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以为先秦的辩者可以算作中国古代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中有时以邓析为代表的，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新思想的探索者。

　　春秋是“礼崩乐坏”的时代，也就是中国社会从封建诸侯争霸向中央集权过渡转变的这一时期，时间跨度上经历了春秋战国直到秦汉完成大一统这一时期，这也是一个探索的时期，诸子百家都在探索寻求社会的出路。其中辩者比较特殊，各家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学说的完善以求适应时代变化发展的需要，但辩者开辟的是一条思辨的路，用思辨来揭开解决社会矛盾。

　　如果说其他各家都带有政治学的社会学的哲学，而辩者确实更为纯粹的关于思维的哲学，这应该是一个创举。

　　第二、辩者的公共性。

　　辩者以一切来源作为辩的对象，也就是说辩者以一切为批评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等全方位的为思辨的对象进行思辨即概括、推理、判断、总结的批判，其中不乏是对时势、政治、历史、社会等的合理性进行思辨方式的论证。思辨的范围达到了几何学、数学、工程学等，范围之广为各家所不能企及。

　　第三。、辩者的独立性。

　　辩者和其他诸子不同的是它没有自己的明确的政治主张，属于一个纯粹思维的学派，服从于思辨的结果而不是先入为主的设定。

　　思想的独立性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前提，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是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立场，否则公共知识分子就变成犬儒了或依附于其他政治团体了，这就丧失了公共性，公共知识分子是自由思想的力量，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自由思维自由传播促进整个社会的思维的活跃提高的作用，是你社会文化的发展的鲶鱼起到了社会的鲶鱼效应，促进社会的健康理性的发展。

　　第四、辩者的社会公知性。

　　公共知识分子通过辩即批驳和用即实用或实践于社会来实现公共的目的的。公共知识分子通过理论的传播来转播思想及思维形式来活跃社会，同时公共知识分子又通过服务于社会来扩大辩的影响力。

　　这在邓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郑国加大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法律用的是铸书的方式既广而告之有加强其权威性，铸书应该是吧法律条文铸在青铜器上吧，对于法律的不合理处邓析给以了批驳并悬挂这让大家看以此对之即“悬书”，悬书类似于现在的招贴宣传文稿，颇似现代批评解释政府的行政命令，更要命的是郑国的政府官员及谋士辩论不过邓析，不得不得以郑国下令禁止“悬书”，政府不让悬书，邓析又采取了送书上门的办法应对即“送书”，把“书”送到需要的人的手里来支持他人对政府据理力争。于是郑国有下令禁止“送书”。不让送书，邓析又采用“夹书”的方式即把内容夹杂在里面，《吕氏春秋》中叹曰“令无穷则邓析应之无穷矣”。同时邓析还参与刑辩。

　　如上所述，中国国代不仅有公共知识分子而且公共知识分子非常的优秀，但也不得不说中国古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悲惨的，由于和政府论辩，邓析最终超过21年后被当局所杀。介绍上邓析有点像现在的刑辩律师，帮老百姓打官司，大案一件衣服的价钱，小案一条裤子的价钱，由于邓析能言善辩常常为老百姓对政府的官司上在官府（就算古代的法庭吧）赢得胜利。对邓析统治者非常害怕和仇视。据《左传》记载“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百姓知道了官民之间之所以产生的矛盾的原因后就不信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的法律了，就会相信邓析所书的说法了。邓析的辩词就写在竹简上所以说是书。邓析最终被郑国的统治者以“竹书”罪所杀，就是写“书”罪即因言获罪。另一位辩者少正卯在鲁国以“言伪而辩”被杀。渐渐地公共知识分子就这样在中国历史上销声匿迹了，令人叹息。

　　时间翻过二千五百多年，对待言论依然残酷，前年一个获奖的公共知识分子被投进了监狱，去年一个艺术家被陷于逃税遭禁，今年一个瞎子幸好有美国人的得以逃脱迫害帮助流亡海外，这些仅仅是一个缩影，只能算是沧海一粟，而更多的人在被坐牢蒸发。

　　时代在进步，但人的自由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倒退，现在因言获罪的比较先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什么时候人人可以在阳光下公开自由的说话？我深信，天总会亮的，我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