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战国策》是由多种书编订而成，显然不会是一人所作。人们对作者所处时代作了大量考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战国时人作。书中有许多人和事都是战国时代的，如长平之战、荆轲刺秦王等，故可断定其中大部分是战国时人著的。

二是秦末楚汉之际人所著。如古本有《蒯通说韩信自立》，大概就是楚汉时人所著。

三是一部分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西汉时有许多人如蒯通、边通、主父偃等都好“长短纵横之术”，蒯通还撰有《隽永》凡81首，通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和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故有些学者考证推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书》、《修书》，可能就是西汉人所学之长短纵横术，或者直接就是蒯通的《隽永》，而蒯通可能就是《战国策》一书的作者之一。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还缺乏确实的根据，如果说《战国策》的一部分是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还有一定的道理。

古代国别体史料汇编。最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成帝时，刘向进行整理﹐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12国次序，编订为33篇﹐并取名《战国策》，《史记田儋列传》有记载说：“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汉书蒯通传》亦有类似说法。近人罗根泽据此认为《战国策》始作于蒯通，刘向加以增补编次而成。而多数学者认为，此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大约是战国末或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和私人所遗留的史料编纂而成，内容庞杂零乱。刘向加以整理﹐才成为完整的著作。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策》主要记述战国时代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互相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反映当时各诸侯国﹑各阶级﹑阶层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资料。

从文学角度看，《战国策》文思开阔，寓意深刻，语言风格辩丽恣肆，铺张扬厉，后人称赞它“文辞骎骎乎上薄六经，下绝来世”(宋代李文叔《书战国策后》)。

其主要艺术特色是：叙事生动形像，有不少完整而富于戏剧性的故事。如《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从家庭说到朝政，从“群臣进谏﹐门庭若市”写到“虽欲言，无可进者”，阐明了纳谏除蔽的道理，遣词用语生动而又耐人寻味，又如《燕策 荆轲刺秦王》中“易水送别”一段，描写了“白衣素冠”的人物形像，并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歌声，渲染悲壮气氛，读来令人极受感动。还有《齐策冯谖客孟尝君》、《赵策 鲁仲连义不帝秦》、《魏策 唐且不辱使命》等名篇，都受到历代读者的赞赏。文笔多采，刻画人物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作者用笔行文，当详则尽情挥洒，不吝笔墨；当简则一字不苟，惜墨如金。在许多篇章里，成功地描述了君王﹑后妃﹑谋臣﹑义士等不同类型的人物，把他们的性格特征﹑身份﹑处境，都刻画得入木三分。

如《秦策》写苏秦先以“连横”说秦王﹐转而又以“合纵”说六国，生动地描写出一个善于机变﹑惯于夸说，一切言行以利为转移，朝秦暮楚的纵横家形像。又如《齐策》记述齐宣王和颜斶针锋相对的谈话，表现了宣王的专权骄横和颜斶的蔑视权贵。这些手法对后世传记文学的写作很有影响。说理论辩，言辞犀利﹑精辟。书中主要记谋臣策士们的说辞，他们为使听者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尽量把话讲得严密雄辩，无懈可击，并努力抓住对方最关心之点，一语破的。如《赵策》记述触龙的说辞，他顺着赵太后的心思，从谈家常入手，然后引古论今，层层深入地分析“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危害，终于使太后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劝告，让她的幼子长安君到齐国去当人质。善用比喻﹑夸张﹑寓言等多样化修辞手段，增强散文的表达效果。如《楚策四》记庄辛说楚襄王﹐层层设喻，说明居安不思危之害。《楚策四》通过伯乐识骥的故事，说明有千里马在，尚待伯乐去发现。这类寓言和比喻，写得饶有风趣，常隐寓着深刻的道理，耐人寻味，很多后来成了有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此外，《战国策》还多用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使文章具有抑扬顿挫﹑气势贯通的特色。

《战国策》-历史典故

一尘不染——圣人具有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
两败俱伤——今两虎争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
南辕北辙——犹至楚而北行也。
亡羊补牢——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战国策•楚策四》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
羽毛未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引锥剌股——读书欲睡，引锥自剌其股，血流至足。
门庭若市——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战国策•齐策一》
反璞归真——颜斶知足矣，归反于璞，则终身不辱也。《战国策•齐策》
狡兔三窟——狡兔有叁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窟。《战国策•齐策四》
狐假虎威——虎得狐，狐曰：子勿敢食我，天帝使我长百兽，字若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百兽见我敢有不走者？虎以为然，遂与之偕行，兽见皆走，虎不知兽之畏己，以为畏狐也。《战国策•楚策一》
惊弓之鸟——弓弦响，惊密林之鸟。
安步当车《战国策•齐策四》
不遗余力《战国策•赵策》
不翼而飞《战国策•秦策》
高枕无忧《战国策•魏策一》
汗马功劳《战国策•楚策》
画蛇添足《战国策•齐策二》
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一》

《战国策》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汉初的散文家贾谊﹑晁错和司马迁，都受到它的影响，《史记》的某些史料就直接取于《战国策》。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也都明显得力于《战国策》。另外汉赋“铺张扬厉”的风格﹐直接承自《战国策》；而赋中常见的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战国策》也已启其端了。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战国时史料亦取自《战国策》。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活剧，《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至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

刘向为《战国策》一书命名，也同时为那段纷纭复杂、多姿多采的历史命了名——“战国”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可看做是刘向编校《战国策》的额外收获吧。

《战国策》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战国策》是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的历史记载。如果从楚汉起事之年算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在《左传》、《国语》之后，《楚汉春秋》、《秦楚之际》之前，这中间245年的史料空白，主要靠《战国策》来填补。《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之史料，是司马迁修《史记》取材的唯一史料来源。

《战国策》很多篇是战国时人或稍后时人所著，其底本又是各国史策，故其中史实比较可信，真实性亦高。故司马迁修《史记》，采用《战国策》的史料计有八、九十处。在战国诸子所著书中，也屡被征引。例如《楚策四•客说春申君》，见于《韩非子•奸劫弑臣》篇；《魏策一•文侯与虞人期猎》，见于《韩非子•说林》篇；《秦策一•张仪说秦》，见于《韩非子•初见秦》篇；《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见于《吕氏春秋•知士》篇；《齐策三•孟尝君在薛》，见于《吕氏春秋•报更》篇；《魏策一•魏公叔痤病》，见于《吕氏春秋•长见》篇；《魏策二•魏惠王死》，见于《吕氏春秋•开春》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