访了何祚庥、方舟子等人。2005年11月2日，《新闻晨报》以“反伪斗士打假被指造*冤”为题发表了郭翔鹤的采访报道。一向热衷于抢功、抢镜头的何祚庥独遭这次集会声讨后突然若有所悟。随后，这位一生在“阶级敌人”的责骂声中尝尽了“大骂帮大忙，小骂帮小忙”甜头并练成“金刚不坏之体”、其功力早已由“不怕骂”上升到“怕不骂”层次的何大人也一反常态，一边紧急在泱泱中华生物学界海选出“大师”司马南（著名“反伪斗士”，1988年毕业于黑龙江商学院，做过公务员、报社记者、电视节目主持人，因揭露“伪气功”而成名）前来助阵狡辩，一边忙不迭地把这项已收归自己功劳簿长达九年之久的“盖世丰功”像扔烫手山芋似的当众还给了“幕后英雄”邹承鲁。

    这位从不认错又善于文过饰非的学界全职新闻人物此时当然不忘把水搅浑。2005年11月4日，在网易新闻中心的镁光灯下，何祚庥与司马南一个油腔滑调，一个油嘴滑舌，巧言令色，一唱一和，硬把这桩“私设公堂，背后捅刀”的黑*社会行径说成是一次正常的学术质疑行为，然后，何祚庥便“揣着明白装糊涂”，摇头叹息道：“一篇文章就被打倒，甚至为此含*冤而死，太脆弱了，真科学怎么会打得倒？”这还不算完，何祚庥眼珠一转，马上又“揣着糊涂装明白”，连猜带蒙地糊弄公众道：“...我觉得他（张颖清）对全息这个词在生物学上的概念没做任何解释。”（网易新闻中心《何祚庥：张颖清就是伪科学，司马南：新闻晨报你错了》2005-11-04）

　  一句话暴露了何祚庥根本就未曾看过全息生物学著作。作为“学术楷模”，连原著都懒得看一眼，只凭轻信和主观臆测就匆忙下手制造了一起学术谋*杀案。事后竟能象无赖一般信口撒下如此弥天大谎，混淆视听，自欺欺人，何祚庥的“造孽理不屈，做贼心不虚”之功练到如此境界，从他的身上哪里还能找到什么院士的良心与廉耻？     

    意外被何祚庥出卖，隐形九年的邹承鲁终于不得不现身了。这位近年来因在中国学界发起“反伪打假”和“反学术腐*败”运动而声名鹊起的风云人物，自然是“一身正气，处变不惊”。面对正在期待他从学术上指出全息生物学“伪”在何处的国人，邹承鲁果然“不负众望”，迅速写出了一篇《关于张颖清问题的情况说明》（以下简称“《说明》”）。在这篇看似仓促而成（正文第一字竟是别字）实则颇费心机的《说明》当中，邹承鲁经过一番剪辑取舍，巧妙隐瞒了整个事件中所有不利于自己的情节（特别隐瞒了张颖清给他寄去《致邹》并被其封杀的重要情节），对自己以顾问身份参与编撰《伪科学曝光》并参加该书首发促销活动等要害情节更是只字不提。

    然而，为了“说明”这桩既成事实的学术谋*杀案的“合理合法”性，邹承鲁终于不得不拿十年前他奉命召集的那次至今仍被严格保密的全息生物学评议会议说事了。为了标榜自己的高度责任心，邹承鲁特意强调，他还“特别邀请了一名信息学专家（院士）参加会议”；为了夸大这次以其各级下属为主体的“10人暗箱密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邹承鲁公然将其说成是一次“生物学部常*委扩大会”（中科院当届生物学部常*委包括邹承鲁在内共计15人――注）并坦然隐瞒了自己并未与会这一重要情况。让人眩晕的是，还未谈及这次神秘会议的任何实质内容，邹承鲁便话题急转并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偷梁换柱，将自己当年给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格瑞纳教授写信之事从缘由到情节、直至格瑞纳的身份统统做了篡改，他煞有介事地写道―― 

                     由于张颖清在材料中声称他在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做学术报告时诺

          奖委*员会医学及生理学组秘书在座，不仅对他的报告评价很高，并声称将

          推荐他为诺奖候选人。因此我给诺奖委*员会医学及生理学组秘书写了一封

          信核实此事，不久就收到回信，大意是张颖清在Karolinska医学院的报告

          不是应邀报告，而是由我国驻瑞典使馆推荐的，他在报告后只不过是说了

          一些常规的客套话，完全没有推荐他为诺奖候选人的意思。此信我也复印

          发给与会人员。

    于是，一个专用于欺骗国内公众的“升级版历*史剧”诞生了。在这个“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升级版剧本里，身为生理学与医学诺贝尔委*员会五委*员之一的格瑞纳教授摇身一变，成了无名无姓的“秘书”，邹承鲁“跨洋函查”的起因也由“张颖清把格瑞纳的信广为散发”变成了“张颖清声称××秘书要推荐他为诺奖候选人”。

    显然，在这个可以称之为“邹承鲁跨洋函查揭巨骗”的新编历*史剧当中，“反面角色”张颖清成了“撒下了弥天大谎”被揭穿的“巨骗”。

    这是由邹承鲁独家“披露”的一个天衣无缝的故事，虽是一面之词且无任何证据出示，但这种出自“著名科学家”之口而不由你不信的故事却足以将张颖清一举妖魔化，从而让习惯了以耳代目的国人确信张颖清是骗子。尽管《说明》通篇未用一个字来指出全息生物学“伪”在何处，但在易于感情用事的国人面前，全息生物学的“伪科学本质”仅凭这个故事就足以盖棺定论了――一个“撒下了弥天大谎”的骗子搞出来的东西除了是伪科学还能是什么呢？

    不明真相的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所谓“张颖清的弥天大谎”恰恰是邹承鲁的弥天大谎，这位善于随机应变的学坛大佬此时正在抓住张颖清死无对证的有利时机而放心大胆地升级自己的谎言以图最佳诬陷效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先让邹承鲁这个弥天大谎穿帮露馅的竟然是邹承鲁自己的贴身弟子和“粉丝记者”，此是后话（详见本史第九章《蠢徒愚史捧阎王，欲盖弥彰暴真*相》）。

    为了让那些不轻信的国内读者无从查证，邹承鲁在其《说明》中除了让那位“诺奖委*员会医学及生理学组秘书”隐姓埋名，又不惜违背起码的叙事规则并采用障眼法，不交代任何来由，便直接用“由于张颖清在材料中声称...”这种没头没脑的模糊语句来引出其栽赃之词，致使读者根本无法弄清其所谓“张颖清的材料”指的是什么，更无法知道被他利用来栽赃下毒的这个“张颖清的材料”实际上正是他一直不得不竭力对国人隐瞒的《致邹》。

     关于那次神秘的“中国最高级暗箱学术评议会议”对全息生物学的学术评议情况，当然是国人最应关心的核心问题，也是邹承鲁最应向国人说明的要害问题，但《说明》却偏偏在此关键问题上虚晃一枪，寥寥几句一笔带过――

                      学部常*委扩大会讨论后完全否定了张颖清所谓的“全息生物学”。

            信息学专家也认为张颖清的“全息”和信息论毫无关系。我们将学部

            常*委扩大会讨论结果上报给科学院并转报李*岚*清副总*理。  

从十年前对张颖清个人诈称全息生物学理论被“完全否定”，到十年后重新拾起这一谎言公开欺骗世人并强行拉上当年生物学部全体常*委为自己垫背，邹承鲁撒谎和嫁祸的胆量也是与时俱进。然而，为了引导公众相信这桩学术谋杀案的“合理合法”性，如此具有“填补空白”和“画龙点睛”双重意义的精髓谎言此时是绝对不可或缺的。

        至于“完全否定”的理由，邹承鲁当然说不出来，他根本就没打算说，而且他已经不需要说了，因为国人的视线已经被他成功地转移了。        

        可笑的是，邹承鲁至今还自欺欺人地将自己当年特邀一名信息学专家参加会议这一无知无用之举标榜成自己“高度责任心之体现”，并理直气壮地将“张颖清的全息与信息论毫无关系”这句完全正确的废话作为自己向国人透露的唯一与学术直接有关的会议信息，这一切都恰恰暴露了他对全息生物学内容根本就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解。

        虽然《说明》按理当属邹承鲁十年前的那封《推荐信》及其所荐《质疑》的“续集”，而且此时正备受指责的《科学时报》（即当年的《中国科学报》）也急需此“续集”为自己洗刷，但为了不让那些知道他当年与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信函往来真相的同僚和弟子们看到该“升级版历*史剧”以免穿帮露馅，心中有鬼的邹承鲁绝不敢像当年发表《推荐信》和《质疑》那样，将其《说明》无所顾忌地发表在《科学时报》或其他严肃的学界正规媒体之上，而是屈尊将其发表在被中国大陆官方封锁的方舟子【新语丝】网站上。此等极不严肃之举虽然既有失水准也有失邹承鲁的身价，但却可保邹承鲁的猫腻安全无忧，因为【新语丝】的读者众多且多是盲目追随邹承鲁、何祚庥和方舟子搞“学术打假”的 “网络愤青”，这些涉世未深的热血青年网络技术精湛又容易意气用事，邹承鲁利用他们的盲从将自己的谎言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广度在自己希望的读者类群中安全无忧地传播，那可是再合适不过。

        果然，《说明》于2005年11月13日在【新语丝】网站发表后，立即被铺天盖地般的转载。作为中国“反伪阵营”喉舌的《北*京科技报》紧随其后专访邹承鲁以巩固和强化本次“胜利成果”。访谈中，该报记者与邹承鲁一唱一和，把邹承鲁的“国内升级版”谎言再度升级，变成了“张颖清一再声称他曾在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做学术报告，而且在场的诺奖委*员会医学及生理学组秘书不仅对他的报告评价很高，并声称将推荐他为诺奖候选人。”

        采访末了，尽管既说不出全息生物学所论何事，更说不出其“伪”在何处，邹承鲁却语出惊人，霸气毕现――

      “全息生物学哪个领域都不是，是张颖清自己瞎编的。”

        这也是邹承鲁生前从学术角度对“全息生物学是伪科学”这一核心命题向公众所作的唯一“说明”。

         很快，《北*京科技报》的总编和记者们就根据采访炮制出一篇《2005年中国十大科技骗局》（2006年1月4日），公然把张颖清与江湖骗子相提并论，并以“伪科学成诺奖之星”的分标题把张颖清及其全息生物学列入“十大科技骗局之三”（副总编田利平策划）。这篇强化栽赃文章同样在中文网被铺天盖地般地转载，同时，又引导一大批对全息生物学内容一无所知但却对“伪科学”深恶痛绝的网络热血青年加入了“讨伐骗子张颖清”的行列并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雷霆之势，把新一轮贬损辱骂张颖清及其全息生物学的狂澜推上了高潮，标志着邹承鲁本次“转移视线，避实就虚”战略的大获全胜。

        八、殇鹰横遭群鸡贬，无聊文痞吠学坛   

        纵观这些根本没有认真研读甚至完全没有看过全息生物学原著的“反伪跟屁虫”们对全息生物学的所谓批判，除了盲目转贴周慕瀛的《质疑》和邹承鲁的《推荐信》、《说明》等文章之外，极尽所能、翻来覆去所做的无非是尖酸刻薄的冷嘲热讽，连猜带蒙的主观臆断和“理直气壮”的有罪推定（例如涂建华的《批伪科学难道有错？且慢为张教授喊冤》）。以“未发表有影响力的国际核心期刊论文”为定伪理由者最为牛气，这些人似乎故作不知世界科学史上还有许多重大科学发现恰恰是学者通过出版专著而获得了学术界的承认（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牛顿的物体运动定律、哥白尼的“日心说”等）；与此类同，以“生物学中从未有过‘全息’这个概念”为充足诘难理由者也同样是底气十足，洋洋得意。

        更多的人则是先入为主地盲目相信方舟子那篇贼喊捉贼的《当心》，把“全息生物学早就被生物学界公认为伪科学”这样的弥天大谎当成口号反复呼喊；甚至张颖清当年遭排斥未能进入山东大学生物系以及他遭难后未远走海外也被反复当作“伪科学证据”出示；就连张颖清在瑞典作报告并非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所邀(实际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所邀。后有人将《悲剧》中“应邀访问...”之说误解为“应卡罗琳斯卡医学院之邀”，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显然与张颖清本人毫无关系）以及《悲剧》中提到的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处文件中有“只要进一步做好科学论证和推广工作...”的说法也被当成了“伪科学”依据（理由：真科学何需“进一步做好科学论证”？只能是“伪科学”）；类似的还有人把英国学者赫胥黎给张颖清的信中有“如果能得到充分证实”之语也当作了判伪依据而大做文章。

        另有人把山东大学曾遭张颖清鄙视的几任哲学系官员甚至“易学大师”和普通校工不负责任的信口雌黄当作判伪依据；还有人拿张颖清发明的生物全息电图诊断仪和生物全息治疗仪大做文章，虽然“反伪喽罗”们从未弄清这是两种不同的仪器以及它们被注明的有限功能，但却异口同声地把“包治百病，能治癌症”等荒唐说法栽赃于张颖清并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张颖清之死也因此被他们当成了最有力的“把柄”，一群痞子丧心病狂地跟着方舟子一起嚎叫:“ 张颖清的死恰恰证明了他搞的是伪科学！”（南乡子《张颖清的死恰恰证明了他搞的是伪科学》【新语丝】2005.11.13） 

        把“科学共同体”旗帜当作大棒挥舞，已成为从阶级斗争前沿阵地过渡而来的中国现代“官科”体制之下某些新生代学术权贵威慑、恐吓和讹诈那些崭露头角或潜在的“体外”竞争对手的惯用伎俩。因此，否定全息生物学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莫过于“未经科学共同体认可”。在这些刚出校门就被各种规矩和教条牢牢禁锢的书呆子们看来，“未经科学共同体认可”就等于“已被科学共同体否决”。

        这些学一当十、一叶障目的浅学之辈仅凭其可怜的一点西医解剖学常识和由此形成的纯机械生物观，便自以为具备了足以鉴别一切的资质，纷纷拿出瞎子摸象的本领，口出狂言，对全息生物学进行郑人买履式的批判。其中有人像方舟子一样，把诸如“榕树叶形与树形不相似”之类基于浅尝辄止或望文生义得来的一知半解作依据，一口咬定全息生物学理论是基于简单枚举，系以偏概全和异想天开。甚至有人凭想当然将全息生物学理论武断为“与科学毫无关系的哲学思辨”。另有诸如“分子缩放说”之类离奇古怪的蓄意曲解，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也被某些浅薄的“官科”学者强加在全息生物学头上，作为“伪科学”证据，被反复拉出来“游街示众”。 更多纯属辱骂和人身攻击的所谓“批判”，则让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再次感受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阶级斗争”气息。

       “正统学历”――既是这些“反伪斗士”们的唯一优势，又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一生取得的最大成就――也被理直气壮地当作制胜法宝，反复用来讥讽和丑化张颖清；甚至有人以“张颖清的身世真相大白”为题做文诬陷从未隐瞒过自己学历的张颖清教授，无中生有地捏造罪名欺骗公众。

       1985年，即克隆羊多莉出现12年前，张颖清已经根据其全息胚学说推出了哺乳动物体细胞全能性理论。尽管后来从事哺乳动物克隆的国外科学家并不一定了解张颖清的理论，但作为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张颖清在国际上据理力争自己的理论优先权，实属正常的学术之争，无论结果如何，都算不上什么罪过。但在“反伪阵营”看来，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誓死捍卫那些理论成形显然迟于张颖清的外国人的“理论优先权”，从未看过张颖清原著的方舟子怒不可遏，拍案而起。作为生物学“博士后”，此君连张颖清特指的“哺乳动物”这个基本前提都没搞清楚，便忙不迭地找出六、七十年代国外青蛙克隆成功的例子来挖苦张颖清并多次满腔妒火地高喊：“张颖清的学说毫无学术价值，只能说是欺世盗名......”（方舟子《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新语丝】 2005-03-02；方舟子《“社会能见度”为张颖清伪科学鸣冤叫屈？》【新语丝】2006-12-15）。 

        2005年11月4日，《新闻晨报》以“科技打假第1冤案再调查，张颖清是天才还是南郭先生”为题发表了该报记者郭翔鹤的一篇采访报道，报道记叙了记者对当年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科技参赞赵迎福和科技处一秘刘仁清的采访，由此印证了张颖清曾在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向诺贝尔奖委员会学者作报告并获高度评价的史实。方舟子则条件反射般做出反应――当天便在其【新语丝】网站炮制出一个所谓“1990-1996年在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留学的美国华人教授的匿名揭发材料”――《所谓“张颖清因‘全息生物学’曾被诺贝尔奖颁布机构请到瑞典演讲”的真相》，一口咬定张颖清在瑞典作报告的听众全是被拉来凑数的华人留学生，没有一个是外国学者。

        为彻底扭转不利局面，方舟子又独自或邀司马南等同伙一起马不停蹄地奔命于各路合作媒体，摇唇鼓舌，广造舆论，一边奋力兜售其所谓的“美国华人教授的匿名揭发材料”，一边使出浑身解数把张颖清及其学术贬得一文不值（《方舟子：张颖清就没做出什么东西》网易科技2005.11.08；《方舟子：“科技打假第一冤案”冤不冤？》北京科技报2005.11.09，北青网2005.11.09；《张颖清没有受诺贝尔奖评奖机构的邀请》【人民网】强国论坛2005.11.10）。但事隔没几天，2005年11月13日，【新语丝】又发表了邹承鲁的《说明》。为借外国人之口替自己圆谎，邹承鲁在《说明》中不得不透露了张颖清确在瑞典Karolinska医学院向诺贝尔奖委员会学者作过学术报告的事实。可笑的是：劈头盖脸挨了邹承鲁一巴掌且其谎言已由此被戳穿的方舟子竟浑然不觉，反而于当日又用那个所谓“美国匿名华人教授”的身份在【新语丝】上炮制了另一篇文章《对“张颖清曾被诺贝尔奖颁布机构请到瑞典演讲”真相的进一步说明》，作为对三天前有人揭露此“匿名华人教授”及其所谓“揭发材料”均系伪造的回应，此文赌咒发誓地让人相信这位神秘“匿名华人教授”的真实存在并坚称绝无外国学者在瑞典听过张颖清的学术报告。2005年12月12日，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第一处世宗旨的方舟子以其特有的泼妇手段实施新一轮报复行动，在其【新语丝】网站公布了他编制的第二份《中国不良记者名单》，把包括郭翔鹤在内的一批同情张颖清和敢于质疑、批评“反伪斗士”的记者收录其中，所注罪名是“造谣、欺诈、流氓”。    

        如方舟子一样疯狂的还有那些同样因只有机械观思维而无法理解系统生物学知识的非生物学专业的“学院派”全科反伪斗士们。与周慕瀛类似，这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井底之蛙似乎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除了演绎推理之外还有归纳推理和实践检验，也不知道凡属开创性的科学发现，其核心理论几乎只能由归纳推理和实验、观测证据所确立，更不知道错综复杂的系统生物学问题必须运用更高级的辩证逻辑来分析论证(如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和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理论)。他们的学识似乎只能理解诸如“因为...所以...”之类机械式的初等演绎推理形式，这也是他们一辈子只能做洋人的跟屁虫和修补匠的主要原因。例如，曾以一篇惊世论文――《动物权利论的要害是反人类》雄辩论证了“虐待动物有理”的著名“反伪大牛”、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教授赵南元，因既理解不了（甚至根本无力辨认）全息生物学理论的论证方式，又不具备周慕瀛能把全息生物学基本理论理解成“是用三段论推导出来的”那种“悟性”，于是便一口咬定“全息生物学作者不讲因果，没有论证，突兀就出来一个结论。连中学老师教学生写议论文那样的要求都达不到”，并狂妄地宣称：“批判这样的‘科学著作’，你还需要生物学知识吗？”

       这位一生也未在自己所学专业“论证”出什么有影响的学术成果的清华教授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番高论无异于彻底否定了《质疑》并将邹承鲁、何祚庥、周慕瀛以及山东大学那些始终不敢露面的“反伪斗士”们统统掴了嘴巴。因为通篇《质疑》恰恰都在“分析”全息生物学的论证过程如何“不合法则”（尽管其“分析”驴唇不对马口）并以此作为颠覆全息生物学的根本性依据。如果全息生物学理论真如赵南元所言“只有结论，没有论证”，则《质疑》立论的基础便不复存在，仅此即可判定《质疑》纯属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而利用《质疑》为全息生物学定罪的邹承鲁、何祚庥及其追随者自然也全都成了不折不扣的白痴。 

更加可笑的是著名“反伪跟屁虫”涂建华，曾以一篇阴阳怪气的诡辩文章跟屁力挺《质疑》和《伪科学曝光》（涂建华《批伪科学难道有错？且慢为张教授喊冤》【人民网】2005.2.18），听到赵南元上述无知无畏的狂言，这位近年来糊里糊涂到处装大的科盲型文痞竟然如获至宝，急忙又像无头苍蝇一般匆匆挥动秃笔涂抹出另一篇鹦鹉学舌的文章――《批判“全息生物学”这样的伪科学，有中学水平就够了》，煞有介事地跟屁重复赵南元的狂妄论调，大嘲大讽“全息生物学不讲因果，没有论证”（【新语丝】2006.12.18）。此文也一度被如蝇逐臭的众反伪喽?当成法宝到处搬运转载（涂建华――湖南城市学院哲学副教授，著有《中国伪科学史》。多年来一直以反宗教、反中医和贬损钱学森以及替何祚庥之流歌功颂德为能事。钱学森逝世当日起，又接连在【新语丝】及自己的博客内发表多篇贬损钱学森的文章――注)。

    至此，国人在目睹了这些连中学生水平都达不到的“教授级反伪斗士”们互扇耳光和自扇耳光的同时，也切实领教了什么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需要提及的还有除邹承鲁之外曾公开发表过贬损全息生物学言论的那些知名“业内人士”――

一是邹承鲁的“亲密战友”、中科院“二号道德卫士”郝柏林院士（“一号”为邹承鲁），曾写过一篇《伪科学与赝科学》（《科学》杂志2002年第2期），其中主要凭自己对全息生物学的一例举证断章取义后的肤浅理解便将全息生物学定性为“赝科学”（郝柏林与方舟子虽同属邹承鲁山头，但因“一山难容二虎”，两人长期不和，内讧不断。2004年至2009年，郝院士先后被【新语丝】曝出“违规操纵不合格弟子入选理论物理所‘百人计划’从而套取国家200万元科研经费”、“滥用职权假公济私恶搞同僚、违规兼职多头领薪逃税漏税、违规重复享受两地福利分房、违规报销医疗费”等多项丑闻――注）。

 二是归国前便通过向【新语丝】批量投放“与邹承鲁和方舟子保持一致”的跟屁文章而成功跻身邹承鲁势力圈子的著名“海龟”饶毅博士。继其《令人钦佩的郝柏林与邹承鲁》等系列媚文马屁拍响之后，在另一篇堪称“捧邹文学”扛鼎之作的《邹承鲁，善者好之，不善者恶之》（《科学文化评论》2007.04）当中，除了肉麻吹捧邹承鲁，这位“善者”还附带把包括牛满江、张颖清在内的所有与邹承鲁有过“摩擦”的学者逐个贬了一遍（饶毅博士归国前曾以一篇泼妇骂街般尖酸刻薄的“檄文”――《对肖传国起诉方舟子一案的意见书》讨伐曾对其向中国政府提交的标价16亿美元的“中国最牛科研计划”提出过异议的华人学者肖传国，该“檄文”被网友揶揄为“怨气憋在狭窄的肠道长达四五年而最终放出的令人掩鼻的臭屁”。2007年9月底，饶毅博士以“超级爱国者”的光辉形象高调回国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注）。

    三是言必自称“科学家”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傅德志(人送绰号“流氓科学家”），曾在自己的博客里以一副不屑的口气大放厥词贬损张颖清及其全息生物学（自2007年10月至2009年底，为奠定自己在揭露陕西假虎照战斗中的首领地位，傅德志一口气开了好几个博客并以平均每天4篇的频率发表了三千多篇泼妇骂街式的博文，其间还满世界嚷嚷要招收手刃流氓乡官的修脚妹邓玉娇为徒。因一度抢了方舟子的风头致使二人交恶并长期对骂不止。2009年末，傅德志领导的课题组因业绩太差而被解散，傅德志不服，声称“打周老虎”是自己的重大学术成果。方舟子则对傅德志下课拍手称快，声称“灭了傅德志，是植物所做的唯一正确的事”。见 2010-1-8《成都商报》――注）。 

        四是根据自己愚蠢的曲解而杜撰“分子缩放说”栽赃张颖清的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陈敏伯，2005年1月曾给光明日报《文摘报》写了一封信，题为“分子怎能放大、缩小？――驳全息生物学”，后又以“mbchen”为笔名和网名上贴厦门大学理论化学研究中心的网络论坛。

        上述“业内人士”的有关言论传达给读者的除了傲慢与偏见、专横与跋扈、弱视与短见、浅薄与无知，其所展现的思维理性和学术水准甚至不及那些下三烂反伪喽?，这些牛人只不过是凭道听途说，或凭望文生义，或凭想当然，便以“莫须有”或强加的罪名，蛮不讲理地对全息生物学进行一言以蔽之的贬损，其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远不及《质疑》、《当心》等。

        尽管上自邹承鲁，下至众喽罗无一人能从学术上系统说明全息生物学理论到底“伪”在何处，更无一人能说出张颖清举证的大量应用成果和实验数据“伪”在何处，但借助中国社会长期奴性教育产生的盲从性和中国生物学界及医学界众学者或明哲保身、或袖手旁观、或暗自窃喜等众生相产生的集体聋哑效应，通过实施“避实就虚，转移视线”战略和“一犬吠，百犬随”战术，“反伪阵营”成功达到了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目的。 

        至于检验真理的最重要依据――实践，“反伪阵营”自始至终连提也不敢提。而许多研究人员在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中发现的全息生物学理论的不足之处和有待探索的问题，“反伪阵营”当然就更不知道了。  
       需要指出的是：全息生物学理论为张颖清一人倾毕生之心血所独创，作为一门全新而庞大的前沿交叉学科，由于个人能力所限，这门学说不可能从一出世就是完美无缺的。其多处细节问题和分支理论有待深入探讨，多处枝节错误和不足之处有待纠正和完善。有些初步接触该理论或未实践过该理论的学者认为其理论论证尚不够充分或不够严谨，有的则认为其实验验证不够充分。诸如此类的个人见解即便完全属实，其所反映问题的性质仍属“有待完善”之列，显然不能成为完全否定这门学科的充分理由，更不能成为把张颖清认作“江湖骗子”并以无法无天的文革手段进行打击迫害的理由。此外，张颖清借用了“全息”这个并不很恰当的术语，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凭“想当然 ”造成误解，以为纯属穿凿附会的思辨，甚至联想到当年许多骗子趁国家管理部门的不作为，打着科学旗号，滥用“信息”一词大肆行骗的闹剧。然而，如果人们能够摈弃偏见，认真去看一下张颖清的原著，就不难理解全息生物学中“全息”这一术语的明确含义。而许多根本没有看过张颖清原著的青年人仅凭对“全息”一词的误解，便先入为主地对全息生物学产生反感。某些居心叵测者，正是利用了青年人的浮躁并抓住张颖清的不谦逊性格大做文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转移视线，混水摸鱼，极力把张颖清诬为江湖骗子，并煽动不明真相的年轻人对已故的张颖清进行惨无人道的诋毁、嘲讽和咒骂，一时大有“掘坟鞭尸”之势。不禁让人想起当年被自己同胞争先恐后生啖其肉而惨死的明末抗清将领袁崇焕和文革中被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愤怒揭批的诸多开国元勋......     

        就像文革弄权者先杜撰“资产阶级司令部”再组建“红卫兵”予以“炮打”一样，在中国某些学术权贵或明或暗的支持下，由中国哲学、宣传和科普领域不甘被边缘化的文革遗老遗少、过时风云人物、蹩脚科普作家、“阶级斗争癖”患者，饥不择食的小报记者、饮鸩止渴的网络“愤青”、学界投机者、落伍学者、现代洋奴、文化汉奸、科研逃兵和闲杂网虫等乌合而成的“中国反伪阵营”（其中闹腾最凶的知名人物有何祚庥、方舟子、赵南元、涂建华、司马南、郭正谊等）乘打击全息生物学取得“胜利”之机，也如法杜撰出一个需要“棒打”的“中国伪科学阵营”，他们公开撒下弥天大谎，把一个由魔术演员詹姆士・兰迪(James Randi)唱主角的美国社会娱乐团体“CSICOP”硬说成是执法于美国科技界的“科学警察”组织，从而使他们在中国发起的这场黑社会性质的所谓“反伪科学”运动成为“有据可依”、“有轨可接”。他们一边大造舆论，高喊“中国也需要科学警察”（方舟子《中国需要“科学警察”》【新语丝】 2005-5-25，《北*京科技报》2005-5-25），一边公开打起“官科”大旗并以“中国科学警察”自居，把“反伪”大棒公然挥向了那些卓有成就的基层和民间业余科研人员，将他们统统贬称为“民间科妄”并不由分说地一概予以“横扫”，一时闹得乌烟瘴气。

同时，这些以崇洋媚外和“百科全能”为共性的“反伪斗士”还公然把“反伪”大棒挥向了中医，一边高喊“中医是最大的伪科学”，一边利用网络掀起了一场围剿中医的造势运动，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功耀还发动了一场要求国家取缔中医的网上签名活动。善抢镜头的何祚庥更是身先士卒，抓住死于癌症的著名电视剧演员陈晓旭曾吃过中药的案例，走马灯似的到处作“反伪科学”报告，一边向国人兜售他的“中国传统文化90%是糟粕”谬论，一边歇斯底里般地叫嚷“陈晓旭是被中医害死的”。总爱打肿脸充胖子的方舟子则当仁不让地成为这场“剿灭中医”运动的急先锋。除了以无知者无畏的精神到处宣扬“针灸能够镇痛是因为刺激了神经系统”，方舟子还连猜带蒙地一口咬定“经络是古人对血管走向很不准确、很模糊的一个描述”。在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渲染中药毒副作用的同时，这个奴颜婢膝的蠢才更是以无以复加的谄媚之词吹捧和神化西药，极力给国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中药都是没有任何实际疗效的毒药，西药都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神药。不幸的是，在马不停蹄地以系列文章逐个揭发常用中成药的“剧毒本质”和“滔天罪行”的战斗中，为洋人鞠躬尽瘁的方舟子终于累昏了头，竟然一不小心错把复方甘草片这一纯牌西药当成了中成药，义愤填膺地奋笔疾书，对复方甘草片的“惊人毒副作用”来了个狠揭猛批，以此警示国人远离中医药（方舟子《常用中成药的真相――复方甘草片》）。

    为了让国人相信中医是伪科学，方舟子不时运用其惯用的断章取义伎俩，把国外名人的话篡改后为己所用。例如，在《批评中医》一书中，他公然将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为什么中国取得了这么令人赞叹的技术成就，却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Why, given China’s amazing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did the Chinese fail to develop modern science）”这句话中的“现代”两个字偷偷去掉，将其篡改成“为什么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以此借李约瑟的嘴巴来说中国古代根本没有科学，中医当然就不是科学了（黄佶《方舟子为反中医捏造李约瑟的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群横行在整个中国科技领域从事“反伪打假”的乌合之众，其名誉领袖正是那位全赖参与一个无果而终的“官科伪科学”研究项目――“层子模型”发迹，且至今仍在用“层子”冒充“夸克”欺世盗名的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何祚庥院士（人讥为“伪院士”、“除了物理不懂，什么都懂”）；而真正无愧于“民间科妄”这一称号的周慕瀛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帮助“官科”利益集团“清理阶级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虽受到了特殊待遇被网开一面免遭卸磨杀驴之灾，但却被其“官科”同伙无情抛弃。他的几篇自称应获诺贝尔奖并“折服全世界”的生物学论文在国内外著名杂志的投稿均遭失败。他又将这些论文寄给他所敬佩的二十多位中外“著名科学家”(包括方舟子)寻求提携，结果竟无一人理睬（周慕瀛《把真理推向世界的艰难历程》2007.12.4. http://www.science-china.com/zl.htm）。其借机跻身“官科”并夺取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的夙愿随之化为泡影。不久，这位“两大阵营”的共同弃儿便无可奈何地从其奋力推销自己的网络上销声匿迹了。

     九、蠢徒愚史捧阎王，欲盖弥彰暴真相

     如前述，1995年11月，为了从学术之外找茬扳倒张颖清，邹承鲁先编造了“张颖清把格瑞纳教授的信在国内广为散发”这一专用于欺骗外国人的“欺外版”谎言，并跨洋“奏本”欺骗和刺激远在瑞典的格瑞纳教授，从而骗取了内容在其预料之中的海外复函并将其用于误导全息生物学学术评议。但邹承鲁自知这一“欺外版”谎言欺骗不了国人，故而一直将此事严格对公众保密。整整十年后的2005年11月，邹承鲁因遭傀儡何祚庥出卖而被迫出场时，利用张颖清死无对证的有利局势，赫然在其《说明》中将这段历史做了全面篡改，编造了“张颖清声称诺奖委员会医学及生理学组秘书要推荐他为诺奖候选人”这一专用于欺骗国人的“欺内版”谎言，从而跨时代更新了自己十年前致函瑞典的起因，也为自己当年有辱国格的跨洋搬弄是非之举追认了一个相对“名正言顺”的理由，还顺手打造了“邹承鲁跨洋函查揭巨骗”这一更能让张颖清身败名裂的惊人故事，真可谓一举三得（详见本史第七章《小鬼邀功大鬼避，阎王现形谎升级》），邹承鲁跨越时空掌控一切的超能也由此得到了完美体现。在此新形势下，邹承鲁当年的“欺外版”谎言和那些能够戳穿其前后两版谎言的原始资料也自然成为他必须认真掩藏的“核*心机密”，而当年那些接触过这些“核*心机密”的同僚和贴身弟子也随之成为他必须重点防范的对象。为了不让这些“重点防范对象”看到他的新编“欺内版”谎言以免穿帮露馅，邹承鲁一反常态，屈尊将其《说明》发表在高层学者不屑光顾的非法网站【新语丝】上。一年之后，一切安排妥当的邹承鲁头戴一大串耀眼的光环寿终正寝（ 2006年11月23日）。

    不幸的是，邹承鲁自己的集团内部成员根本不可能完全参透其中的全部猫腻，也不可能完全理解邹承鲁的良苦用心，这种状况无疑对邹承鲁未及销毁的“核*心机密”构成了安全隐患。百密一疏的邹承鲁不曾料到，在他死后不久，前述被他当作“制胜法宝”成功骗过了中国网民的那个“邹承鲁跨洋函查揭巨骗”的惊人故事，继他的唯一“权威正版”《说明》之后，竟然又从其“邹氏集团”内部先后流出了两个实质内容各不相同且都与《说明》大相径庭的“修正版本”，他生前精心布下的“坚固防线”也因此被自家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活宝彻底玩垮――

2007年，当年伺奉在邹承鲁左右并了解其致函格瑞纳实情的邹门高徒王志新（现为中科院院士），借记者之笔在当年第一期《民主与科学》杂志发表了《关键是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的访谈录（以下简称“《关键》”）。在《关键》中，王志新侃侃而谈，一边绕着弯子暗示全息生物学蒙难是因张颖清不遵守“科学共同体的规则”（未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却依靠媒体炒作）而咎由自取，一边自作聪明地篡改史实，为“树死荫在”的恩师邹承鲁遮掩和辩护。尽管同邹承鲁一样说不出全息生物学“伪”在何处，王志新却以主持公道和忿忿不平的语气指责为张颖清鸣*冤的媒体是“挑起事端”和“主观臆断”。

奇怪的是，《关键》竟然半遮半掩地把邹承鲁当年给瑞典写信的对象和瑞典的复函者均偷换为“诺贝尔奖委员会”这一组织机构（既不是格瑞纳教授，也不是邹承鲁在《说明》中编造的那位“秘书”），但其编造的所谓“诺委会给邹承鲁的复函”内容又与《说明》在大意上不谋而合（这意味着王志新在受访前已看过《说明》）。而关于邹承鲁给瑞典写信的起因，《关键》则仿照《说明》摈弃了邹承鲁的“欺外版”谎言，但却并未不折不扣地照搬邹承鲁的“欺内版”谎言，而是牵强附会地用当年启发邹承鲁编造出“欺外版”谎言的《致邹》片段（即张颖清叙述自己与格瑞纳信函往来的那段话，参见本史第四章《跨洋借刀施奸计，宦鬼密会欺天地》）做替代，并以模糊不清的文法交代给读者。

    这也许是王志新考虑到发表《关键》的《民*主与科学》杂志是学界正规媒体，他在其上发表的言论极有可能被那些了解实情的师叔、师兄们看到。为了能在“圈外”公众面前替恩师遮掩的同时兼顾自己在“圈内”的声誉，王志新在《关键》中不得已将恩师《说明》中编造的故事做了“折中化”和“模糊化”处理并留足了任意解释和推脱的空间。最终，他只选择了恩师伪造的瑞典复函大意，而没有同时采用与此复函大意相匹配的邹承鲁致函瑞典的“最佳起因”――“张颖清声称××秘书要推荐他为诺奖候选人”这一能被知情者一眼看穿的邹承鲁“欺内版”谎言，为确保不导致明显的穿帮现象，《关键》只得把格瑞纳教授做了“隐藏”处理并含糊其辞地用“诺委会”这一组织机构取而代之。

    然而，由于王志新的圆谎功夫远不及邹承鲁老辣，他最终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个无法自圆其说且情节不连贯的故事。又由于这个漏洞明显的故事与《说明》中邹承鲁以其“欺内版”谎言为基础编造的那个天衣无缝的故事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致使王志新的“饰文”不仅未能替恩师遮掩，反而使邹承鲁栽赃诬陷张颖清的无耻行径初露端倪。

关于当年对全息生物学的学术评议情况，《关键》同《说明》一样，只字不提《评议意见》及其任何内容，但却选用了“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既与邹承鲁的“完全否定”在本意上保持一致、又暗藏某种狡辩余地的说法。

    此外，《关键》不慎向国人首次披露了当年张颖清给邹承鲁寄去了《致邹》以及邹承鲁是从该《致邹》中找茬给张颖清栽赃下毒并致函海外这一“内*幕信息”，还不慎披露了邹承鲁没有参加由他亲自召集的“全息生物学暗箱评议会议”这桩奇闻轶事。这说明王志新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均属恩师的“核*心机密”。

   《关键》发表后不久，2007年5月，在友人的建议下，一位张颖清临终前的探视者将自己保存的一份当年被《中国科学报》拒绝发表的《驳邹》公诸于世，不久，《驳邹》全文在《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6期正式发表。只需将《关键》引用的《致邹》片段与《驳邹》相对照，便可以初步断定《致邹》和《驳邹》内容基本相同甚至有可能是一式两份，而《驳邹》中显然没有所谓 “××人要推荐张颖清为诺奖候选人”之类说法。由此可以初步断定，这一所谓“张颖清的弥天大谎”是邹承鲁为给死无对证的张颖清栽赃而现编现造的。  

如果既知底细又具备院士级智商的王志新搞出的“折中版本”都难以做到不露破绽的话，那么既不知底细又不及王志新精明圆滑的书生熊卫民搞出的“折中版本”就更让邹承鲁的在天之灵叫苦不迭了――

熊卫民原为《科学时报》记者，后通过读研成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此人仰慕邹承鲁已久，几年前便欲为邹承鲁作传，但因其在某著作中披露的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究及申奖情况与媒体采访邹承鲁得出的“邹承鲁两度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惊人结论差距甚大，后又因言语冒犯了方舟子而被列入《中国不良记者名单》，故一直被邹承鲁当作异己拒访于门外。邹承鲁死后，熊卫民有幸与回国料理后事的邹承鲁独生女儿邹宗平接上了头，于是又“沉志泛起”并最终如愿以偿。2008年5月，合署了邹宗平名字的熊卫民巨著《邹承鲁传》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把全息生物学事件当作邹承鲁“维护科学尊严”的英雄事迹大书特书。也许是从事科学史研究养成的“重证据”习惯使然，完全不知其中猫腻的熊卫民不知从哪里把邹承鲁生前一直捂得严严实实密不示人的那些“核*心机密”一古脑地翻了出来并统统收进了《邹承鲁传》，其中包括张颖清的《致邹》、格瑞纳给邹承鲁的复函影印件以及全息生物学评议小组写给国*务*院的《评议意见》摘要。从此，被邹承鲁极力掩盖的事实真*相终于开始大白于天下。

    虽然《邹承鲁传》把《致邹》中明显不利于邹承鲁的部分全部删除或用省略号替代，但即使从这一支离破碎的“残本”中，人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出：《致邹》与《驳邹》确是同一篇文章，其中虽偶有“不谦之词”，但却并没有任何谎言，更没有所谓“张颖清的弥天大谎”。《邹承鲁传》还证实，邹承鲁当年确是从《致邹》中叙述作者与格瑞纳信函往来的那段话里找茬栽赃嫁祸张颖清并致函瑞典骗取了海外复函，这与王志新在《关键》中所述也完全一致。由此，世人终于可以做出准确判断：《说明》“披露”的所谓“张颖清的弥天大谎”纯属邹承鲁本人贼喊捉贼编造的弥天大谎。

最重要的是，《邹承鲁传》以附件的形式向读者提供了邹承鲁绝不敢向公众透露的“第一核*心机密”――格瑞纳给邹承鲁的复函影印件，这是揭开整个事件真相的关键第一手材料。熊卫民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披露了这一“绝密”材料，显然是由于他不知其中底细且盲目相信了邹承鲁的“欺外版”谎言。国人只需将这一“绝密”材料与《说明》、《关键》以及《致邹》或《驳邹》相对照，邹承鲁前前后后撒下的全部谎言便不攻自破，他竭力对国人隐瞒《致邹》的原因也不言自明，其种种险恶用心亦昭然若揭；同时，明眼人也不难看出王志新的《关键》在邹承鲁的前后两版谎言与事实真相三者之间搞了什么“折中”，撒了什么谎、遮掩了什么、模糊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要撒谎、遮掩和模糊......

尽管同王志新一样，熊卫民也只字未提《说明》，但他显然也看过《说明》并力图为其中那个与格瑞纳的实际复函内容无法建立关联关系的邹承鲁“欺内版”谎言圆谎。因为《邹承鲁传》不仅提到了与《说明》同期发表在【新语丝】同一栏目的那篇纯属伪造的所谓“美国匿名华人教授的揭发材料”，而且还把《说明》中编造的所谓“瑞典诺奖委员会医学及生理学组秘书”给邹承鲁的回信内容来了个蹩脚的移花接木式处理，声称这些内容“从张颖清本人和格瑞纳教授给邹承鲁的信中不难看出”（尽管格瑞纳给邹承鲁的回信中从未出现过“诺贝尔奖”这个字眼）。可惜，熊卫民这种糊弄儿童的圆谎功夫只能是欲盖弥彰和掩耳盗铃。

    至此，邹承鲁在其《说明》中编造的“欺内版”谎言和他用此谎言掩盖的“欺外版”谎言以及隐藏在这些谎言背后的阴谋诡计和丑恶行径已统统曝光于天下。

为了一己之私而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造孽，为造孽而不断撒谎，为了掩盖谎言又不得不采取非常防范措施，而最先让这些罪孽和谎言彻底败露的人竟然是邹承鲁的亲信、亲人及崇拜者，这真是对权谋型科学家邹承鲁的莫大讽刺，也应验了中国古老的俗话：“人算不如天算”以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十、先哲呼声渐远行，后辈忘史当警醒  

张颖清的遭遇使得国人见识了一场由现代学阀一手导演的残暴践踏法制和人权的学术恐怖惨剧，也使更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巴金先生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可惜，巴老的呼声已随着他的逝世被人们淡忘，文革的狂热却已借助国人阶级斗争基因的再次激活而在科技界卷土重来。“救世主”、“大侠”情结使得习惯了以耳代目的国人总是易被投机者和伪君子欺骗。私设公堂，背后捅刀――这些为普通百姓所不齿的黑社会暴行，而今已能在中国学界以冠冕堂皇的名义畅行无阻；暗箱操作，欺上瞒下――这一与基本学术规则相悖的丑行，已被堂堂中科院院士理直气壮地用于学术评议。笔者在此呼吁那些追求真理，热爱科学但未认真研读和实践过全息生物学理论的朋友们，尤其是那些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青年朋友们，请摈弃歧视与偏见，不要盲目相信他人的蛊惑（不管是谁说的，也不管那些说法听起来是多么有道理），不要把个人缺点与学术本身混为一谈，不要以为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所谓 “著名科学家”必定是真君子，不要给别人当枪使，不要凭激情去打口水战，真正可靠的是实践检验。对于全息生物学这门本来就出自实践的学说，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我们自己的手去实践，用我们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判断，这些都是不难做到的。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迷惘和上当受骗。

反伪啊，反伪，多少罪恶欲假汝之名而行？警惕啊，善良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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