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闲聊后续

　　据记载大唐的歌舞是很发达的，在汉砖画上就有富贵人士一边吃喝一边欣赏杂技舞蹈的，到唐代歌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譬如记载的歌舞《霓裳羽衣舞》，舞蹈华美，歌乐优雅。到底是真是伪，值得商榷。因为从汉末、三国开始，到魏晋南北朝、大隋时期就战争不断，犬马声色醉生梦死或许这样也有利于文化艺术的发展吧，同时，社会动荡生活无常也刺激了人的思维的活跃，激发了创造力的发起，大雅大俗的发展理当相得益彰。因为记录方式，音乐舞蹈是最难考证的，我之所以说下歌舞是对唐诗宋词进行的一个承接，歌舞乐中，歌是有唱词的，当代歌舞的歌词呢？以唐代律诗的成就歌词的文学性应该不弱。古典的法国诗歌是可以作为歌剧演唱（一种像演唱般的朗诵）的，唐诗可以唱吗？唐诗过于整齐纪律，要演唱的话显然是重复单一的古风绵延，变化不会太大，雍容大度，坦荡豁达，变化不多。

　　唐代就有词的存在，晚唐词的兴起，出现了诗、词并举的局面，而词真正对词做出杰出贡献的人要数宋代词人柳永，大大丰富发展了词的形式，拓宽了词的内容，大大的推动了词的发展。

　　柳永的词形式新颖内容清新手法多样，自由清新的词风令人耳目一新。对于柳永的文学地位历来却颇有争执，有的人认为柳永应该在词的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的人以为柳永的地位一般，但有一点还是共同的，就是都承认在宋词上柳永的的文学地位不可抹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论是因为柳永的词形式自由清新但“品” 。

　　啥叫“品”呢？中国人以为读书人要以天下为己任，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即要读书人胸怀天下，诗词的高度即品要看作家的作品是否装有天下社稷和黎民百姓，是否具有忧国忧民的情怀。

　　如果以此来衡量，柳永的词显然是不够“品”的。柳永使用词这一形式沉溺于烟花柳巷吟诗作赋风流行事，没有关乎国家民族这么大的胸怀，他胸花里装的是美女装的是男女缠绵之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文学又强调艺术形式风格的创新发现，柳永大大丰富了词牌的种类和数量形式（词可以产生的变体），对词的发展变化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社会意义不强但艺术意义强的矛盾导致了对柳永的评价的不一致。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文学艺术也是强调社会意义的，是和国际社会对文化艺术的要求承载社会意义是一样的。我无法理解某些人认为文化艺术不承载社会意义的说法，说什么人性的，要知道组织是连人性也不承认的，是所谓的阶级论的，对于这组织，文学艺术是绝地反击还是同流合污？

　　词，宋代以前要数当后主李煜成就最高，宋代当是苏轼成就最大。宋代词人词作不仅数量多品质也高，如辛弃疾、秦观、李清照、岳飞等，宋代的宋词是我国诗词继唐诗后的诗词的又一个巅峰，堪称唐诗宋词，这些常识就不作介绍了，之所以说到词时笔墨落在柳永，主要是有意的落在有争议处，这才是回顾反思的批评的价值所在，重复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就没啥意义了。

　　宋代小说主要是延续了唐代小说的志怪传奇，不仅没啥发展，还有退步，比较著名的有《太平广记》，同时宋代孕育了“说话”这一文学形式，“说话”就是讲故事，是中国的一种叙事性的文学形式，和后来的“评书”相类似。

　　诗歌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诗、歌、话都是语言，很难分出发端先后。原始先人的交流总是夹带着情感的，类分话（语）、诗、歌的差别在于感情强度，原始的初期并无类分，只是一个交流表达的信号。叙事性和抒情性的发生的先后也是很难类分的，初期的用语言是叙事性带有抒情性、抒情性带有叙事性的，而一般以为离开了蒙昧无知的原始状态后，语言文字的抒情性成分比较多叙事性的成分比较少。

　　因为叙事性对思维的能力要求更高，一般把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作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划分标志。小说是冷静观察激情投入理性思维完整记录客观实际的一种文学形式。

　　譬如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中国较早的叙事文学，虽然在《诗经》、先秦散文等文学作品中也有叙事的存在，但基本上都是短小的作品，尚不足以进行文学的划分。唐宋小说也是短小的。中国古代元代以前的文学历来是抒情性多余叙事性的，文学思维跳跃性强线性逻辑性不强，但到元代，中国文学的叙事性第一次超过了抒情性，文学的线性思维能力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发展，对明清小说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文学评论家福斯特说“小说就是讲故事”。但要讲好故事，却需要很大的聪明才智和学识对经验经历的解剖概括的。我以为元代的叙事性文学的发展和宋代理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理学对思维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作用。

　　熟悉中国古代文化的人知道，中国古代的文化人（指先秦以后）在思想上是极少有著书立说的，而是采用经典的即经书的注释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这和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著书立说创立思想体系是有区别的，伟大的思想家或圣人的思想似乎从此（先秦之后）消失，只留下后人对先人的思想的解释的余地了。我以为从秦朝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董仲舒的独尊儒术。古代中国的自由的学术空气已经不复存在。

　　在大一统前人们对动荡的社会的探索适合的社会形态是古代中国社会面临内忧外患的相互竞争适者生存的双重压力下的的各阶层的目标，到大一统完成后，为了维护大一统的成果就开始了铲除影响或破坏大一统的所谓的异端邪说的各种思想，就更别说让新思想的诞生发展了。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秦汉以后的文人不是著书立说争当出头鸟的百花齐放了，而是采用比较安全的注释经书即解释经典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了，而且这也是负荷官方的利益诱导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的，恰好古代中国文章的不定性又让注释用可用武之地的可能。

　　宋代对经书的注释比唐代对经书的注释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唐代对经书的注释是以字句为单位的义的注解，宋代对经书的注释是从字句到章节的理的批注。这批注就对思维的线性长度的连贯性有着更高的宏观的要就即逻辑性。

　　中国古代有文化的人不多，中国文字读写困难，绝大部分人是文盲，而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读书是既费钱又没用的东西，虽然中国古代对读书怀有敬意，这主要是读书和做官是连在一起的。古代中国大多数人的读书的目的就是通过科举的选拔考试走当官的仕途之路，要科举考取功名，就要迎合考核的需要考官的口味，而中国古代做学问的考官又恰恰是政府官员构成，这就决定了读圣贤书的书生的对经书的理解倾向。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中国古代的文化思想就具有官方性的政治倾向的，理学也不例外。因而，宋代理学并非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官方的政治思想的问题，也是一个加官进封的利诱导向问题。因而，宋代理学不仅仅是几个学者在做学问，而是读书人被利诱的具有倾向性的普遍性的文化思想的现象。

　　这样，从唐代的字句的义的注解到宋代的章节的理的注解，显然是宋代在思维上的宏观要求要求上提高了，是教育和思考的要求提高了，这既提出了对读书人或文化人的思维的更高的要求也相应的提高了读书人或文化人的思维能力。

　　读书为了做官，但读书人并非是都能做官的，即使当官也并非一帆风顺，有文化的读书人仕途的坎坷就为社会积累了文学的能量，一要有文化，二要真情实感。理学的发展普及提升了思维能力思维方式的宽度和深度，似乎为宋代文学提供了向更大规模的小说发展的可能，但实际情况并不，宋代理学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文人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管控的能力，宋代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比唐代更为严格严厉了。宋代通过对唐代以来的新儒学的义理发展，结束了唐代以来儒、道、释并举的思想混杂的局面，实现了儒、道、释合一的思想统一的新局面，即更新地确立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的“道统”。因而，因为政治敏感性，宋代的志怪传奇小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写当朝当代的现实而写前朝前代的历史，或许，借古讽今的这种形式在宋代已经埋下了。

　　如果说“小说就是讲故事”，那么戏剧就是演故事。戏剧的写剧本可以简化和省略演的部分，由舞台道具演员完成，而小说就需要补上戏剧中由演而交待的部分，这是从故事角度来说的并不是从艺术形式来说的，即小说和戏剧具有相似性。

　　在不知不觉的叙述中就已经到了元代了，宋代的散文也是很棒的哦，如苏洵、王安石等，但奔向小说更加诱人。如能一路狂奔，可文学的发展如同重要那样是各种因素慢慢熬成的，虽不至于要事无巨细的面面俱到，但也需要点线面的带一下，方能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