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中国安全形势会恶化？

　　彭光谦（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少将）：美国的霸权或其世界领导权，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美元，第二是美军，第三是美国价值观。我个人看，未来十年美元霸权和美国的价值观霸权恐怕会光环褪色。但美国的军事霸权看来仍将坚挺。在其他领域的力量相对衰弱的情况下，美国动用军事力量来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的意愿和可能性上升。在这样的情况下，未来十年，太平洋将更加不太平。未来十年，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将持续向亚太地区转移。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迈上政治右倾化、军事大国化和外向化的不归路。

　　杨毅（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前所长、海军少将）：第一，未来十年外部安全环境会更加复杂，我们面临的民族“崛起困境”更加突出，运筹国家安全中存在着两大矛盾，即国家利益的拓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不足的矛盾，增强维护利益手段建设的迫切性与外部制约因素增长的矛盾。中国的快速发展中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将经历艰难地由“不适应”到“相适应”的过程。安全风险不可低估。第二，无论是美国的战略调整还是日本社会的右倾以及南海和东海动荡两线夹击都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自己的应对。我们要奉行“实力加合作”的安全政策，坚持富国强军的统一。第三，我们要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塑造，积极参与、利用与改造别人已搭好的舞台，要与自己打造另外的安全合作平台相结合。

　　秦天（国防大学科研部副部长、少将）：从国家层面来看，军事风险主要是指对国家军事安全构成宏观威胁的风险，规模有限的武装冲突不在此列。从这个界定条件来看，未来十年中国面临非常现实的军事风险可能性不大。这主要是由四个“不变”和三个“变”形成的总体基础。即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变;中美以合作为基础的基本面不变;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合作需求大于防范遏制的趋势不变;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现民族复兴的基本战略不变。与此同时，中国的综合实力、国防能力、国际影响力将持续提升而改变。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安全环境发生逆转的可能性很小。但潜在军事风险有可能趋于严峻。从外部看，我认为主要在于美国对中国逐渐增强的敌性判断和敌对性的战略安排，表现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当中针对中国的负面意图被持续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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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宗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未来十年，中国面临的一个国际景象是愤怒的美国，迷失的日本，郁闷的欧洲，转型的俄罗斯和亢奋的中国。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是空前的。中国今后一段时间所面临的安全环境，我觉得可以用“东急西缓，南紧北松”来概括。

　　我们要不要亮剑？

　　彭光谦：美国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底气不足。美国越来越敏感、多疑、内心焦躁，表现出“霸权更年期综合征”的典型特征。日本右翼势力频频挑衅,实际上也反映了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历史转折时期的心理失落。总的来讲，中国现在不是示强示弱的问题，我们正义在握,理直气壮，不逞强，不示弱。道义和时间都在我们这一边。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如果你不想避免大规模战争的话，有时候一种战术层次的军事较量是必要的。因为你必须要让对方知道你的底限，让对方知道你的意志力，有了一场交手以后，对方对你的能力和意愿有比较现实的判断，接下来不会无理性地往前推进，因此我觉得在必要的时候，军事上适当地亮剑，可能会在战略上让我们处于一个更有利的地位。

　　秦天：在钓鱼岛问题上，绝不容忍日本右翼政府的蓄意挑衅，绝不承认日本当局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是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中日之间爆发严重冲突，局势可能会怎样发展我不做评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手里的牌很充分，怎么组合怎么打是我们的事。指望着中国按照他们的意图，通过某一点的冲突，最后引发他们所希望的结局，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阮宗泽：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2013年的国防授权法，里面有两条涉华的条款，第一条是敦促美国政府向台湾地区出售F16C/D战机，第二条是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尽管这两条都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性质非常恶劣。恶劣之处就在于完全可以误导和影响民众，特别是误导日本舆论，以为有了“尚方宝剑”。更有效影响东京的关键在华盛顿。40年前，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开辟了一个“越顶外交”，这让日本大惊失色，加速了日本与中国改善关系，所以我想在今后的国际政治中，日本只是一颗棋子，它并不能绑架大国。

　　杨毅：我觉得现在不急于划线。这里关键有两条，第一条是适度，第二个是有力。适度是后发制人，不挑事，第二个是有力，谁要敢介入我跟你拼。总的来讲，钓鱼岛问题上我觉得存在着由偶发事件引发危机，小规模冲突，甚至是大规模冲突的风险。但是，中国、美国、日本政府需要有更加强烈的政治愿望去避免这些不幸的事情发生。我认为，面对钓鱼岛挑战和南海的挑战，我们要做到军事上充分准备，后发制人，对等升级，控制危机，力避冲突，敢于碰硬。

　　军事风险有多高？

　　阮宗泽：在管控军事风险上，应该说中美有共同价值和利益，即避免双方在军事上摊牌，所以战略沟通很重要。而规则的制定也很重要。中美关系中最脆弱的短板是军事关系。我将中美军事关系比作中美关系大家庭当中最具悲情色彩的孩子，美国人生气了，中国人生气了，都要揍他。我们跟美国提出了两军关系正常化的三个条件，一是对台售武问题，二是美国舰机对我的抵近侦察问题，三是美国内不公正的立法限制。其中，关于美国舰机对我的抵近侦察问题，美国人说，你也可以来呀。我相信今后十年，当我们的舰机可以到夏威夷、洛杉矶去作客，也有可能去美国东海岸作客时，才有力量改写这个规则。

　　王帆（外交学院院长助理、教授）：我们必须把危机管控放在一个大战略的规划之下，要有从弱国向强国发展关键期的大战略设计。我们不能重复美国式的发展道路。美国的战略理念包括发展初期马汉的海权思想，冷战时期的遏制思想，还有和地缘政治相关大棋局的部署等。中国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战略理念，关键是要在“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总体战略方向之下来设计。

　　以前我们讲，只要中美关系稳定，东亚热点问题就大不了。但如果说这些热点问题得不到解决，中美关系难以往前更上一个台阶。同时，东亚战略中，美国对外战略可能是欲擒故纵。美国通过遏制施压和挑动地区乱局对我们诱导，诱引中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打乱中国的发展节奏，当年美国对苏联就是如此。我们必须要避免单方面、高速、片面地和美国进行竞争，保持我们稳健、渐进的发展战略。

　　吴心伯：管控和化解军事危机无非是四个方面：战略谅解、军事威慑、安全机制以及外交突破。所谓战略谅解主要是中美两家之间达成。第二个是军事威慑，中国必须对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保持可靠的军事威慑，不要让它们轻举妄动。第三个是双方没有意愿进行战争的情况下，怎么样防止海上发生意外的冲突，或者是冲突发生以后防止扩大。可以通过双边安排建立相关安全机制。最后是外交上的突破，不管是钓鱼岛也好，还是说南海问题也好，今后十年能不能有一个创造性的外交是关键。如果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也可以大大地给目前海上争端降温，即降低了军事冲突的风险。

　　彭光谦：今天我们讨论未来军事风险管控，首先要承认风险，正视风险。第二要有管控危机的意志、决心和能力。第三要建立必要的危机管理机制。当今时代仍然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横行的时代。和平发展道路上布满的不是鲜花，而是荆棘，甚至地雷。不能陷入和平幻想、和平单相思。我们永远要把国家发展的方向盘和主动权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否则是十分危险的。

　　秦天：如果没有应对危机的能力，何谈管控。管控不是完全靠决心的。我们现在能力的现实差距，存在较大潜在风险。从新时期国家安全的基本要求来看，军事能力的极限要能满足国家安全底限的需要。打个比方来说，如果军事能力的极限是被子，那么国家安全的底限就是床，被子小于床就有风险，差距越大，风险越大。国家安全的底限至少包括五方面：领土不被侵犯，国家不被分裂，主权不被践踏，政权不被颠覆，发展不被威胁。而中国是唯一没有实现国家统一的大国。从这样的视角就能看出我们在能力建设上的差距。大国之间难有互信，真正的合作最后还要靠实力。只有坚定不移发展中国军力，才能防范未来的军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