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25日，纽约雪花飘零。这一天凌晨，当李国基夹杂在熙攮人流中、缓缓走向肯尼迪机场的入境登记处时，他完全明白接下去将会发生什么。

护照显示，他和同行的王标、汤晓丹都来自中国深圳。他们带有美国总领事馆签发的证件，途经迪拜、阿姆斯特丹，代表一家大公司前来纽约考察商务。其中，李国基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标和汤晓丹则是随行人员。

按照惯例，在入境登记处，所有人都要核对手纹或留下手纹记录。看着越来越挨近的探测器，李国基似乎心怀忐忑。五个、四个、三个……到底轮到他了。和别人一样，他将右手伸了过去。几年之后，他依旧记得这个细节，他说：“虽然早做好了准备，我的手还是有点发抖。”

一如他自己预料的，刹那间，警报器发出刺耳的鸣叫，几名反应敏捷的机场警察立即扑了上来，将他按倒在地。

这一天，也就是西历的圣诞节，美国移民当局以涉嫌伪造证件、非法入境的罪名，扣押了李国基、王标和汤晓丹三人。几个小时后，在审讯室里，李国基用家乡方言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叫林万喜，中国福建省连江县琯头镇人……”

审讯就这样开始了。这一天，通过一名华裔翻译，这个冒充李国基、真名林万喜的中国偷渡客，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自己的阅历、非法入境的缘由。值得一提的是，纽约移民当局配备的几名中文翻译，也大多能讲一口流利的“福州话”，一种仅仅通行于福州市，以及下辖的福清、长乐、连江、平潭几县的方言。对他们来说，普通话熟练与否，是一件很次要的事情，因为形形色色的中国偷渡客，十有八九都来自这个地区，也十有八九都习惯了用家乡话交谈。

（一）

对林万喜乃至琯头镇来说，1981年夏天之前，世界简单而朴素。

那时，琯头镇只有一条短而狭窄的小街，几家小店铺也仅仅供应一些油盐酱醋。在长满青苔的老屋天井边，几千居民日出而作，谈论的话题也大多是耕种稼穑、年成雨水。

人均三分六厘水田，种的是稻谷。不过，除了年节，“只有干部才吃得上大米饭”。丘陵旱地里的一垄垄番薯，在铽碎、风干之后成了“番薯米”，这是他们的主要口粮。当地方言，大米饭是“白饭”，而番薯米是“黑饭”，一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因此在小镇孩子中悄悄流传着：常年吃白饭的人，拉的也是“白屎”。

一个个老人被抬上后山，被埋葬进田土；一个个孩子眨眼长大，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春播秋收，天地循环，人生的代谢如同草木，又无穷无尽……直到1981年夏天，一群群“南洋客”回来以后。

“南洋客”是福州地区对华侨的通称。在海岸隔绝之前，琯头镇“门前就是海、屋下拴着船”，渔民、船工频繁往来于几省水路；而几百年以来，因为饥荒、债务或者罪行，没了活路的琯头人，总要一拨拨地前往南洋、“檀香山”乃至美国。许多人死在路上，活下来的人，往往也要经过几十年乃至几代人才能回乡探亲祭祖。

这一年回乡的南洋客，就大多来自美国。

回乡之初，镇上的许多老人悄悄议论，谁谁原来是个贼，在村里偷鸡摸狗，混不下去了才下的南洋；某某也不干净，欠了一屁股债，跑了以后就不了了之。随即，他们的种种底细也在小镇流传着：这些人有的看更，有的当厨子，境况最好的也不过开一家餐馆；在美国几十年，他们还是满口乡音，不要说外国话，就连普通话也说不囫囵，并且最爱吃的还是番薯饭……

所有这一切，让小镇居民心态复杂。然而，当他们走家串户、和近亲旧友见面时，小镇被震惊了。

“他们带回了衣服、收录机、彩电。还有美圆。”在一家杂货店门口，48岁的刘爱月出神地回忆：“那时候，一美圆换三块三人民币，他们给兄弟姐妹的见面礼，一般是一家三百美圆。一千块钱啊，哪怕什么都不做，也够一家人吃喝两年了。”

林万喜则说，接下去几年，每回来一批南洋客，镇上就“轰动一次”。

（二）

随着一批批南洋客的回来，小镇开始了不动声色、然而渐渐狂乱的嬗变。

小规模走私悄悄出现。趁着夜色，一些渔民驾船到一水之隔的马祖岛，带回布匹、雨伞、手表和三用机。在物质匮乏的年月，这些货物往往一上岸就被瓜分一空，而后流向各个村落乃至附近集镇。

走私使一些渔民拆掉了木屋，盖起了瓦房。而对小镇来说，更重要的是“万八”的出现。

没有人知道，琯头镇的第一个偷渡客是谁。人们只是依稀记得，大约1982年，一些小镇青年陆陆续续获得了赴美旅游签证，从此一去不返。为他们办理证件的，是一些国际偷渡组织，费用是一万八千美元；而垫付这笔费用的，则是他们的南洋客亲戚。

此后两年，他们的消息在小镇不断传扬着：在一些中国餐馆当上勤杂工了；第一个月工资拿到手了；旅游签证过期了，他们成了“黑人”，不过美国很安全，移民局官员基本不会上门；他们当上“油锅”、炒锅（小厨）乃至大厨，能拿到一千多美圆了；最后，则是他们还清了亲戚垫付的偷渡费用，开始往家里寄钱……

从进入美国到还清一万八千美元债务，平均费时大约是26个月。1984年前后，当几张汇款单寄达小镇时，没有言语可以表达他们家人、亲友以及街坊邻居的心情。二十余年后，时年28岁的郑习本谈到，他父亲收到他哥哥一千美圆的汇款时，当即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对这个业已逝世的老人来说，尽管一生勤扒苦做，他也没有积攒下这么多钱过。

陆陆续续地，祖屋拆掉了，瓦房盖起了。随即，瓦房又拆掉了，几栋贴着白瓷砖的小楼出现在琯头镇。它似乎在静默无声地召唤着一个个小镇青年，美国有钞票、体面和富足的生活。

偷渡初潮因此卷起了。

闻风先动的，大多是有海外近亲的青年。当时琯头镇接近五万居民，而生活在海外的乡亲、戚友也成千上万。这些青年或自作主张，或在长辈的敦促下，纷纷给海外亲戚写信，要求垫付费用，并许诺在几年内还清。直到今天，55岁的王文伙还保存着一封当年书信的底稿，以及美国亲戚的回信。在底稿里，他弟弟以歪歪扭扭的字迹，阐述着自己的希望；而他的亲戚则表示，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只是一万八千美元有些困难，“能否让你三舅帮忙分担一半”？

八十年代中后期，究竟有多少小镇青年偷渡到海外特别是美国？没有人说得清。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偷渡费用无一例外，都是一万八千美元。就从这时开始，“万八”成为琯头镇乃至整个福州地区对偷渡客的专门称谓了，他们留守家中的妻子则被称为“万八嫂”、“万八婆”。

一栋栋白瓷砖小楼接二连三拔地而起。那些年，只要看到这样的小楼，小镇居民就能断定这户人家有“万八”，而小楼的新旧，则是判断偷渡年头的依据。当几百栋这样的小楼零星分布在琯头镇的二十八个村落时，偷渡狂潮终于蔓延开去了。它愈演愈烈，以至席卷了小镇的大多数青年。

（三）

偷渡狂潮的卷起，以船运的出现为第一个标志。

在八十年代，偷渡的通常方式是申请旅游签证、而后逾期不归。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随着包括琯头镇在内的福州地区非法滞留者越来越多，旅游签证也越来越难以申请，偷渡开始由旅游变成非法入境，飞行也由此变为船运。

船运使大规模偷渡成为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一张类似西方贩奴运动时期的路线网络，在福建沿海悄然形成了：在小蛇头的引领下，七八个偷渡客从琯头镇出发，经过大半个小时车程抵达福州。在这里，他们通常能见到十几伙、几十个偷渡者，这些人来自紧邻琯头的亭江镇、琅歧镇以及附近的许多集镇。汇合之后，他们再次上路，前往莆田、闽南乃至浙江的某个小海港，等待偷渡船的到来。这一期间，新的偷渡客依旧络绎不绝，渐渐汇集到几大拨、三四百人时，偷渡船也就出现了。

偷渡狂潮卷起的另一个标志，则是蛇头组织的日渐严密、小蛇头的日益泛滥。

所谓“蛇头”，指的是偷渡组织者，它因为一家香港媒体的比喻而得名。随着船运时期的到来，蛇头开始分为大蛇头、中蛇头和小蛇头。其中大蛇头往往是入籍多年、乃至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他们控制着从中国到美洲的漫长地下航线、以及若干个地下中转站；中蛇头大多是船主或船舶租赁人，他们负责从中国海岸到第一个中转站的偷渡客运送，并把偷渡客交给下一个中蛇头；而小蛇头则以本地人为主，他们利用在当地的人脉关系，游说、招募偷渡者并负责引领他们上船。

小蛇头也泛滥于90年代初期。在越来越多青年加入偷渡大军的年份，普通农民、无业青年乃至一些老人和中年妇女，都操持起了这一营生。他们向自己的邻居、熟人兜售着从未谋面的大蛇头，并宣扬大蛇头的实力、人品和成功案例。倘若成功介绍一个偷渡客，那么，在偷渡客抵达美国、其亲属完成费用支付后，他们能获得大约两成也就是三千六百美元的报酬。惊人的回报，一度使数以千计的小镇居民想方设法联系上大蛇头，尽管最终成为职业小蛇头的不过几百人。

船运初期的短暂混乱，让许多偷渡客刻骨铭心。

所谓“短暂混乱”，从1991年到1992年，历时大约一年有余。这一期间，许多海外亲戚不愿垫付费用、或者压根没有海外关系的青年，也想方设法混上了偷渡船。一般来说，中蛇头是不会驱赶他们下船的，他们可以带来额外的收入，倘若行程中有人出现意外的话，他们也能凑够人头。正因此，屈辱、鲜血乃至死亡开始浸染着偷渡之路。

上船以后，一些青年的家属会立即写信给美国亲戚，恳求他们垫付费用。不论对方最终是否同意，在船上，他们必须包揽各种力气活，乃至侍侯蛇头与船员的生活。倘若遇上黑心蛇头的话，一些姑娘会遭受强奸，甚至短期内成为蛇头和船员的性奴。因为拒绝、反抗而被抛进大海的，绝不是什么孤例。

对小蛇头颇有好感的王文伙说：“中蛇头最坏。他们大多是流氓出身，又不是我们的乡亲，什么都不用顾忌。”

经历漫漫航程，偷渡船抵达美国的某个港口了。一些人的亲戚迟迟不肯露面，另一些人则压根没有什么亲戚。从这时开始，他们的命运完全取决于大蛇头的乡情、人品乃至一时喜怒了。一些人写下欠条后就可以离开，而后慢慢归还欠款；一些人会遭遇一顿毒打，从此终生残疾甚至被抛尸大海。51岁的琯头镇居民郑习本谈到，他的一个邻居曾被打折手脚，而后遗弃在纽约街头。侥幸被同乡救治后，大蛇头又一次找上门来，逼迫他写下欠条并分期还款。

在混乱的一年有余，究竟有多少人成功抵达了大洋彼岸？又有多少偷渡客被强奸、被毒打乃至命丧他乡？这一切，或许是一些永远的历史之谜。琯头人只是清楚地记得，大约1992年冬天，混乱结束了，一种新的支付方式出现了。尽管由此引发的一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风潮与混乱，让许多琯头人终生难忘。

（四）

琯头镇居民清楚地记得，1992年冬天，偷渡费用从一万八千美元上涨到了两万二千美元。

涨价原因有二。一是尽管偷渡船频繁往来，偷渡客却依旧滚雪球一般地扩大；另一则是因为海外担保的日益枯竭。在持续几年的大规模偷渡之后，有海外近亲的青年已经所剩无几，越来越多的偷渡客再也找不到担保人了。无奈之下，一些大蛇头答应先把人送到、而后由本地小蛇头向偷渡客家属代收费用，由此产生的支付风险则以四千美元的溢价来平衡。

出乎这些大蛇头意料的是，本地支付的方式更加安全。在此之后，成千上万的偷渡客没有按约付款的案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这一期间，一场由此引发的民间金融风暴让许多家庭走投无路，琯头人依旧如此。

这场民间金融风暴，就是“粗芦岛地下钱庄事件”。

价格上涨、新的支付方式开始后，琯头镇很快出现了资金短缺的迹象。民间借贷的利息一路上扬，从最初的两分半到三分、三分半，一度高达五分乃至六分。即便如此，许多家庭依然求贷无门。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异常原始的货币交易市场，在粗芦岛悄然出现。

粗芦岛是琯头镇所属的三大岛之一，共有七个村庄、万余居民。1993年年初，粗芦岛的几个中年农妇通过自己的外地亲友，开始大量借贷。“不论亭江的钱、连江的钱还是福州的钱，来者不拒，一概三分利息，并且每月付息。” 一位在小镇工作多年、并目睹了粗芦岛风潮全程的中学教师谈到：“一开始，不论拿到多少钱，她们都能以五分利息倒手出去。赚钱非常稳当。”

在几个月按时付息之后，各地资金闻风而动，一股股金钱暗流开始形成。海外南洋客汇回一笔笔现金；县城的一些银行职员低息贷出资金，随即倒手到粗芦岛以赚取利息差；至于省城福州的现金，不仅流量巨大，来源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短短半年时间，“各地流进粗芦岛的现金，估计达到20个亿”！

货币掮客群迅速蔓延开去了。1994年前后，粗芦岛的干部、渔民、小生意人、无业青年，乃至一些老太太和未婚少女，纷纷做起了货币生意。与此同时，地下钱庄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一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手上可能有几百万。最早做这个生意的几个中年农妇，手上都掌握着几千万资金”！

当这个地下钱庄群日渐膨胀时，疯狂也渐渐成为粗芦岛的症候。

最初是畸形的消费。以几个中年农妇为例，她们长期包租了福州最高档酒店的豪华套间，“在那里养鸭（男妓）、养小白脸”。那位中学教师谈到：“什么一掷千金？她们是一掷万金。”

随之而来的，则是不断出现的地下赌场。依靠这些赌场，一些生性老实的村民着实发了一笔小财，“他们在里头卖汤面，一碗面50元，加点汤头就卖120元”。那位中学教师为此感慨万千：“那时侯，钱哪里还是钱？一张白条就能换到几百万。”

更疯狂的事例则是，一些地下钱庄的经营者开始懒得数钱。但凡数额略大的借贷，他们一概用手指或者尺子衡量厚度，“差不多就行”。无论借方还是贷方都不会计较几百上千元的差额……

在持续一年有余的疯狂岁月里，粗芦岛的货币掮客们似乎忘记了，不久以前，他们还是一些勤扒苦做的升斗小民。他们忘记了，之所以这么多现金汹涌而来、源源不断，只是因为偷渡客信用最好、还款最可靠；而在粗芦岛钱潮涌动几个月以后，偷渡客家属的借贷利息就从五分直线下降到四分、三分五，最终定格在三分一二的微利水平了。最后，他们还漠视了一个事实，没有人愿意把钱借给赌棍和投机商人，而后来依旧以高息向他们借贷巨款的，恰恰都是这些人。

“拿来的钱必须借出去，否则自己就得贴息。”那位中学教师的话语，说出了粗芦岛风潮的关键：“这么一来，明知道风险很高，也不得不借。……粗芦岛的崩盘是必然的。”

1995年深秋，粗芦岛地下钱庄群终于崩盘了。这一天，琯头镇如癫似狂，为前往粗芦岛瓜分剩余现金，许多从县城、省城赶来的放债人，围着一条条渡船疯狂竞价，以至车船费高达一两千元。而他们蜂拥上岛后，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最初的几个中年农妇有的自杀，有的从此不知下落。几名身负巨债的妙龄少女，也只能和债主签下一纸卖身协议，从此成为他们的性奴。

损失最为惨重的，还是琯头镇本地居民。在这场荒诞闹剧中，他们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倾家荡产，更多的家庭从此长期不和。此后几个月时间，小镇一下子变得死气沉沉了。只有远在大洋彼岸的万余名偷渡客，依旧以自己的汗水和劳作，默默支撑着它千年不变的富足渴盼。

当年年底，偷渡费用再度上涨到三万三千美元。

（五）

粗芦岛风潮前后，长达五六年的时间，一波波偷渡狂潮不断卷起。

血腥气息渐渐淡出偷渡之路了：大蛇头们发现，这是一笔最安全、最划算的买卖，他们为此三令五申，要求善待中国偷渡客；与此同时，小镇居民也开始“货比三家”，一些声名败坏的蛇头渐渐门可罗雀，倘若在船上遭受虐待、殴打的话，十乡八里往往群起抵制，许多地下航线因此悄无声息地废弃了。

一种相互伴生、近乎正常交易的默契出现了。尽管如此，前往美国的路途，似乎更加艰难、曲折。

1993年6月6日凌晨，正是粗芦岛钱潮初涌的夏天，一艘满载286名福州偷渡客的旧船“金色冒险号”在纽约近海搁浅。随后，这些偷渡客纷纷跳入大海，向几百米外的海滩游去。由于海水寒冷、不善游泳以及长达四个月航行带来的体质虚弱，当美国海岸巡逻队的快艇赶到时，已经有十人溺水身亡。而在被抓捕的270名偷渡客中，包括了十余名琯头镇青年男女。

“金色冒险号”事件震惊全球。从此，一艘艘海岸巡逻艇开始严密盘查不明身份的船只，到当年年底，被拦截、扣押并分期分批遣返的福州偷渡客已多达三万余人；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签署、颁布了一系列严惩偷渡的法案。小镇的生态，乃至千万青年的偷渡之路，正因此悄悄地、然而长久地改变了。

一幅幅标语出现在琯头街巷上，比如“偷渡私渡要坐牢”，又比如“守法致富光荣、偷渡发家可耻”。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许多小蛇头被秘密举报、锒铛入狱，一些偷渡船甚至尚未驶离海岸，大批边防巡逻艇就蜂拥而至……而与这一些相比，更重要的是，太平洋的汹涌波涛、漫漫航程，从此更显叵测，更加难以预料，也更让偷渡客们刻骨铭心。

偷渡船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伪装。缆绳、鲜鱼和许多货物被堆放在甲板上，以便看上去象是一艘寻常的渔船或货轮。几百名偷渡客蜷缩的底舱，则更加狭窄、混浊和黑暗，薄木板床铺密不透风，一只满溢屎尿的大木桶是他们的便器。更要命的是，略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必须在底舱一呆几天甚至十几天、大半月。

“几个月时间，只有面包和矿泉水”，许多人得了严重的便秘；每抵达一个中转站，摇摇晃晃爬上甲板的偷渡客，大多蓬头垢脸、面黄肌瘦；至于黑暗的底舱、污浊的空气、渐渐酸臭的身体，以及挥之不去、令人作呕的排泄物的气味，更成为千万偷渡客的共同记忆……

在巡逻艇不分日夜的监视中，偷渡船直抵美国某处海岸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大多数地下航线变得异常曲折，新几内亚、波利尼西亚、瓜达卢佩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无人孤岛，纷纷出现在大蛇头的地图上。在一个个中转站之间，偷渡船走走停停。有的时候，为躲避巡查的风头，大群偷渡客需要在中转站一住几月乃至更久。“整天打扑克，没有别的任何消遣。”一名曾在厄瓜多尔吉多港滞留了一年有余的肖姓偷渡客谈到：“除非有重要事情，否则蛇头不让外出。即使外出也有人跟着。”

在经年累月的无所事事、翘首等待中，一些无法忍受的偷渡客干脆向当地中国领事馆自首并要求遣返。肖姓偷渡客说，与他同行、在厄瓜多尔滞留的20余名琯头青年，“自己跑回来的就有七八个”。

一些人中途折回了，更多青年继续前行。某个深夜，船只终于抵达墨西哥的一处废弃港口了，几百名偷渡客化整为零，开始了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分批越境。一些人走“陆路”，翻越几处山岭后，他们悄悄抵达美墨边境处，并等待一名被蛇头买通的哨兵出现；一些人走“沙路”，在小片沙漠艰难跋涉三五天后，他们也能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界碑，以及界碑后头自己亲戚的熟悉身影；还有一些人走“暗路”，他们潜入墨西哥这一头的下水道，在手电筒光亮的指引下，磕磕碰碰地接近美国那一头的下水道……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些偷渡客甚至躲进粪车的隔层，以此逃过美国边检官员的搜查。利用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的入境方式，短短几年时间，又有二三十万名福州籍男女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息繁衍。而琯头镇的偷渡人群，也激增到大约两万人。

（六）

两万名青年远行了，大约四万名老幼妇孺在小镇继续生活着。一栋栋漂亮的四五层小楼，仅仅栖息着三两个老人、一些学童以及呀呀学语的婴儿，而间杂在街头巷尾、依旧操持各种产业的，大多已经是外乡人了。琯头镇如此富足，以至于香港的一家媒体曾经报道，1998年春节前夕，“仅仅一天时间，汇入琯头镇的资金多达三千万美圆”。

琯头渐渐变成一个空镇了。即便如此，偷渡的故事仍然延续着，并且依旧是这个小镇的主题。

如果说，原先的偷渡客大多是青年男女的话，那么，到九十年代后期，越来越多十六七岁、乃至十五六岁的少男少女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如果说，在仓促甚至混乱的年月，许多偷渡客根本顾不上培训技能的话，那么，到这个时期，偷渡已成为一个计划周密、步骤清晰的工作。

原先的小街已经拓宽、延伸，一家家商铺如同雨后春笋。夹杂在商铺间的，是无数海报，英文翻译、烹饪培训、餐厅英语培训……对琯头镇居民来说，男孩学烹饪、当厨子，女孩练口语、当服务员，似乎已成为他们的定向思维。

培训之后，则是物色更有信誉的蛇头、更为安全的偷渡方式。

也是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船运渐渐退潮了，旅游签证又成为偷渡方式之一。和十几年前不同，偷渡客已经无法直飞美国，他们只能效仿海上的路途，一站站接近美国。一些人选择了经香港、过海地、旅行至加拿大，而后从加拿大偷渡过境的路线；一些人则更费周折，他们依然经年累月地走在路上，途经一个个国家。和船运时期没有什么两样，辗转来到墨西哥后，他们将徒步穿越沙漠、或行走在下水道里，以躲开美国警察的拦截。

旅游签证之外，则是相对便捷的“换人头”方式。它的背后是繁杂的暗箱操作：第一步，蛇头们需要伪造一些商人、政府官员乃至学者的护照，这些人往往有着优良的出入境记录；第二步，他们需要买通一些主要中转机场的海关关员，以便偷渡客能在他们值班时顺利过境；第三步，则是偷渡客的礼仪培训、形象包装等系列工作，以便让他们看起来有身份一些。

还有更加繁琐、细节更多的“假结婚”方式……

随着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偷渡模式出现，几百人偎缩底舱、穿越万里大洋的凄凉景象，开始与琯头镇渐行渐远。而2001年10月发生在韩国海域的悲惨事件，更促使琯头人永远终结了船运时期。

这一年10月8日，在一艘偷渡船的底舱，韩国水上警察发现了25具窒息而死的尸体，其中11名死者是琯头镇居民。消息传回后，不仅死者亲属哭成一片，许多琯头人也同生悲戚。六年以后，55岁的王文伙回忆道：“那一天，我回想了琯头二十年的出国历史。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出去的，都是辛酸，都是血汗。”

63岁的唐亨明老人则说，尽管日渐富足，琯头人的命运也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凄凉”、“凄惨”。

对这样的命运，他们却似乎只能逆来顺受。随着一条条公路的穿越镇界、以及公寓楼和开发区建设的几次征地，琯头镇已经找不出几块象样的土地了；更重要的是，在一辆辆私家车、一片片霓虹灯的背景中，琯头人依旧找不到别的任何出路。

正因此，也是2001年10月，34岁的林万喜终于选择了偷渡之路。此时，偷渡费用已经暴涨到六万美元，而偷渡的主要人群，也已经变成十六七岁的小青年了。

林万喜选择的，是“换人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