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经济政策分道扬镳

发布/2021年2月24日 7:31 AM

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百年一遇的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伤害，由于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估计全球经济成长将至少拖慢五年。就主要国家而言，中国表现相对最好，2020年成长2.3%，这当然得力于中国经济体质的厚实及对疫情及时有效的控制，也正因为如此，一般估计，中国GDP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之首将比早先预期提早五年，最快或将在2026年实现。与此同时，同样值得关注的是，面对疫情冲击，美、中两国显然在经济对策上出现歧异，准确地说，美中经济政策开始分道扬镳。

美国的因应之道还是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的QE政策始自2008年爆发的金融海啸，当时纽约华尔街投行破产，情况十分危急，刚上任的联准会（Fed）主席柏南克当机立断，采取了QE，目的在阻止金融机构及大企业跟着破产，此一目的未久基本达成，金融形势在2009年第2季稳定下来，但Fed当局投鼠忌器不敢叫停QE，于是有了QE2、QE3，自此只要经济形势略见不稳就来个QE，最终几乎是QE成瘾了，直到目前。

去年底，Fed宣布维持货币宽松政策不变，由于货币宽松、QE不断，以致利率长期维持接近零的水平；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甚至宣称，Fed接近0%的基准隔夜利率将持续到2023年。

美国金融市场的长期低利率政策，最终导致美国出现“K型”复苏现象。由于实体经济除少数高科技产业外总体疲弱，QE政策下源源释放出来的大量流动性不被实体经济所吸收，于是进入了股、汇、房市等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大幅飙升，也酝酿出许多资产泡沫，此即表现在“K”字型中向右上翘的部分，让人感觉一片荣景；但与此同时，疲弱的实体经济并未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与所得，原本的中产阶级变成了低收入阶级，此即表现在“K”字型中向右下方延伸的部分。合起来看，美国社会正在出现日益严重的贫富恶化现象，这也是近年来美国社会内部矛盾激化及政治发展出现民粹主义的时代背景。

美国如此依赖QE，也与财政政策受制于美国债台高筑及财政扩张计划屡屡为国会牵制有关；美国的财政困局也同样制约了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推动。总的说来，美国经济已陷入了一个长期疲滞阶段，不幸的是，这又倒头回去更加重了对QE货币政策的依赖。

中国在2008金融海啸爆发后与美国类似也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一年新增贷款近10兆，不仅如此，为了“保8”，还加码了4兆的财政支出。结果保8%成功，并且还对该一时期的全球经济成长作出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贡献。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诸多后遗症：房市出现巨大泡沫、产能严重过剩、地方债金融债大幅扩增，中国不得不立即宣布“三去”政策，即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来矫正前期的政策错误，引导经济返回正轨。

有了这样的经验，中国政策当局即力守货币纪律，不再重蹈“大水漫灌”的错误政策，并在大方向上开始更着重“供给侧”改革，包括：一、大力投资推动技术自主创新，此即“中国制造2025”及“中国标准2035”的主要内涵；二、持续推动包括混合所有制在内的国企改革；三、经济改革更大幅地走向开放，扩大进口，放宽投资限制；四、持续扩大基础建设。2020年在全球疫情肆虐及贸易战、科技战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仍取得2.3%的正成长，充分证明了中国坚持此等健康发展政策的正确。

美国是资本主义的先行者，但可惜美国已走上腐化资本主义的歧途，不仅无力矫正资本主义的原罪即贫富恶化，反而还让资本无序地进入并控制了包括政党、国会、金融、媒体、军火等几乎每一个领域。中国则是在1979年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的主导下向市场经济及混合产权制进行摸索，目前仍处初级阶段，但从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及可持续三个角度评价，成绩已属不俗。

社会科学研究者是立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了。

推崇自由市场的美国也打算向资本动刀

发布/2021年2月24日 7:36 AM

来自/香港01

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周一（22日）通过新一轮刺激经济法案，并将之提交参众两院审议，但这份总额达1.9万亿美元的《2021美国救援计划》如何埋单仍有待解决。财政部长耶伦认为可从上调企业利得税和资本增值税着手，以维持公共财政的稳健度。耶伦的建议是针对富裕阶层征税，不失为是一石二鸟的办法，既可为华府的钜额开支融资，亦可纾缓疫下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

新冠肺炎不但已经令美国逾50万人病殁，经济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美国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经过屡次修定后，周一终于通过总统拜登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待参众两院审议。这份总额达1.9万亿美元以扶助基层和贫穷人口为主轴，当中包括向年收入少于7.5万美元的个人，以及年收入少于5万美元的家庭发放每人1,400美元的支票；将联邦失业补助金额由每周300美元上调至400美元；在2025年前将最低工资逐步调高至每小时15美元等等。不过，反对者则认为法案不但效用成疑，同时亦会加重政府财政负担，并导致通胀升温。

耶伦周一出席《纽约时报》的视像讲话时表示，拜登赞成提高公司利得税税率，由原本的21%大增至28%，并形容提高资本增值税是“值得考虑”的选项，惟此要仔细研究后者对普通投资者的影响。耶伦同时指出，拜登欲推的经济刺激计划所涉金额庞大，华府需要有相应税务调整，否则或会对国家的债务状况产生隐忧。

税改剑指贫富差距

撇除债务考虑，耶伦有意提高上述的累进税税率，背后亦有贫富悬殊的考虑。去年3月美国疫情踏入首波高峰时，已有数千万民众因经济衰退而失去饭碗，但当经济开始回弹时，在服务业工作的黑人、西班牙裔、千禧世代等群组就业比率，却未如白人专业人士般容易找到合适工作机会。疫情对各群体和行业的打击亦不尽相同。耶伦接受访问时提及，美国现有1,500万人欠租、2,400万成人和1,200万孩儿未有三餐温饱。但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的富豪榜统计出去年收入最高的25名对冲基金经理收入创下历史纪录，单是美企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Jim Simons一人已赚取约26亿美元收入。可见美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其民众生活质素却似是活在两个平均时空。

疫下各国央行纷纷推出规模前所未见的货币政策，虽然是拯救经济的必要之恶，但其副作用亦将为社会种下不稳种子。美国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首次搬出量化宽松后，已不少论者批评由货币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不均，大多都只会流向金融和房产市场的炒卖活动，并使资产价格脱离实体经济表现，基层民众不但因资本短缺而无法搭上资本增值快车，反而更会眼见贫富差距扩大，生活质素每况愈下，而对政府以至社会产生怨恨。故从拜登政府有意从富人税着手改革，不但可以缓解公共财政的压力，同时也是剑指贫富差距的二次分配。

即使连推崇自由市场的美国亦愿意考虑向资本动刀，香港政府官员更应展开研究，为经济结构改革早做准备。新一份财政预算案即将公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不断强调疫情期间政府开支大增，难再有规模巨大的纾困方案，但却没有正视库房连年“水浸”的现实，亦未见思考如何从税制等方面入手，收窄社会的贫富悬殊。这种畏首畏尾的处事方式，不单承袭历届政府的管治风治，妄想地以不变应万变，更会延宕改革的时机，令本港的经济结构矛盾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