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解体下的国际大势

中国“双循环”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发布/2020年11月5日 3:30 AM

文/陈婧

来自/联合早报

 

关键词：习近平昨晚通过视频，在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在讲话中提及备受关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申这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强调，中国的“双循环”格局不仅是自身发展需要，也将更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昨晚通过视频，在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在讲话中提及备受关注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申这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习近平指出，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下同，30万亿新元）。

他也承诺，中国将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第三届进博会即日起至下周二（10日）在上海举行。这项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旨在展示中国市场开放和“买全球”的能力，并吸引外国投资。

受冠病疫情防控措施限制，不少外国商家无法入境中国，导致本届进博会规模缩水。官方至今未披露参展企业数量，仅称共有124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展。相比之下，首届进博会有130多个国家的企业参展，第二届进博会则增至150多个。

习近平开篇就指出，本届进博会是在冠病疫情冲击全球的特殊时期举办，“中国在确保防疫安全前提下如期举办这一全球贸易盛会，体现了中国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真诚愿望”。

除了疫情影响，中美关系交恶也令中国进出口承压。习近平在20分钟的演讲中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如呼吁各国在疫情面前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信任而不是猜忌，携手而不是挥拳，协商而不是谩骂”；应同舟共济，各尽其责，而不是“唯我独尊，损人不利己”，暗指主张“美国优先”、并对中国一再施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扩大开放步伐仍在加快

据彭博社统计，此前两届进博会共签署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采购协议，但其中许多并未落实，冠病疫情又使得部分合约难以履行。

习近平则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仍在加快。他在第二届进博会上宣布的扩大对外开放系列举措已经全面落实，一年来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增速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朱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在国际政治局势复杂化的大背景下，今年的进博会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主要是向外界宣示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承诺不会改变。

朱颖同时指出，进博会对于扩大中国进口的作用有限，“要真正提振进出口，还是要把国内的各项开放政策落到实处，例如给予在华外国企业更平等的待遇。”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解体下的国际大势

发布/2020年11月5日 3:30 AM

文/郭良平

来自/联合早报

 

西方自由主义社会契约的解体，和企图恢复或重建社会契约的种种力量之间的争斗，是近些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和发达国家内部动荡的主要根源。

逆全球化发源于西方，早期自发的民间运动是各种诉求的大杂烩——人权、环境、劳工、民族、宗教、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等；近年来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为标志，上升到国家层面；冠状病毒疫情又为其添了一层国家安全的理由。

西方自由主义发源于古希腊罗马，再生于启蒙运动。它经过工业革命、殖民扩张，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宣言和联合国人权宣言而逐步成型。它的理念在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民权运动、福利国家中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契约。二战后在美国的推动下，为西方国家所普遍采用，并在冷战后上升成为世界主流。一时间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共和为支柱的政治制度，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完美结合，被视为历史的终点，成了新的政治正确的标杆。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有过黄金时代。在和平、稳定、繁荣和社会共识的条件下，它的各种理想和价值观都能发挥得很好，软硬实力俱佳。但近些年来，它在三种力量的冲击下，正逐步解体：个人主义泛滥、身份政治猖獗、资本跨国流动的冲击。

整个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围绕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展开的。政府的合法性出自人民自愿让渡，以换取政府的保护和服务。因此，政府必须是民选的和有限的。自由主义也讲个人的责任、义务和担当。肯尼迪总统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也是名言。

但自由主义从出生那天起，就主要是为资本服务的。其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因为有整套的制度和文化的支撑，远远压过了这些与之平衡的观念，使它们难以发挥作用，甚至被扭曲。例如穷人被认为是努力不够，无家可归者遭人白眼，精神病患者被放逐街头。对同胞的义务和关爱，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在为利益的拼搏下变得淡薄甚至被淡忘。

在美国，法治成为律师逐利的天堂和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战场，医疗卫生的产业化，将大批穷人甚至中产家庭排除在外。

个人权利至上在冠病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是西方国家疫情久久得不到控制的主要原因。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限制集体活动、社区隔离、封城和关闭企业、学校等等，都同自由主义价值观相抵触。

在“不自由，毋宁死”的信条之下，民选政府要么束手无策，要么像特朗普那样公开支持对抗行为，西方引以为傲的法治也就不灵了。但在疫情下，这种个人自由很明显是建立在损害他人和国家利益上的。在可预见的将来，类似的情况还会不断挑战自由主义的底线。

在自由主义政治正确的喧嚣下，身份政治方兴未艾。各种理由的政治诉求层出不穷，不依不饶，死缠烂打。自由主义将经济学上“人人为己，大家获利”的理论，运用到政治领域，鼓励个人和小团体追求自我利益，以为这样就可以赢得大同。全球化下产生的移民和难民流，加大了不同种族、宗教、文化和价值观的碰撞。政治正确使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成了许多国家的国策。

但多元文化主义没有产生所期待的大熔炉（melting pot）效果。相反，以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党派、社会地位、阶级背景、移民地域、性取向、意识形态、价值观等为基础的身份政治，正在撕裂社会，破坏选举民主的社会基础，毒化民主政治的气氛，使民主政治从互让协调的过程，退变成为反对而反对、为破坏而破坏、为胜选而胜选的专业化操作，使社会共识破灭，使道德底线失守，为极端主义创造了机会。

西方国家暴恐袭击连绵不断。日前在法国发生的当街斩首事件，凸显了自由主义在应对新形势时的苍白无力，无情地嘲笑了它们移民政策上政治正确的迂腐，也将进一步激发右翼极端势力的反弹。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使许多人生活在同类人群的封闭圈子里，极少与不同类型的人们交流。人们变得更加自以为是，更不愿意妥协，更容易产生极端化倾向。

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解体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的退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想达到财富比较合理、人性化的分配，就必须在资本、社会和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契约，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这要求国家和社会在二、三次分配中驾驭资本。全球化从三边合作中抽走了资本，或者资本将民主政治的一人一票变成一元一票，其结果都是资本摆脱国家和社会的约束。

全球化下的资本成了游走在各国之间、国际化了的玩家。同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预想相反，各国工人阶级为工作岗位相互激烈竞争，而各国资本家却形成了国际化了的精英联盟。从根本上讲，自由主义只对这些精英有效，对广大民众则往往是空头支票。

全球化是资本的盛宴。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一是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未开发的市场；二是逃避本国高税收以及法律、政策，以及劳动、环境、卫生、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高标准所带来的高成本。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而劳工却不能，对资本有利的事情往往对劳工不利或者有损，资本的利润最大化不等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资本逃掉的税，是本国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国防、社会保险等的重要资金来源；它摆脱的高标准也恰恰是本国老百姓较高生活质量的原由。最具毁灭性的是工作岗位的流失——一个工作岗位就解决了一个家庭几乎所有的问题，远比政府所能够提供的福利和保险全面。

发达国家的民众之所以对全球化发难，除了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外，还因为他们生活在民主国家，拥有发声和抗议行动的自由。但由于民主政治常常被资本所操控，这种抗议就不得不以民粹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包括特朗普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运动，其实质都是要重建社会契约，迫使政府政策从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化，转移到以本国民生为中心的道路上来。

回归民族国家是修复社会契约的前提。在可见的将来，国防、公安和社会福利，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救灾和应急管理、扶贫和伤残人员的救助、失业保险和就业培训等等，都必须依赖民族国家或更小的单位来统筹。跨国或超国家的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或其他区域组织，相比之下远不能胜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由主义是西方国家困局的根源之一，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并没有受到抗议运动的挑战。相反，多数抗议运动仍然打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自由主义旗号，抗议的是这些价值没能真正实现，要求恢复或重建以它们为基础的社会契约。政治正确限制了西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在很大程度上，全球化的前途取决于资本和民众的较量，看谁能够在争夺政府和公共政策上占上风。总的来看，资本在全球仍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民众在国内却很少有退路。这个态势在短期内不会改变。

各种力量正在较量，以求达成一个新的社会契约，美、英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都是如此。这将从各方面限制全球化的空间和实现形式。中国双循环的发展战略，是对这个大势的本能反应。自由主义的贫乏和内卷化，也给了中国一个发展更优越的社会契约的机会。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