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造化：压抑的“逸”，赵孟頫、元四家及文人画的兴起（下）

　　不知不觉的已经写了近八千字保留了六千多字了，被我删去了近二千字，这些文字主要是关于蒙古帝国的，觉得写书画不必交待得太多，为了不偏离主题太多，所以就删除了。赵孟頫已经写了，但元四家还没有真正的涉及，感觉展开的太多了点，精深处笔墨着力不够，毕竟也是草草逸笔，就不做要求了。

　　从盛唐王维到五代董、巨再到大宋苏轼，至蒙元赵孟頫的承上启下已经做了铺垫，叙述元四家的障碍已经扫除，如果再推导就能提高到学术层次，提高整体的思想性，关于进一步精深的学术，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放在以后完成吧。

　　在中国文化史上短暂的元代即使汉民族屈辱的历史也是一个文化发展的历史时期，汉民族被沦为下等民族后反而有利于文化在民间的传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为群众艺术的戏剧。

　　在表演艺术（戏剧）和语言艺术（诗词才元代表现为元曲）趋于贫民化时，元代的绘画艺术反而向着孤高的方向发展，个中理由不再复述。我们只是对元四家进行分述。

　　曾在上海博物馆观看南宗正派即清朝“四王”的绘画作品，画得很不错但非登峰造极之作，觉得“四王”虽竭力尽善尽美还是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师古而不如古，写心而心有余，是为何故？“四王”号称南宗正派，也就是董其昌的一脉正传，可以吗？

　　我考虑“心”和“性”的问题，“心”是一种状态，“性”是在这种状态下的反映，也就是说“心”是情绪，“性”是这种情绪下的反应，譬如你，不高兴了就会不说话，不高兴，心也；不讲话，“性”也，no！这样说“性”，太简单，“性”没这么简单，“性”为性情，包含了包括不讲话等一切的动作行为对心的反应，每个人的这一反应都是不同的是有千差万别的，即性情的千差万别。“不高兴是有原因的”，放入大环境，原因就是时代性，时代让人的“心”高兴或不高兴或麻木，这种心的反应就是性情，性情是艺术表现的永恒的主题。

　　从王维到董、巨到苏轼到赵孟頫及元四家，就是艺术要表达“心”之性情的一个自觉自决的过程，也是以形写形（掌握再现的技术）到以形写心（用再现的技术达到表现的目的）的发展过程。

可惜啊可惜，中国的艺术到元代是一个大好的发展上升的时期，可环境却是在变的恶劣，先进的文明竟然落入野蛮落后的愚昧的蒙古人的魔掌，中国不高兴，这是元代的主题。

　　中国书画用笔讲究方圆，锋在正中间墨中有锋如棉裹铁谓之圆笔，也叫篆书用笔。两沿积墨中间平均如刷帚刷墙谓之方笔，也叫隶书用笔。这就是书画中年过的笔力。绘画上隋唐及隋唐以前多为圆笔，圆笔有粗细，粗的叫琴弦，细的叫铁线，极细的叫高古游丝，到宋代方笔入画，到元代渴笔运用，方圆粗细干湿混合的综合运用，大大的丰富了绘画的表现手法。用高超的技艺来表达中国的不高兴，体现在元代的赵孟頫、元四家的水墨笔端，达到了文化的又一新高度，一样的心的不高兴，不一样的性情的反应，显性逸志，可谓各显神通。

　　什么是孤高？孤高就是孤独高傲，孤高就是品格高人一等，孤高就是与众不同，孤高就是偏激，孤高就是不合时宜的有点奇怪，孤高就是不同普性的个性张扬，孤高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险里求难中取……脱离丑恶的蛮蒙时事，追求美好的理想世界，逃避社会，遁迹自然，莫说元四家不政治，其实元四家是反政治，反政治就是政治，不以才华为蛮蒙政府服务，就是对蒙古贵族蛮狠统治中原的邪恶政治的反抗，他们比某些为虎作伥的犬儒要品格高尚得多。

　　中国古代的理想世界有两种，一种是大同，追求的是人人富足个个幸福的社会，这是以儒家为代表的理想世界；另一种是回归自然追求自然而然的怡然自得的自然社会，这是以道家思想外代表的理想世界。元四家追求的是后者，并且达到了极致的美感。

　　元四家远师董、巨近学赵孟頫，清逸高远是共同点，但每个人都个性鲜明大不一样也是事实，以个人喜好我以为是倪瓒、王蒙、黄公望、吴镇，这只是我个人的喜好不涉及褒贬。

　　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不善于承诺担当的民族，明明是相爱的二个人，却不容易说出“我爱你”，即使一方说出了“我爱你”也难以得到相应的回应，即使回应这回应也是千奇百怪的，真正的说出“我爱你”回应“我爱你”的很少，我们把这种特殊的不直接表达的表达式称为中华民族的含蓄。这一含蓄自古以来就有，到现在还是依然存在，譬如“晚安”可以表达成“我爱你”，与直接相比中国人反而喜欢用这种间接地的表达。在手法上有谐音、象形、借物等等，谈论中国画的含蓄不是对这种含蓄批判或赞扬，而是在内容形式上进行一种美学的探讨。

　　中国的绘画没有出现像西方那样包罗万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现实主义的绘画内容，中国的绘画在内容上就总体而言是象征主义的，并且通过对特定的象征内容进行思想情感的抒发，譬如梅兰菊竹四君子，连画女人也典型为仕女的，我们不直接从现实内容来表达现实意义而是通过一定的象征内容来间接的表达现实意义。

　　如果不能理解中国画的这一特点要理解中国绘画的内容就有距离上的困难，这种距离是中国文化的不断沉淀后固化形成的，要理解中国绘画包括书法就要消除这一距离。中国书画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对象及对象所具有的意义，二是艺术家对对象的态度即内容形式的处理手段，一和二者两项是有机统一的是矛盾辨证的。这也让中国画在时代特征上更为含蓄没有像西方绘画上的表达这么的容易辨认直白。中国画不直接以社会现实为内容使得中国画脱离民众，难以对民众起到或形成启蒙作用。

　　道非大道

　　曲高和寡文人画，隔山隔水远民众。清高不如世俗好，启蒙人民才是高！中华儿女是兄弟，大汉后裔皆同胞，不顾手足遁自然，岂能算作高雅道？

　　元代山水清淡逸致，自然淡泊是其共同点，元四家我先一拆为二，黄公望、倪瓒为一组，吴镇、王蒙为一组，黄公望、倪瓒简约极致，吴镇、王蒙细腻精致。

　　我想用他们的诗来评画，就算是以他们的心迹对应他们的心画。

　　清溪一叶舟　　赵孟頫

　　清溪一叶舟，芙蓉两岸秋。

　　采菱谁家女？歌声起暮鸥。

　　乱云愁，满头风雨，戴荷叶归去休。

　　这诗写得很美吧，诗情画意好一卷字画啊！

　　清清河水，一条小船，穿梭在花丛中间，这采菱的是谁家的美女啊？小船美女穿入荷塘深处，远处传来一阵歌声，惊飞一群沙鸥，点点沙鸥点缀着傍晚的天色，别是一幅意境。突然天色变暗，云彩也凌乱的显出愁容，一阵风雨漫无边际的打来，美女摘下一片荷叶当做雨伞，在细雨迷雾的水面划着小船回家去喽。聪明活泼的女子，觉得就是这样啊。

　　赵孟頫说“久知图画非儿戏，到处云山是吾师”，善于观察，自然人文，尊重传统，又能出新，赵孟頫确实非凡啊。

　　题画　　黄公望

　　茂林石磴小亭边，远望云山隔澹烟。

　　卻忆旧游何处似，翠蛟亭下看流泉。

　　黄公望诗词一如图画，大处视野广阔，微处滴水不漏，写真写实，如临其境。

　　黄公望远师董源、巨然还学了李成，董、巨为南宗创始，李成是师法荆浩、关仝的又有北派的特点，这就使得黄公望在勾勒皴点上都有兼顾，水墨皴笔较少，绛彩多晶矾头，笔简意远逸致豪迈，北派的势统一在南宗的逸之中，令人耳目一新。

　　元代文人画，先师古人，后师造化，既强调文化的传承又强调自然的启迪，因而能不拘古法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也。

　　一江秋水澹寒烟　　倪瓒

　　一江秋水澹寒烟，水影明如练。

　　眼底离愁数行雁，学晴天。

　　绿萍红蓼参差见。

　　吴歌荡桨，一声哀怨，惊起白鹭眠。

　　倪瓒的诗致广大入细微，语言简练，用词如其作画，惜墨如金，着墨不多却能抓住关键特征达到情景交融。环境、季节、人物、动物。植物、山水一笔点到，景物情感在时空中参差，完美的体现了简洁大气细腻入微的略带忧伤的美感。

　　倪瓒师学董、巨，董源构图视野开阔，这点在倪云林的构图中有得显现，但倪瓒的构图具有更强的虚实相间的既相互呼应又相互孤立的形式感，倪云林用笔极为简约，渴笔用墨干淡，折带皴的运用一反常规，显示出别致孤傲高逸清远的审美趋向，倪瓒画面萧疏。笔逸而苍劲浑厚穆然，淡皴浓点层次分明，笔墨意境令人回转玩味无穷无尽。倪瓒“不事富贵事作诗”，“欲借玄窗学静禅”，“览时多评论，白眼视俗物”，具有很高的道释倾向，从精神上是和王维一脉相承的，被视为士大夫的典范，也是恰如其分。

　　梅边　　吴镇

　　雪冷松边路，月寒江上树。

　　缥缈梨花入梦云。

　　巡，小檐芳树春暖。

　　江梅信，翠鸟啼向人。

　　这首小令极具书画美感，首二句写景如绘画，仅用十个字，远近高低不仅交待清楚而且时空距离感都出来了，这种逸和吴镇的山水画一气相连如出一辙。景在冬，想到春，梦中梨花开，咏物铭志，这种跨度，令人拍案叫绝。

　　吴镇也是一个特色鲜明的画家，师学董、巨又融合严谨的南宋院体。吴镇用笔湿润，水墨的特性在画面上表现充分，清代吴历赞吴镇的画是“浑然天成，五色具备”。

　　吴镇读儒通道释，画面构图也体现了道释的怡然自得，构图讲究呼应对比，形式感强烈，再以他对墨色分层渐变的充分发挥，水墨苍茫，清逸之气跃然纸面。

　　客中感怀　　王蒙

　　十年踪迹厌红尘，功业无成白发新。

　　梦里不知身是客，觉来惟有影随身。

　　夕阳衰草梁园暮，细雨闲花楚水春。

　　马足经行今几度，溪山应笑未归人。

　　倪瓒以简取胜，王蒙以繁见长。王蒙山水，重重复复千崖万壑丛林叠嶂峰回路转，构思奇妙令人匪夷所思，更难能可贵的是王蒙把如此的繁复整理的井井有条，在如此的复杂中王蒙是因复杂而复杂，稠密经营，达到整一的完美统一。解索皴是一种从以披麻皴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弯曲的披麻皴故而称解索皴，解索皴是比披麻皴能难组织的皴法。但王蒙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王蒙山水，点擦晕染多姿彩，篆隶行书入皴法，倪云林赞曰“叔明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

　　最后，我重复一下我写的打油诗，作为现时现代与大家的反思。承担时代性，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勉！

　　“道”非“大道”

　　曲高和寡文人画，隔山隔水远民众。

　　清高不如世俗好，启蒙人民才是高！

　　中华儿女是兄妹，大汉后裔皆同胞，

　　不顾手足遁自然，岂能算作高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