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武器弹药的供应与消耗

 

志愿军武器的供应

第一批入朝志愿军部队的装备水平

众所周知，旧中国没有自己完整的军工体系，我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基本上靠战场缴获为主。就火炮和枪械而言，就产自世界上24个国家98家兵工厂，其品种和型号多达110种。仅步枪口径从6.5mm到11.43mm多达13种，各种枪械的型号更是多达几十种。这给部队后勤保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扎在中原地区作为军委战略预备队的13兵团3个军被迅速调往东北，编入东北边防军，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糟糕局面。原拟集体转业的42军也被迅速调到中朝边境，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东北全力以赴保障边防军的需要。为边防军部队补充了步枪2000枝，轻机枪540挺，重机枪76挺，60毫米炮179门，81毫米迫击炮45门，92步兵炮55门；总后勤部为边防军调拨补充重机枪28挺，82毫米迫击炮71门、山炮17门。为增强边防军的反坦克力量，总后勤部给边防军拔发了2000枚反坦克地雷，东北为部队订制了2000个燃烧瓶。

在中央军委的统一组织下，总后勤部、东北、中南和边防军为加强部队的装备，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想尽了一切办法，尽了最大的努力，使部队的装备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即便如此，东北边防军仍然无法统一武器制式，只能在现有条件下以连、营为单位将同型号武器装备调剂，尽量集中使用。

据第13兵团估计，边防军与美军相比，就火力而言，团以下部队除了没有坦克之外，其他火力与同建制美军部队差距不是太大。但师以上部队的火力则有悬殊差距。最大的缺陷是缺乏有效的反坦克和防空兵器，已经确定列编的师属战防炮营和军属高炮营，均因缺乏武器而没有正式组建，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工业落后、经济困难，无法满足部队对装备的要求。

从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编制装备来看，38军、39军、40军的武器配备远远超出了国内其他部队。其中又以39军为最强，号称美械装备。

根据1950年9月的部队战斗实力统计，39军共装备38式步枪7320支，79步枪1512支，美制春田式步枪2408支，美制冲锋枪3058支，捷克式轻机枪790挺，美制M1918式轻机枪168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117挺，美制M1917式重机枪155挺，日制92式重机枪7挺，60毫米迫击炮260门，81毫米迫击炮82门，82毫米迫击炮15门，120毫米迫击炮12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2门，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炮9门，92式步兵炮36门，41式山炮12门，94式山炮12门，美制75山炮12门。

由此可见，39军虽然被称为美械装备，但实际上仍然大量装备了各种杂械，尤其是步枪仍以日械为主。所谓美械，只不过是较多地装备了一些美式冲锋枪、轻重机枪和60毫米迫击炮而已。39军的装备水平是平均每连步枪120支，冲锋枪36支，轻机枪9挺，60毫米迫击炮3门；每营重机枪6挺，81、82毫米迫击炮3门；每团92式步兵炮4门，重迫击炮3门；军属炮兵营辖3个山炮营(每营12门)，1个火箭炮连。

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之一，50军由于准备时间仓促，来不及补充调整，部队的装备水平很差。据战前统计，50军共装备38式步枪1565支，79步枪6111支，英制恩菲尔德步枪458支，美式卡宾枪716支，美式冲锋枪1575支，捷克式轻机枪821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120挺，马克沁重机枪125挺，92式重机枪3挺，60毫米迫击炮230门，81毫米迫击炮4门，82毫米迫击炮52门，美制60毫米火箭筒4具，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4门，92式步兵炮14门，美制75山炮16门，日式37毫米战防炮7门，美制37毫米战防炮36门。

和39军相比，50军装备的步枪以国械为主，冲锋枪数量明显减少，近战火力不足。营以下火力与39军相差不大，但炮兵的数量、质量差距明显。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仅仅是部队实力统计。而这些装备经过长期战争的洗礼，许多急需修理。许多枪炮使用过度，口径“过老”，实际性能较理论值有所下降。

为保证边防军的武器装备维修工作顺利进行，东北人民政府决定部分工厂停止正常生产任务，全力抢修边防军送厂维修的武器。据统计，仅东北所属第51、第54兵工厂，即抢修步枪358支，轻重机枪71挺，各种火炮494门。此外，边防军各部队所属的军械修理所也昼夜加班维修武器。到1950年9月底．边防军的武器装备维修工作基本结束。

 抗美援朝运动战期间志愿军武器的损耗

志愿军部队入朝参战后，经过五次战役的浴血苦战，终于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畔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但此时志愿军各部队经过八个月的连续作战，部队减员严重，装备损耗极大，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据统计，在前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平均每月武器损耗率如下：步枪12%，冲锋枪21%，轻机枪24.3%，重机枪17.1%，60毫米迫击炮19.2%，火箭筒15.3%，轻迫击炮15%，山炮30%，高射机枪30%。例如：

第一次战役：39军步枪原有7701支，损失570支；冲锋枪原有2935支，损失334支；轻机枪原有1001挺，损失65挺，重机枪原有163挺，损失8挺；火箭筒原有60具，损失4具；60毫米迫击炮原有278门，损失21门；81毫米、82毫米迫击炮原有108门，损失2门。

第二次战役：20军步枪原有13285支，损耗1822支；冲锋枪原有3227支，损耗474支；轻机枪原有1021挺，损耗150挺；重机枪原有152挺，损耗22挺；火箭筒原有47具，损耗4具；60毫米迫击炮原有229门，损耗36门；82毫米迫击炮原有82门，损耗12门。

第三次战役：39军步枪原有6915支，损耗179支；冲锋枪原有2315支，损耗95支；轻机枪原有798挺，损耗36挺；重机枪原有151挺，损耗3挺；火箭筒原有52具，损耗1具；60毫米迫击炮原有203门，损耗2门。

第四次战役：38军原有步枪4376支，损耗316支；冲锋枪原有1333支，损耗312支；轻机枪原有600挺，损耗250挺；重机枪原有135挺，损耗35挺；火箭筒原有41具，损耗12具；60毫米迫击炮125门，损耗47门；81毫米、82毫米迫击炮原有69门，损耗12门；山炮原有30门，损耗5门。

第五次战役：63军步枪原有7643支，损耗645支；冲锋枪原有2716支，损耗308支；轻机枪原有605挺，损耗59挺；重机枪原有160挺，损耗12挺； 60毫米迫击炮257门，损耗11门；82毫米迫击炮原有81门，损耗3门；山炮原有36门，损耗8门。

第五次战役：65军步枪原有7484支，损耗481支；冲锋枪原有2701支，损耗316支；轻机枪原有610挺，损耗96挺；重机枪原有155挺，损耗18挺； 60毫米迫击炮原有248门，损耗36门；高射机枪原有91挺，损耗14挺；山炮原有27门，损耗3门。

15军在第五次战役中损失步枪、轻机枪各22%，重机枪56%，60毫米迫击炮24%，82毫米迫击炮21%，野炮41%，榴弹炮50%，高射炮75%。

64军在第五次战役中损失步枪24%，冲锋枪36%，轻重机枪各44%，60毫米迫击炮62%，82毫米迫击炮32%。

在第四次战役开始前，39军统计全军实力，仅装备38式步枪2460支，79步枪10支，美制春田式步枪1063支，美制冲锋枪1843支，美制卡宾枪1658支，大正十一年式轻机枪2挺，捷克式轻机枪599挺，美制M1918式轻机枪70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42挺，美制M1917式重机枪145挺， 60毫米迫击炮183门，81毫米迫击炮40门，82毫米迫击炮3门，120毫米迫击炮3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6门，美制60毫米火箭筒50具，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12门，51式90毫米火箭筒51具，日制92式步兵炮27门，日制41式山炮8门，日制94式山炮10门，美制75毫米山炮10门。

需要指出的是，前三次战役期间，39军不仅得到了来自国内的武器补充（如国产51式90毫米火箭筒），而且还大量利用了战场缴获来弥补自己的损耗（例如部队缴获了大批美式卡宾枪、60毫米火箭筒、57毫米无后座力炮），但与出国前相比，武器装备损耗明显，尤其是步枪净损失6千余支，装备实力大减。

50军由于前三次战役的恶仗、硬仗并不多，所以部队装备损耗程度比39军低。四次战役前50军共装备38式步枪1424支，79式步枪4652支，美制春田式步枪296支，英制恩菲尔德步枪261支，美式卡宾枪891支，美式冲锋枪1388支，捷克式轻机枪640挺，美制M1918式轻机枪18挺，英制布伦式轻机枪33挺，马克沁重机枪104挺， 60毫米迫击炮168门， 82毫米迫击炮40门，100毫米迫击炮6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7门，美制60毫米火箭筒6具，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4门，92式步兵炮19门，美制75山炮14门。

虽然50军的装备损耗程度较39军为低，但因为该军在运动战前三次战役中战果小，缴获少，尤其没有像39军那样得到大批美式反坦克火箭筒的补充，这使得50军在第四次战役的汉江阻击战中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第四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节节阻击联合国军反扑，为后续部队的入朝参战争取时间。我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用简陋的武器阻击敌人陆空联合进攻，涌现出无数英雄群体，使敌人付出惨重代价，但每天进展平均不足一千米。

阻击战的特点是武器弹药消耗多，缴获少，我志愿军部队克服天寒地冻，后勤供应不足，身心疲惫等困难，在朝鲜的冻天雪地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顽强地阻击联合国军的反扑，逐渐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为此，我志愿军也付出相当沉重的代价。截止到1951年5月25日，按国防师编制计算，仅第50军就缺短枪58.6%，冲锋枪48.9%，轻机枪33.3%，重机枪39.5%，60毫米迫击炮44.4%，82毫米迫击炮45.7%，重迫击炮33.3%，山炮100%。第42军除补充了一个师的苏式轻武器外，按国防军编制仍缺轻机枪33.3%，重机枪33.3%，60毫米迫击炮61.5%，82毫米迫击炮81.48%。第38军缺82毫米迫击炮81.48%，山炮38.9%。

武器损失如此之大，除了战争激烈残酷以外，前线部队在管理和观念上的存在的问题也导致了一些武器装备的无谓损失。运动战期间，我军缴获的主要是轻武器，重武器经常被敌机炸毁。由于后勤前送弹药困难，前方部队对后勤是否能及时足量供应弹药普遍信心不足，本单位缴获的弹药往往则截留自用，不往上报。缴获了敌人轻武器则在战场上随时换装，随时使用，因携行能力有限，换装后自己原有的枪往往就扔掉了，造成了一些无谓的浪费。归根到底，这是由于我军现代化、正规化水平不高造成的。 

对后续入朝志愿军部队改装苏式武器

由于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工业基础薄弱，虽能自制部分武器弹药，但无力全部承担志愿军的武器弹药供应。为了保证作战需要，同时也为了统一口径，简化后勤，中央军委决定从苏联进口45个师的步兵轻武器装备志愿军部队。鉴于朝鲜战况激烈，志愿军入朝参战仅半年就由后方补充了47000余支步枪；37毫米高炮部队入朝仅三个月即损失了近10%的装备。为了保证后续供给，中央军委决定在进口的45个师的步兵轻武器中，拿出36个师的装备成建制地改装部队，其余9个师的步兵轻武器用以补充各部队在1951年第2、3、4季度的作战损失。

1951年3月，志愿军19兵团在华北地区完成换装苏式轻武器，到达东北后，又补充了苏式高射机枪270挺。志愿军20兵团由东北负责换装8个师的苏式轻武器，共计步枪31944支，冲锋枪5856支，轻机枪1608挺，重机枪432挺，12.7毫米高射机枪441挺。

在成建制换装的同时，给朝鲜境内的第9兵团补充步枪11979支，冲锋枪2196支（不含26军）；补充13兵团苏式步枪15972支，冲锋枪2928支。改装的苏式轻武器都配有2个基数的弹药。

除了苏式轻武器，还给志愿军一线部队补充了各种型号枪械7576支，炮142门，给二线部队补充了各种枪6701支，炮23门。

由于改装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千头万绪，后勤部门在下发武器时发生了一些错漏。如4月份发给50军的82毫米迫击炮因无法使用而被退回；发给38军的60毫米迫击炮发现有沙眼；发给42军的60毫米迫击炮炮足坏了，炮身与炮盘不相匹配，无法使用。发给19兵团的92步兵炮缺少桡棍，冲锋枪、步骑枪普遍缺少通条。

为保证已经改装苏式装备的志愿军第二批、第三批入朝参战部队的武器弹药供应，总后勤部专门致电前方，要求各部队入朝后尽可能不要用缴获的武器装备随便调换苏式装备，而应将缴获的武器交后方修理备用。若万不得已而使用缴获武器时，也必须在部队整训时重新调整。

通过紧急进口一批苏式武器装备志愿军。至第五次战役前夕，志愿军的装备水平，尤其是炮兵装备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截止到五次战役前，志愿军机动炮兵部队共装备美制155毫米榴弹炮24门，日制4式150毫米榴弹炮15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36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72门，日制91式105毫米榴弹炮21门，日制90式野炮9门，日制38式野炮24门，苏制76.2毫米野炮36门，苏制57毫米战防炮36门，喀秋莎火箭炮72门。志愿军入朝参战的高炮部队共装备苏制85毫米高射炮32门，苏制37毫米高射炮165门，98式高射机关炮7门，苏罗通高射机关炮6门，美制40毫米高射炮6门，7.92毫米高射机枪310挺，89式高射机枪240挺，苏制德什卡高射机枪1560挺。

志愿军各步兵部队（包括20、26、27、39、40、63、64、65军，不包括12、15、60、38、42军）共装备有60毫米迫击炮1895门，81毫米迫击炮165门，82毫米迫击炮48门，100毫米迫击炮10门，105毫米迫击炮23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80门，120毫米迫击炮25门，125毫米迫击炮12门，化学迫击炮2门，美制60毫米火箭筒265具，国产51式90毫米火箭筒128具。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10门，75毫米无后座力炮19门，苏制37毫米战防炮3门，美制37毫米战防炮5门，日制37毫米战防炮18门，苏制45毫米战防炮4门，98式高射机关炮2门，日式75毫米高射炮12门，苏制37毫米高射炮71门，苏制20毫米机关炮4门，92式步兵炮155门，美制75毫米山炮71门，13式山炮15门，晋造36式山炮63门，日制41式山炮83门，日制94式山炮50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45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19门，日制38式野炮113门。

平均计算，第五次战役前夕，志愿军参战步兵部队的轻武器装备水平恢复到了出国参战前的最高水平。各部队的炮兵火力，尤其是反坦克和防空火力有了极大的提高。

 第五次战役结束后至1951年年底的志愿军武器补充

第五次战役结束，战线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敌我双方都转入防御。此时志愿军全军统计共有81、82毫米迫击炮1506门，重迫击炮223门，各式山炮479门，日式野炮297门，苏制76.2毫米野炮272门，57毫米战防炮95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230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99门，85毫米高炮72门，37毫米高炮461门，T34型坦克88辆，IS2型坦克30辆，喀秋莎火箭炮71门。

1951年夏秋两季，志愿军连续粉碎了联合国军发起的“夏季攻势”、“秋季攻势”。

截止到1951年9月底，志愿军全部武器保有量为苏制德什卡高射机枪2088挺，日式13.2毫米高射机枪15挺，60毫米迫击炮3333门，81毫米迫击炮237门，82毫米迫击炮1244门，100毫米迫击炮3门，美制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09门，120毫米迫击炮34门，苏制107毫米迫击炮56门，加拿大制57毫米战防炮6门，苏制57毫米战防炮72门，57毫米无后座力炮249门，90毫米火箭筒395具，美制60毫米火箭筒310具，苏制37毫米高炮643门，德制37毫米高炮3门，美制40毫米高炮6门，苏制85毫米高炮72门，92式步兵炮122门，日制41式山炮140门，日制94式山炮156门，美制75毫米山炮129门，日制38式野炮120门，日制90式野炮49门，苏制76.2毫米野炮260门，37改75榴炮9门，日式105毫米榴弹炮58门，美式105毫米榴弹炮150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94门，日式150毫米榴弹炮23门，苏制152毫米榴弹炮36门，美制155毫米榴弹炮23门，日制92式加农炮8门，喀秋莎火箭炮69门。

在粉碎联合国军“秋季攻势”的战斗中，仅10月份，我志愿军一线7个参战军就损耗步骑枪5059支，短枪258支，冲锋枪2846支，轻机枪723挺，重机枪199挺，高射机枪30挺，60毫米迫击炮248门，轻迫击炮117门，重迫击炮3门，火箭筒40具，无后座力炮75门，高射机关炮19门，92步兵炮24门，山炮8门，野炮9门，榴弹炮3门。

其中志愿军20兵团损失各种武器均在10%以上，最多者达32%。特别是67军在19天的阻击战中，即损失冲锋枪57%，轻机枪61%，60毫米迫击炮64%。

在损耗巨大的同时，志愿军在阵地战中缴获却极少。20兵团在10月份只缴获步枪125支，冲锋枪3支，轻重机枪43挺，60毫米、82毫米迫击炮各1门。因此，在朝鲜战场上根本无法像国内战争那样“以战养战”，“补给主要来自前线”，只能依靠后方补给。朝鲜战争让我军第一次认识到后勤保障在现代化战争中的极端重要性。为了保证作战需要，国家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物资保障志愿军的供应。全国人民也掀起了捐献武器装备，积极支援前线的热潮。

截止到1951年底，自志愿军入朝以来，以进口的四种轻武器（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共改装了35个师。另外给各部队补充了各种**9000余支，步骑枪64000余支，冲锋枪30030余支，轻机枪4400余挺，重机枪1900余挺，高射机枪100余挺，迫击炮3100余门，火箭筒2900余具，无后座力炮800余门。

截止到1951年底，志愿军全军共有60毫米迫击炮4552门，82毫米迫击炮1719门，107毫米化学迫击炮128门，苏制107毫米迫击炮57门，120毫米迫击炮30门，90毫米火箭筒3122具，喀秋莎火箭炮72门，57毫米无后座力炮824门，苏制57毫米战防炮53门，日制41山炮154门，日制94山炮148门，美制75毫米山炮137门，日制38式野炮119门，日制90式野炮38门，苏制76.2毫米野炮297门，日式105毫米榴弹炮16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193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249门，苏制152毫米榴弹炮36门，美制155毫米榴弹炮22门，日制92式加农炮4门，T34型坦克114辆，IS2坦克24辆，SU122自行火炮16门，12.7毫米高射机枪2382挺，苏制37毫米高炮956门，苏制76.2毫米高炮60门，85毫米高炮120门。

1952年至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武器装备的调拨补充

战争进入1952年，日益呈现战争长期化的趋势。为着眼于长远，我军除了继续向苏联订购武器装备，也开始组织国内兵工厂自制一些战场上急需的武器装备补充前线，如51式**、50式冲锋枪、51式90毫米火箭筒、仿美57毫米无后座力炮、仿美75毫米无后座力炮、82毫米迫击炮等。在自制与进口双管齐下的同时，我军也在国内各大清点库存，将一些性能尚好，有弹药保障的旧杂式武器装备送往朝鲜，作为志愿军武器损耗的补充。因此直到战争结束，虽然志愿军部队普遍换装了进口的苏式武器，但部队中仍有大量旧杂式武器。

1952年6月27日，总参谋部决定从东北库存中为志愿军调拨51式手枪11400支，51式90毫米火箭筒214具，57毫米无后座力炮33门。由华北库存中调拨新品捷克式轻机枪356挺，新品马克沁79重机枪98挺。由中南、华东从编余武器中各自选质量好的7.92毫米口径各式步枪8000支，共16000支补充朝鲜前线。由华北库存中调拨日制41式、94式，晋造36式山炮共计40门装备志愿军。

1952年9月24日，为了加强志愿军步兵部队的火力，总参谋部规定在朝鲜的志愿军16个军，每个步枪班增配冲锋枪3支，每个步兵连增配轻机枪3挺，60毫米迫击炮1门，机炮连增配82毫米迫击炮1门。团属重迫击炮连因为无力进口也无库存，国内生产尚不能满足需要，暂以82毫米迫击炮6门代替。

按以上4种火器的增配计算：冲锋枪每一步枪班增加3支，16个军共增加34976支，除了库存有21316支外，尚缺13660支。轻机枪每连增编至9挺，16个军应有14480挺，除现有11287挺外，尚缺3193挺，60毫米迫击炮每连增编至3门，16个军应有4032门，除现有3641门外，尚缺391门，82毫米迫击炮每机炮连增1门（共4门），16个军共增加432门。所缺编的武器装备从华北调拨7.92轻机枪693挺，60毫米迫击炮240门，82毫米迫击炮380门（尚差52门，由后续生产解决）；从西南调拨79轻机枪500挺，60毫米炮100门。从中南调拨79轻机枪2000挺；从东北调拨50式冲锋枪13660支，60毫米迫击炮51门。

为了节约运力，志愿军决定从即将回国的20军、27军、42军的装备中抽调部分上述四种武器，作为其他部队战损的补充来源。

在1952年9月20日至10月20日的秋季战术反击中，各型火炮已经成了战斗中的火力支柱，仅这一个月的时间，我志愿军共计损毁各型火炮240门(其中60毫米迫击炮87门，82毫米迫击炮51门，107毫米迫击炮1门，120毫米迫击炮1门，57毫米无后座力炮28门，51式90M火箭筒16具，各型山炮16门，苏制76.2毫米野炮5门，日制38式野炮1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4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9门，苏制37毫米高炮5门，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炮15门，喀秋莎火箭炮1门)。被击伤火炮共计122门(60毫米迫击炮10门、82毫米迫击炮14门，107毫米化学迫击炮2门，无后座力炮4门，火箭筒13具，日制山炮9门，美制75毫米山炮1门，日制38式野炮3门，苏制76.2毫米野炮4门，美制105毫米榴弹炮8门，日制105毫米榴弹炮1门，苏制122毫米榴弹炮10门，美制155毫米榴弹炮1门，日制150毫米榴弹炮1门，苏制152毫米榴弹炮1门，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炮12门，卡秋莎火箭炮6门，坦克5辆，苏制37毫米高炮12门，苏制85毫米高炮5门)。

1952年全年共向朝鲜境内补充各型枪支163，772支，其中步骑枪24686支，手枪33，148支，冲锋枪104002支，轻重机枪1833挺，高射机枪53挺。各种火炮3427门(迫击炮846门，信号筒400个，90毫米火箭筒1315门，步兵炮160门，无后座力炮647门，山炮27门，野炮16门，榴弹炮16门)。

1952年全年武器损耗相当严重，除部分武器系超龄所致外，其中因使用保管不良，爱护重视程度不够和可以避免的人为损失为数甚大。从1952年全年损耗来看，各种枪损坏52234支，占同期总数的9.8%，火炮1591门，占同期总数的10%以上(尚不包括能修复者)，约值人民币1500亿元(旧币)。1953年1至4月虽无大规模战斗，但损坏现象仍很严重，共损坏各种枪7916支，火炮389门。其中人为的损失各种枪584支，占7.3%，火炮64门，占18%(尚不包括能修复者)，约值人民币26亿元(旧币)。60军、24军三个单位火炮膛炸23门，占人为损失的36%，65军仓库失火损失各种枪333支，火炮10门(价值人民币8亿6千万元)。

根据从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的统计资料，志愿军武器补充根据国内补充武器情况，按照先部队后机关，先前方后后方，先作战部队后休整部队，并适当照顾主要方向的作战军的分配原则分发。在这一年中共补充部队51式手枪58135支，50式冲锋枪95652支，步骑枪20130支，轻机枪5732挺，重机枪465挺，高射机枪81挺，60毫米迫击炮1392门，82毫米迫击炮1539门，重迫击炮6门，无后座力炮1907门，火箭筒1276具，山炮133门，野炮55门，榴弹炮55门。

经此补充调整后，志愿军步兵部队之轻重机枪、冲锋枪、**，口径大体一致(轻重机枪以7.92与苏制7.62口径为主)。除手枪外，冲锋枪、轻重机枪还有部分库存。

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志愿军司令部规定前方部队换下的杂色堪用武器，凡有部分弹源者，一律装备后方部队。后方已有之杂色武器也暂不作调整，在一年中由前方部队交回之杂色武器中，装备后方部队短枪1646支，冲锋枪3886支，卡宾枪1070支，步骑枪8603支，轻机枪154挺。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武器装备损失

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共损失：

各种手枪8357支(其中51式手枪1179支，驳壳枪2816支，杂式手枪3463支，信号枪899支)；

各种步枪44086支(其中38式步枪5509支，99式472支，莫辛纳甘式28089支，美制春田式步枪1527支，恩菲尔德步枪6支，捷克步枪4666支，日制6.5改7.92步枪59支，杂式步枪241支，美制卡宾枪1617支，美制M1半自动步枪1900支)；

冲锋枪28525支(其中50式11491支，波波莎11429支，司登式611支，汤姆生式4754支，M1盖德式240支)；

轻机枪4325挺(其中歪把子3挺，苏制德普式1711挺，美制M1918式321挺，日制96式7挺，英制布伦式55挺，加拿大制7.92布伦760挺，捷克式1407挺，比利时拉启利式44挺，杂式轻机枪17挺)；

重机枪1234挺(其中苏制郭留诺夫718挺，苏制7.62马克沁5挺，美制M1917式176挺，日制92式重机枪53挺，7.92马克沁236挺，79式重机枪7挺，日制79式重机枪7挺，苏制7.62车载机枪28挺，苏制12.7车载高射机枪2挺，日77改79重机枪2挺)；

高射机枪525挺(其中日式7.7高射机枪2挺，苏制德什卡高射机枪477挺，美制M2式高射机枪46挺)；

掷弹筒70具，枪榴筒3，信号筒16具，

各式迫击炮2657门(其中60毫米迫击炮1841门，81毫米迫击炮44门，国产82毫米迫击炮691门，苏制82毫米迫击炮10门，苏制107毫米迫击炮5门，美制107毫米迫击炮27门，国产120毫米迫击炮34门，苏制120毫米迫击炮5门)；

各型无后座力炮396门(其中国产57毫米无后座力炮372门，美制57毫米无后座力炮9门，国产75毫米无后座力炮7门，美制75毫米无后座力炮8门)；

各式火箭筒694具(其中美制60毫米火箭筒174具，国产90毫米火箭筒491具，美制90毫米火箭筒29具)；

火箭炮11门(其中国产102毫米6管火箭炮7门，喀秋莎火箭炮4门)；

战防炮8门(其中苏制57毫米战防炮7门，美制57毫米战防炮1门)；92步兵炮78门；

各式山炮177门(其中晋造山炮17门，日制41式山炮57门，日制94式山炮74门，美制75毫米山炮27门，苏制76.2毫米山炮2门)；

各式野炮136门(其中日制38式野炮58门，日制90式75毫米野炮13门，日制95式75毫米野炮4门，苏制76.2毫米野炮61门)；

T34型坦克14辆，IS2坦克4辆，

美制105毫米榴弹炮64门，

日制105毫米榴弹炮14门，

苏制122毫米榴弹炮33门，

日制150毫米榴弹炮1门，

美制155毫米榴弹炮8门，

日制105毫米加农炮6门，

苏制152毫米加农炮2门；

各型高炮142门(其中20毫米高炮2门，苏制37毫米高炮116门，美制40毫米高炮3门，苏制85毫米高炮21门)。

 

 

志愿军弹药的供应

运动战期间的弹药供应

由于在此前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战争的现代化程度有限，且我军军工基础薄弱，弹药主要依靠缴获，火力强度及火力持续性有限。因此特别强调近战、夜战、白刃格斗和精确射击。对于我军来说，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物质消耗量是空前的，但即便如此，每次战斗发射子弹平均也仅30-40发左右。

依据以往的战争经验，参照当时国内的工业能力和国民经济状况，在志愿军入朝参战前，中央军委制订的弹药基数标准如下：

名称 数量（每个基数） 名称 数量（每个基数）

马步枪弹 40发         平射炮弹 30发

轻机枪弹 500发        战防炮弹 30发

重机枪弹 1000发       坦克炮弹 30发

掷弹筒弹 25发         92式步兵炮弹 30发

60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山炮炮弹 30发

81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野炮炮弹 30发

82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榴弹炮炮弹 30发

100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手榴弹 每个战斗员4枚

120毫米迫击炮弹 20发  工兵炸 药 每人2500千克

150毫米迫击炮弹 20发

第一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按上述标准配齐了两个基数的轻武器弹药，一个基数的炮弹。另外在1950年8月底之前，东北边防军每个军领到了爆破筒200根，炸药7500千克。东北在凤城、通化两个方向上囤积了轻武器弹药三四个基数，各种炮弹约19个基数，以备战争需要。

第一次战役打响后，在华东地区待的第9兵团紧急驰援朝鲜战场，该兵团的弹药按重武器4.8、轻武器3.2基数携行弹药。由于行动仓促，有些弹药在华东地区不能配足的，到达东北后由东北负责配齐。配属第66军作战的华北炮兵第40团的弹药一律补足20个基数。

战斗打响后，面对美军这样火力空前强大的对手，志愿军各部队深感自身火力强度与对手相距甚远。特别是有的部队仍然沿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果统计考核制度：即每次战斗发射多少子弹，消灭多少敌人的方法，导致很多战士为节约弹药，端起刺刀准备和敌人肉搏，或延迟射击等敌人更靠近一些，结果不幸牺牲在美军密集的弹雨中。由于弹药不足，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在弹药耗尽后只好和敌人展开肉搏战，出现了许多象杨根思那样的英雄。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向中央提出大力保障后勤的要求，为此我军正式组建后勤保障部门。

前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缴获了不少美式武器弹药，可供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中的美械单位直接使用，此举部分缓解了志愿军弹药供应困难。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为准备第四次战役，东北负责按12个军的实力向前线配送重武器14.3个基数、轻武器8.3个基数的弹药。为保证四次战役开始后的补给，防止铁路中断及长途运输的困难，第四次战役参战部队携带重武器3个基数、轻武器2个基数的弹药。朝鲜境内东西两线兵站，根据供应部队的多少，在东线保持重武器2个基数、轻武器2个基数，在西线保持重武器3个基数、轻武器2个基数弹药的囤备量。

1951年2月20日，中央军委根据前线需求，从全国各库存中调拨给志愿军司登式冲锋枪弹90万发，汤姆生冲锋枪子弹90万发，13.2毫米高机弹10.75万发，美制卡宾枪弹70万发，99式7.7毫米子弹100万发，美制7.62毫米自动步枪弹580万发，美制7.62毫米重机弹270万发，79重机弹692万发，手榴弹30万枚（尚缺20万枚等2、3月生产后调去）。美制12.7毫米高机弹234000发，麦德森高机弹3500发，60毫米迫击炮弹35万发（内含东北军工局1、2月份生产的20万发）、82毫米迫击炮弹25万发（其中华北调拨15万发），100毫米迫击炮弹1000发，107毫米化学迫击炮弹9270发，120毫米迫击炮弹12，200发，德制37高炮弹5000发， 57毫米无后座力炮弹2300发，36式山炮弹4350发（94式山炮弹通用），38式野炮弹10100发，75改榴弹9200发，91十榴炮弹6200发（14式通用），美制105毫米榴炮弹15000发，92式加农炮弹1850发，96式150毫米榴弹6000发，地雷2760个。爆破筒5000根。

1951年3月，志司要求以12个军及6个炮兵师计算，在洪川、春川地区囤积重武器14.5个基数，轻武器8个基数，共计各种炮弹5094458发，步机子弹148630640发。因战场形势变化，美伪军反攻，因此前运计划也随之改变，运输计划从1月27日开始，至2月23日止，计前运各种高炮弹83176发，占计划的37.1%；掷弹筒弹、迫击炮弹853004发，占计划的37%；步兵炮及各种战防、无后座力、平射等炮弹44377发，占计划的20.2%。60毫米火箭筒弹370发，占原计划的0.4%（因无库存，亦无处可调）；山炮弹57598发，占原计划数1.3%；75至150毫米榴弹炮弹实发38035发，占计划31%；手榴弹实发1333477枚，占计划的103.4%；地雷实发26113个，占计划的261%；爆破筒实发11122根，占计划的11%（主要是制造不出来，供不应求）；**实发141106公斤，占计划的35.2%，供不应求；各种步枪弹实发21987400发，占计划38%；美制7.62毫米自动步枪及各种冲锋枪弹实发1478770发，占计划的40%，其中司登式冲锋枪弹最缺，仅按计划发14%；各种轻机枪弹实发24992237发，占计划的59.1%；各种重机枪弹实发10343440发，占计划的58%；各种高射机枪弹实发1559220发，占计划的131.9%。总平均数，各种炮弹实26.9%，手榴弹及反坦克弹药实发超出2.65%。除手榴弹外，均是供不应求；各种子弹实发69.4%。

截止到1951年3月，我军有30个师改装了苏式轻武器。新武器一般带来8至20个基数弹药，但苏式自动武器发射速度较快，弹药消耗比一般弹药大，其弹药在国内尚无法制造，战场又无法缴获。因此中央军委向苏联订购轻重武器10个基数，高射武器订购15个基数弹药，并要求在5月运抵东北。

根据中央军委安排，换装后的炮兵参战部队按新基数标准配4个基数的炮弹(携1囤3)。共计喀秋莎火箭炮弹19008发，苏制37毫米高炮弹197120发，苏制85毫米高炮弹12040发，苏制76.2毫米野炮弹7480发，苏制57毫米战防炮弹7200发，苏制122毫米榴炮弹12960发，苏制12.7毫米高射机枪弹5757000发（内有随新枪1427挺配发者4281000发）。

19兵团换装苏式武器之弹药（除107毫米迫击炮按新基数标准配4个基数外，其余均按旧基数补齐轻8个计算）计有：苏7.62毫米步枪弹862万发（带弹链），苏7.62毫米轻重机枪弹833万发，苏制冲锋枪弹474万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4320发。

补齐3兵团9个师及9兵团3个师之新换装苏式步兵武器6个基数的弹药计：苏式步枪弹11499840发（带弹链），轻机弹7236000发，重机弹3888000发，冲锋枪弹6324480发。

1951年第四次战役前，由于前线急需的反坦克地雷数量不足，东北军工局积极寻找替代品，将炸药装入马口铁盒并压成固体，规格为1斤、3斤、5斤三种，形状有长、方、圆的，可代替式反坦克地雷使用，因陋就简地解决了前线的急需。

根据朝鲜战场上弹药消耗量大的特点，志愿军司令部要求在为第五次战役准备弹药时，按每门炮一个战役消耗量来筹集弹药。具体标准是：美制155毫米榴弹炮、日四年式150毫米榴弹炮每门150发；苏制122毫米榴弹炮每门240发；美105毫米榴弹炮、日制91式105毫米榴弹炮、日式90野炮、38野炮、苏制76.2毫米野炮每门320发；喀秋莎火箭炮每门256发；苏制85毫米高炮、苏制37毫米高炮、98式高射机关炮、苏罗通机炮、美制40毫米高炮每门720发；7.92毫米高射机枪、89式高射机枪、苏制12.7毫米高射机枪每挺1000发；92步兵炮每门400发；美制75毫米山炮、13式山炮、36式山炮、日41式山炮、日94式山炮每门320发；57毫米战防炮、37毫米战防炮、45毫米战防炮每门400发；60迫、81迫、82迫每门400发；100迫、105迫、107迫、120迫、125迫、化学迫每门300发；60毫米火箭筒、90毫米火箭筒每门400发。

截止到1951年4月3日，按上述要求，志愿军尚缺美制155毫米榴弹3600发，日四年式150毫米炮弹573发，苏制122毫米榴弹8640发，美制105毫米榴弹33319发，日91式105毫米榴弹8176发，38式野炮弹14447发，苏76.2毫米野炮弹10560发，苏制57毫米战防炮弹12720发，苏85毫米高炮弹21280发，苏制37毫米高炮弹164720发，苏罗通高机弹4320发，7.92毫米高机弹31万发，89式高机弹24万发，苏制12.7毫米高机弹91万发，92式步兵炮弹44962发，美制75毫米山炮弹8701发，13式山炮弹4800发，晋36式山炮弹20160发，日式41山炮弹16587发，94式山炮弹6297，91式野炮弹240发，35毫米战防炮弹8300发，57毫米战防炮弹4000发，75毫米战防炮弹7000发，苏制37毫米战防炮弹1400发，日式37毫米战防炮7020发，苏制45毫米战防炮1600发，60毫米迫击炮弹617877发，81毫米迫击炮弹32245发，82毫米迫击炮弹104781发，100毫米迫击炮弹3000发，105毫米迫击炮弹6900发，107毫米迫击炮弹21840发，120毫米迫击炮弹3734发，125毫米迫击炮弹3600发，60火箭筒弹105836发，90毫米火箭筒弹51000发，美制89毫米火箭筒弹5200发。(以上缺数不包括3兵团、38军、42军)。

由于战争消耗巨大，弹药光靠从苏联进口，财力上吃不消。因此我军采用了苏联订购、国内生产修理、部队调剂库存这三管齐下的方法来解决志愿军弹药供应的困难。国内有些部队美式弹药几乎全部调剂到朝鲜前线，甚至有的国内部队每名战士每支枪子弹不足三发。这种情况下国内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志愿军需要的子弹。当时国内生产弹壳和弹头没有问题，但生产的子弹装药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能满足需求。为解志愿军的燃眉之急，国内动员大批党团员参加义务拆子弹工作，从其他口径子弹中拆出装药，装入新的子弹壳内。即使这样也只供应了1.2亿余发，仅为战争头两年作战实际耗弹量的70％。

1951年5月，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建议供应志愿军弹药方面：日式炮弹以修理为主，少量制造，炮量少而作用不大的，不应再制造。美式155毫米榴炮弹国内存有33000个弹体，加以修理可供1951年消耗，1952年开始制造全新的炮弹；美式105毫米榴弹可制造弹头，同时利用日式弹筒加以组装使用，以战场缴获补充为辅。苏式弹药1951年开始复制，1952年开始制造。同时全军应收集弹壳以供复装(可复装三次)，其中后方高炮部队必须按消耗弹数缴回弹壳，前线部队应缴回用后之弹壳，打扫战场时特别注意收集美制105毫米榴弹壳。这样不但可以节省大量原材料和人工设备费，还可以加快生产速度，满足前线需要。同时全国开始清理库存武器弹药，能利用的加以充分利用，需要修理的限期修理，以备使用。

 

 

阵地战初期志愿军弹药消耗及供应

1951年五次战役结束后，战线相对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进入阵地战时期以后，炮兵火力成为稳定阵地的重要因素，炮弹消耗量比运动战时期有了急剧增长。志愿军急需补充大量炮弹以保障炮兵有充足的弹药，发挥其火炮威力。到1951年7月底，经全国各大清理库存，经后勤运输部门努力，志愿军的81、82毫米迫击炮平均每门有炮弹225发；重迫击炮平均每门已有炮弹355发；山炮每门有443发，日式野炮每门有炮弹240发；苏制76.2毫米野炮每门有748发；57毫米战防炮每门有1158发；105毫米榴弹炮每门有438发；苏制122毫米榴弹炮每门有872发；37毫米高炮每门有1666发；85毫米高炮每门有900发；喀秋莎火箭炮每门有483发；基本满足了前线的需求。

由于志愿军对战场上火力重要性已得到充分认识，根据国内兵工厂的生产能力及进口武器弹药的情况，中央军委将各种武器的弹药基数进行了调整，从1951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具体标准如下：

名称 数量（每个基数） 名称 数量（每个基数）

手枪 24发             苏制122毫米榴弹炮弹 50发

步枪 80发             苏制152毫米榴弹炮炮弹 50发

冲锋枪 140发          卡秋莎火箭炮弹 64发

轻机枪 800发          51式90毫米火箭筒弹 10发

重机枪 1600发         57毫米无后座力炮弹 40发

高射机枪 1000发       75毫米无后座力炮弹 40发

信号枪 30发           37毫米高射炮弹 120发

60毫米迫击炮弹 30发   76.2毫米高射炮弹 80发

82毫米迫击炮弹 40发    85毫米高射炮弹 80发

107毫米迫击炮弹 30发   T34坦克炮弹 55发

120毫米迫击炮弹 30发   IS2坦克炮弹 28发

57毫米战防炮弹 80发    SU76毫米自行火炮弹 30发

日制38野炮炮弹 30发    SU122毫米自行火炮弹 28发

苏制76.2毫米野炮弹 80发 手榴弹 每个战斗员4枚

美制105毫米榴弹炮弹 30发 美制155毫米榴弹炮 30发

日制96式150毫米榴弹炮弹 50发 51式90毫米火箭筒弹 10发

日制92步兵炮弹 30发

根据统计，不同的作战样式，各种轻重武器的弹药消耗量相差甚远。

在反击(攻击)战中，以自动轻武器消耗弹药最多，但其消耗量仍远远低于阻击战。例如15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平均每天每件武器只消耗机弹15发，重机弹35发，步枪弹2发，60毫米弹及山、野、榴弹均系各2、3发。

在阻击战中，一般以冲锋枪弹、机枪弹、手榴弹、反坦克手榴弹及各种轻武器弹药的消耗较多，尤其是冲锋枪、手榴弹及榴炮弹消耗最多。20兵团在1951年10月份平均每门炮消耗迫击炮弹180发至240发，野炮弹140发，榴炮弹300发。但67军在1951年秋季最激烈的3天阻击战中，平均每天每支冲锋枪消耗子弹143发，轻机枪每挺消耗660发，重机枪每挺消耗2400发，野炮每门消耗85发，榴弹炮每门消耗54发，手榴弹每天消耗3万枚。

进入阵地战后，一方面志愿军弹药消耗激增，而另一方面则因战线稳定，缴获的弹药极少。由于部队普遍开始换装苏式装备，即使部队能缴获少量弹药，但能充分利用的并不多。因此进入阵地战后，弹药主要依靠后方供应，这给后勤部门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

从1950年10月至1951年底，后勤部门克服重重困难，运往朝鲜的弹药计有各种枪弹43000余万发，各种前膛炮弹776万余发，各种后膛炮弹489万余发(其中高炮弹252万余发)；手榴弹、地雷、爆破筒766万余个，各种**及**包2490吨，总计约有99894吨。另外，随部队带往朝鲜的弹药还有各种枪弹5007万余发，各种前膛炮弹124000余发，手榴弹、爆破筒、枪榴弹147万余个，各种炸药210吨，总计约有14831吨。　　

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发货数据，实际上由于敌军空中力量封锁，相当一部分弹药都在路上损失了，实际发到前线部队手中的弹药远远不足此数。 

 

1952年局部反击时，志愿军弹药的供应与消耗

1952年，后勤部门共向朝鲜境内前送各种子弹90002143发，其中冲锋枪弹48783200发，步枪弹33462353，高射机枪弹7756590发。各种炮弹3533985发，其中迫击炮弹1108039发，高射炮弹1086172发，战防炮弹523593发，野炮弹209111发，山炮弹188934发，榴炮弹382280发，坦克炮弹35856发。各种手榴弹1667221枚(其中加重手榴弹880683枚)。工程**1890吨，作战**250吨，地雷2461个。

在这个阶段，轻武器弹药消耗有限，一线步兵武器基本都调换成苏式，杂式枪械绝大部分在后方部队中使用。然而由于朝鲜战争美空军的疯狂绞杀，后方部队打防空枪消耗的枪弹远远超过一线部队的作战消耗。例如：公安1师在短短5天时间内即消耗7.92毫米步枪弹515161发，比一个作战军全月的消耗还大得多。

进入1952年以后，随着我志愿军武器装备的改善，火炮数量增多，一些部队逐渐产生了依赖炮兵、忽视爆破，喜用野榴炮、忽视迫击炮的倾向。致使在作战中大口径炮弹的消耗量急剧增加。1952年战术反击第一阶段，前线各军消耗的炮弹数量远超预算。有的军打1个加强排，即预算炮弹3442发。有的军一天打敌1个连的几次反扑，便消耗122毫米榴弹3205发。这种状况不仅给后勤供应增加了压力，而且国家财力也非常吃紧。

根据国内生产与苏式弹药进口的情况，这样大的消耗量对坚持持久作战是不利的，为此志愿军司令部1952年10月10日重新制定了反击作战炮火弹药标准：

（1）战术反击参战火炮标准：攻击敌1个加强连，最多动用10个炮兵连，46门炮。即榴炮4个连16门、山野炮3个连12门，迫击炮3个连18门。攻敌1、2个排，则酌情减少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攻击敌1个加强营则可加倍。一般攻点时不用火箭炮，只有在攻敌1个营以上兵力时，可根据情况，以1、2个营发射一个齐放。152毫米榴弹炮，打敌1个连以下兵力不应使用。目前敌我阵地距离较近，且又是山地，故应发扬曲射炮作用，而且重迫击炮是可以顶野榴炮的。不论反击和打反扑，迫击炮阵地应尽量前推。（2）反击作战炮弹消耗标准：破坏射击，要求山野炮抵近射击，平均15发炮弹摧毁1个地堡。榴弹炮间瞄射击，平均25发炮弹摧毁1个地堡。对目标地堡的破坏，榴弹炮与山炮各担任一半任务。为了不致过早暴露意图及过多消耗炮弹，破坏射击主要是对我攻击危害最大及敌最主要地堡予以破坏，对次要的地堡和对我危害不大的地堡，则可组织步兵爆破。每公顷按150发(榴、山野、迫各三分之一)组织支援。以迫击炮每炮10至12发压制纵深炮群，每群每次野榴炮16发，1小时4至5次(打敌1个加强连按压制敌5个炮群计，打敌1个加强营按压制10个炮群计，压制要有重点)，压制侧射主要火力点，每点每次迫击炮10发，每小时4至5次(按两侧翼各2个点计算)。固定拦阻线，以迫击炮8门担任，每条每次8发(按2条计算，每条长200米)，每小时4至5次。开辟冲锋道路，每条迫击炮100发(但因缓急袭的破坏及步兵本身用60长弹、爆破筒、**包等破坏后，可使迫击炮弹减少至50发即可)。打1个连开3条，打1个营开5条。根据以上标准计算，攻歼1个加强营约需7500发，攻歼1个排1800发左右，攻歼2个加强排2500发左右，攻歼2个连5000发左右。其中榴、山野、迫击炮弹各三分之一，以榴弹炮少用，迫击炮多用为宜。如有重迫击炮参战，则1发120迫击炮弹应抵1发122榴炮弹，1发107迫炮弹应抵1发105榴炮弹或1发76.2野炮弹。

（3）攻歼敌人必须根据情况来确定据守与否。如果该阵地我过去做的坑道或敌的防炮洞与半截坑道还能利用，或者是地形又利于我守，那么我就可以一部兵力控制并迅速改造工事，敌人来攻求得予敌大量杀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必须充分发挥迫击炮的威力。因敌是攻方，其炮火均集中，要想将敌炮完全压制住是困难的。这时主要是组织迫击炮及近战武器(手榴弹、冲锋枪、60长弹等)大量杀伤敌人于阵地前沿。山野榴炮，除以一部适当压制敌炮外，主要在迫击炮射程之外已集结之敌突然急袭，打乱或消灭进攻之敌。估计在我攻占阵地后1、2天中，敌反扑最为激烈。因此，占领阵地后的头两天中，粉碎敌1、2个连兵力整日的反扑，大约需各种炮弹1500发，粉碎敌1个营以上兵力整日反扑需3000发。在经过我两昼夜的抢修工事、防炮洞大体可以挖好，再加之敌反扑遭受打击后，其气焰可能下降，第三天后便可酌情递减三分之一(即打1、2个连整日反扑1000发，打1个营以上的整日反扑2000发)。第四天再减三分之一，以后即恢复正常防御作战的弹药消耗数。打敌反仆消耗弹药的比例大体规定：山野炮弹、榴炮弹各占五分之一，迫击炮弹(包括60迫)占五分之三。

（4）攻歼敌人后如果无工事可守，那么主力即可主动撤离阵地，仅留少数兵力予反扑之敌以一定杀伤后即行转移，待黄昏我再行攻击。因敌立足未稳，且工事已被摧毁。我则是有计划有准备，地形熟悉，炮火也能射击得更准确，炮弹的消耗至少要比首次攻击少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因不必破坏，急袭时间可缩短)。这种连续反击，只要我组织的好，是合算的。事先即组织2、3个攻击队，并将火炮弹药都准备好，使一个攻击能紧接一个反击，经过几次歼敌后，我所得阵地便可能巩固。敌人丢掉阵地必然拼命争夺，这就有利于我采取这种打法，既能歼灭敌人，又能少消耗弹药，并保持主动。

（5）根据目前敌人的防御及我进口炮弹少的情况，且我反击作战已取得相当的经验，如我再组织反击，每次选择1个排为目标单独攻击是不合算的。因同样要压制纵深和两侧，我炮火也得按程序进行射击，比打1个连费的劲并不算小。因此宜选择附近2点或3点同时攻击，既可分散敌人支援的火力，也可减少我炮弹之消耗(因同时压制即可)。一般最好不要同时打两个师的接合部的二点，以免招致两方的炮火。

1952年秋季的上甘岭战役，在43天的反复较量中，战况之惨烈是空前的，我军弹药消耗量极为庞大。仅10月30日这一天，82毫米迫击炮弹就消耗19000发，等于战前半个月对全军的补给量。为了保证上甘岭战役的胜利，前线其他部队甚至暂时停止局部反击，以全力保证上甘岭方向的弹药供应。战役初期重点供应山野炮弹、82毫米迫击炮弹、加重手榴弹、反坦克手榴弹、爆破筒。后期重点供应苏制37毫米高炮弹。

上甘岭战役开始前，15军配备步枪弹3个基数，机枪弹5个基数，冲锋枪弹8个基数，60毫米迫击炮弹、82毫米迫击炮弹、山炮弹均为11个基数，野炮弹9个基数。全军20个一线连队，每连配备步枪弹3个基数，轻机枪弹13个基数，重机枪弹11个基数，冲锋枪弹20个基数，60毫米迫击炮弹22个基数，82毫米迫击炮弹18个基数，各种手榴弹及爆破筒8000个，61个二线连每连配备步机弹2个基数、60毫米迫击炮弹4个基数，82毫米迫击炮弹4个基数，各种手榴弹及爆破筒800个。

战役第一天，驻守两个高地的志愿军就将战前储备的弹药消耗殆尽，共计发射了近四十万发子弹，投掷手榴弹、手雷近万枚，打坏10挺苏式转盘机枪、62支冲锋枪、90支步枪。战斗中因弹药供应不上，志愿军战士利用收集阵地上的弹药继续战斗。当敌一度攻占597.9和537.7北山表面阵地后，退守坑道的部队弹药供应被切断，只得依靠夜间爬出坑道，收集阵地上敌我双方遗弃的弹药继续坚持战斗。有些小坑道十多天得不到后方供应，仍能以收集到的大量敌人的武器弹药作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45师每日最高消耗达到冲锋枪0.83个基数，步机枪0.29个基数，60毫米迫击炮1.84个基数，82毫米迫击炮7.48个基数，化学迫击炮5.72个基数，山炮3.38个基数，野炮6.65个基数。

全战役从10月14日至11月25日，43天共消耗弹药5113.393吨。平均每歼灭一名敌人，需消耗弹药176公斤。

 

 

 

1953年志愿军弹药消耗与供应

整个1953年，志愿军平均每日消耗168吨弹药，比1952年增加了3倍。尤其是激烈战斗的弹药消耗，则更是一次比一次增大。1952年上甘岭战役的消耗弹药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战役的消耗记录，43天共消耗弹药5113吨，每天平均消耗118吨，比1952年夏季39军粉碎敌重点进攻时平均每天76吨增长了64%，比1951年秋季47军粉碎敌人秋季攻势的消耗，平均每天34.8吨，增大了340%。然而1953年夏季反击战中，60军在6月10日至15日五天时间中，每天平均消耗279.5吨弹药，是上甘岭每天消耗量的近2.5倍。

1953年夏季反击战前，因国家生产及进口困难，苏式炮弹的库存量减少。其中苏式120迫击炮在前线使用较多，弹药已无库存。因此82毫米迫击炮弹成了阻击敌人战斗消耗最大的一种弹药。

第24军从6月23日、第1军从24日开始反击，到30日仅82毫米迫击炮就消耗十余万发。同时因敌机活动频繁，第1军仅4天就消耗37毫米高炮弹1万余发，24军2天消耗37毫米高炮弹5000余发。截止到6月30日，志愿军全军只有37毫米高炮弹12万发，85毫米高炮弹28000发。由于此类弹药进口极为困难，因此只能限制高炮使用。

截止到1953年6月27日，一线志愿军各部(1军、24军、23军、46军、60军、65军、67军，2师、炮7师、炮8师)共拥有国产82毫米迫击炮弹761668发，苏制82毫米迫击炮弹14676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9835发，国产120毫米迫击炮弹11345发，苏制120毫米迫击炮弹1388发，日制41式山炮弹64827发，日制94式山炮弹70983发，美制75山炮弹25689发，苏制76.2山炮弹1561发，日制38式野炮弹33133发，日制90野炮弹5344发，苏制76.2野炮弹87198发，美制105毫米榴弹58277发，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弹6586发。

截止到1953年6月27日，东西海岸和二线部队共有国产82毫米迫击炮弹978772发，苏制82毫米迫击炮弹112984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7690发，苏制120毫米迫击炮弹8200发，日制41山炮弹27708发，日制94式山炮弹47698发，美制75山炮弹42297发，苏制76.2山炮弹10643发，日制38式野炮弹16548发，日制90野炮弹1610发，苏制76.2野炮弹108606发，美制105毫米榴弹2750发，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弹424发。

此时，志愿军后勤部尚库存国产82毫米迫击炮弹478273发，苏制82毫米迫击炮弹4847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2909发，国产120毫米迫击炮弹1384发，苏制120毫米迫击炮弹86发，日制41式山炮弹55488发，日制94式山炮弹94，171发，美制75毫米山炮弹58465发，苏制76.2毫米山炮弹4665发，日制38式野炮弹58730发，日制90式野炮弹7086发，苏制76.2野炮弹131094发，美制105毫米炮弹148606发，**30吨。

根据这个统计，志愿军各部队苏式炮弹贮备量严重不足。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夏季大反攻准备足够的弹药，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向国内申领国产82毫米迫击炮弹60万发，苏制82毫米迫击炮弹5万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1万发，国产120毫米迫击炮弹1万发，苏制120毫米迫击炮弹3万发，国产102毫米火箭弹4千发，日制41式山炮弹5万发，日制94式山炮弹5万发，美制75山炮弹2万5千发，苏制76.2山炮弹3千发，38式野炮弹4万发，90式野炮弹1万发，苏制76.2野炮弹55000发，日式105毫米榴弹2万发，美式105毫米榴弹12万发，苏式122毫米榴弹9万发，美式155毫米榴弹1万发。

中央军委在国内清仓查库，紧急调拨弹药。因为国内已经没有120迫击炮弹、41式山炮弹，苏制76.2山炮弹，日制38式野炮弹的库存，所以这四种弹药无法补充。只能由东北库存中调拨苏式82毫米迫击炮弹21000发，苏制107毫米迫击炮弹1000发，苏制76.2野炮弹53000发，美式105毫米榴弹4万发，国产102毫米火箭弹1000发。由华北库存中调拨苏式120毫米迫击炮弹6000发。此外，华北、东北库存82毫米迫击炮弹227000发，94式山炮弹3万发，美制75山炮弹1万发，90式野炮弹1万发。这批弹药只要前方有需要，随时可以调运前线。

金城反击战期间，后勤部门共供应部队35972吨弹药。进攻部队按每枪炮各1个基数，手榴弹每枪(步冲)4枚，反坦克手榴弹每班2枚，爆破筒、炸药包每排各携带4个。其携带数量仅供穿插追歼中的消耗。考虑到进攻过程中可能缴获部分弹药，因此敌军也装备的弹药，我进攻部队酌情减少携带量(如60毫米迫击炮弹、82毫米迫击炮弹，手榴弹等)，敌人没有的弹药我进攻部队多带(如步机弹，冲锋枪弹)。

但是在部队向纵深挺进时，有些战前准备的弹药无法足量携带。如90毫米火箭筒编制只有2人，却配弹50发，两个人携带不了那么多，只能丢在出发阵地上。当部队进入纵深战斗时，轻武器弹药本身携带不足，后勤一时补充不上，造成前线火力减弱，给战斗进程带来负面影响。

 

 

 志愿军对抗美援朝战争中各类武器的评价

对各式枪械的评价

志愿军装备的各种旧杂式步枪因为使用年久，口径“变老”，状况不佳。例如1952年2月至10月，从中南调来步枪6862支补充部队，经检查乙级步枪785支，丙种步枪451支，四级三等品985支，丁种46支，待修205支，废品334支，共计2779支不能发往前线，占总数的40%。另外还缺刺刀330支，占总数5%。1952年8月份从华东调来仿24式步枪4913支，缺刺刀4373把。

1953年，东北对即将入朝的第1军的武器进行彻底检查，发现轻重机枪需修理的达45%以上，发现后立即给予修理，并从库存给其调换轻重机枪152挺，解决了该军的装备问题。

到1953年，志愿军的旧杂式步枪大部分退出一线，调整给防空哨部队使用。防空哨部队对这些旧杂式步枪的意见很多。

我国于1951年初从苏联进口的36个师的步兵轻武器中，步枪型号是莫辛纳干M1930型。与M1891型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枪管短了（从803毫米缩短到729毫米），采用了简化工艺的圆形机匣等。这批莫辛纳干式步枪生产较早，历经二战考验，多为战场回收品，附件都不全，很多都使用过度。朝鲜冬季气候寒冷，经常把这些枪的枪拴冻住，许多志愿军战士被迫用脚蹬，部队反应强烈，给这批莫辛纳干式步枪起名为脚蹬枪，认为还不如国产中正式。从1952年起，苏联提供是的莫辛纳干M1944型骑枪，这种型号比较轻巧，威力大，精度高，射程远，侵彻力强，在冷枪冷炮运用中能起很大作用。据介绍，志愿军著名的狙击英雄张桃芳就是主要使用这种型号的步枪。因为战场反应良好，所以我国很快购买了该型枪的模具和资料由国内仿制，成为第一代制式步枪。但是在近战中，该枪却不适用，战士宁愿多带几个手榴弹和爆破筒，也不愿带步枪。

苏制带71发弹鼓的波波莎冲锋枪最受战士欢迎，不论出击、伏击、反击威力都很大。但是我国进口的原装弹鼓很少，平均每枪不到两个，在战斗中弹鼓损失很大。国内仿制的50式冲锋枪因为简化了工艺和结构，不能使用弹鼓，而且射击时震动大，易将复进簧和插销簧震断或震击。35发弧形弹匣装弹太慢，战士们创造性地把弹匣托弹簧用小绳拴住，通过弹匣底部，一拉弹簧，压满子弹的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二。根据上甘岭战役经验，冲锋枪应有大量的备份弹匣，最好每枪七个，在坑道后边三个装好子弹前送，携带四个。同时，在战斗中不易回收弹匣，造成战斗结束后弹匣奇缺。根据进入阵地战后的战场需求，我志愿军加大了苏式冲锋枪在基层部队的编制比重，以提高近战火力。

苏制德普式轻机枪和波波莎冲锋枪有同样的优点，但夜间携枪行动时弹盘易发出响声，使敌过早发觉。在战斗中弹盘损失数量很大。

捷克式轻机枪虽有射击准确的优点，但口径老，没有大量的油润滑则易卡壳和出故障。

苏式郭留诺夫重机枪零件少，简便灵巧，射程远。在反击中不带枪架，可随步兵行动，只需两人就可简便射击，杀伤远距离之敌最为有效。

马克沁重机枪最不适用，零件复杂，未构筑工事则不能射击，体积笨重而又必须用水，在朝鲜的山地环境中，尤其是冬季极为不便。

需要指出的是，志愿军进口的苏式轻武器并非新生产的，基本上都是苏军换装下来的旧品，甚至有许多战场回收品。因此许多配件、备份也并不齐全。1953年全军军械检查时，发现部队枪支普遍缺少零件，如569团6连45支步枪中有25支没通条。572团2连6挺重机枪只有2个通条。旧杂式自动武器大部都没有备份零件，1952年12月后勤部门补充给64军的235挺捷克式轻机枪中，有45挺无备枪管。

志愿军战士对缴获的美制M1卡宾枪、步枪、轻机枪性能评价良好，都喜欢用。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25日，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缴获自动步枪27574支，绝大多数为M1迦兰德式。该枪性能可靠，射击精确，美中不足就是该枪对于东方人来说过于笨重，后座力偏大，志愿军战士俗称它为“八粒快”。

M1卡宾枪由于尺寸短小、利于携带，火力强、后座力小，非常受志愿军战士欢迎。由于该枪大量装备南朝鲜军队，因此志愿军缴获的该型枪数量也非常多。

二战及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提供给国民党军的冲锋枪主要以汤姆逊为主，更为先进的M3盖德式由于定型的时间晚，产量不足以满足美军需求，因此未大量军援国民党军。1947年，国民党军工署曾造仿制于M3的36式冲锋枪，但产量很小。所以解放军缴获的此型冲锋枪为数不多，志愿军入朝初期使用的美式冲锋枪主要是汤姆逊M1928型，该枪停止作用好，但结构复杂笨重。运动战时期我志愿军缴获了许多M3盖德式，部队使用后反应良好。

进入阵地战之后，美式枪械在一线迅速让位于苏式枪械。这些苏式枪械总体性能并不如美式枪械，但是弹药有保障，能简化后勤供应，利于长期作战。对于一场长时间、高强度的战争来说，武器先进性并不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1950年的苏军已经开始换装使用中间威力枪弹的CKC、AK47、RPD等战后新一代枪械。但一方面新枪械及其配套弹药产量还很有限，且未经过战场考验，即使是当时苏联愿意提供最新一代枪械，对于我志愿军来说仍然风险太大。二战结束后，苏军迅速复员，军队总人数从1200万左右迅速精简到200余万，大批武器弹药入库封存。我国在面临着战争急迫需求的情况下，不盲目追求先进性，而是果断进口历经战火考验，拥有大量库存配套弹药有保障的苏军上一代枪械以解燃眉之急是非常合理的。

 对各式火炮的评价

志愿军装备的旧杂式火炮都是战场缴获品，炮龄过大，损耗率很高。如67军在1951年秋季防御战中，两个多月时间，仅装备的22门山炮即报废待修15门，弹药又不易补足。1952年2月至8月，从华东调来82毫米迫击炮70门，其中30门缺瞄准具。华北从1952年6月至11月共调来82毫米迫击炮937门，其中废品22门，待修11门。1952年7月份运调来山炮23门，待修2门。1953年，东北检查即将入朝的第1军的火炮，发现其山野榴炮堪用者仅占2%。除了为其送厂修理各种火炮69门外，又从库存给其调换火炮39门，解决了该军的装备问题。

60毫米迫击炮轻便灵活，能为一线连队提供及时的火力。如果配备榴迫弹，则可以发挥出类似于爆破筒的威力。重迫击炮因库存旧炮太重，射程小，不适于前方使用，改用82毫米迫击炮代替。国内大量制造迫击炮以82毫米、107毫米化学迫击炮为主。

反坦克火炮中以51式90毫米火箭筒、75毫米无后座力炮，美式枪榴弹最好用。

苏制107毫米重迫击炮，部队反映其威力大，使用频繁，平均每门每月消耗291发。

各型山炮中以日制94式山炮性能最好，但是其驻退系统漏油漏气问题比较突出。1952年下半年，军委为彻底解决94山炮漏油漏气问题，派太原兵工厂4名技工赴朝修理，经过127天的工作，修好了94式山炮92门，各军自己也学会了驻退系统一般的检修。

经实战检验，苏制76.2毫米野炮、日制90式野炮能在战斗中发挥较大作用。

大口径榴弹炮中，以美制105毫米、苏制122毫米、苏制152毫米、美制155毫米性能最好，其次是日式96式150毫米榴弹炮、91式105毫米榴弹炮。其中，苏制122毫米榴弹炮，部队反映因其仰角大，山地到处能用，因此比别的炮使用得多。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使用过两种火箭炮。苏联的喀秋莎火箭炮性能良好。国产6管102毫米火箭质量不稳定，火箭弹经常发生近弹，虽经多次改造仍不理想。因此在志愿军中装备数量不多，使用也不广泛，后来退出志愿军武器装备系列，移交越南人民军使用。

在高炮中，苏制37毫米高炮出厂时间过早(甚至有1939年出厂的)，战斗次数甚多，对零件损耗很大，很难应付战斗。主要原因一是口径过老，规格变形。二是零件磨损，质量不良。

1952年军械部门在检查中发现，火炮损耗严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是火炮超射速。如炮7师11团美制105毫米榴弹炮每分钟竟发射11发，超过最高射速2.75倍。39军116师1门山炮射击较准确，指挥员令其每分钟发射12发炮弹，结果将炮打坏。60军普遍提倡迫击炮用两人装弹射击，大大超过规定射速，发生了多起伤人毁炮事故。

二是为追求火炮在性能上本来不能达到的射程，随意增加药包。这种蛮干现象，各部队普遍而严重地存在着。60军有的部队将华北造82毫米迫击炮药包加到8个之多，23军前沿阵地的82迫击炮弹装上了7个药包，这是迫击炮损失增多的主要原因。

三是火炮膛线断损，这除有的火炮已超龄和超出射速外，弹药擦拭不净和对火炮在射击前不进行擦拭及炮口遮蔽不严有直接关系。

四是部队不注意在日常保养中为炮膛除铜，增加了弹体在炮膛内运行中旋转的困难，久之使膛线扭伤而折断。\

对各种弹药的反映

捷造7.92毫米子弹900发一箱，体积、重量适中，但包装极不利于防潮，不利于在朝鲜这种环境下长期保管。

英造7.92毫米子弹2000发一箱，装卸时很费力。

苏制步机枪弹、苏制冲锋枪弹、苏制高射机枪弹药箱内的铁箱完全一样，包装易于防潮，但如果开箱运输，不易识别弹种。

加重手榴弹、爆破筒、反坦克手榴弹在阵地防御中最为有效。一枚反坦克手榴弹或一根爆破筒均能杀伤敌一个排的兵力和解决一个地堡。普通手榴弹当地面打成浮土后，在浮土内爆炸，弹片很少炸出来，作用很小。不过铁盖的手榴弹、加重手榴弹的盖太紧不便于使用。

60毫米迫击炮长弹威力胜过山炮炮弹，最适合阵地防御时打密集队形冲锋的敌人。但是60毫米炮口径较老，迫击炮弹只能加六个药包，射程600米左右，再加药包则易将炮架震断。

82毫米迫击炮弹的消耗最大，打敌人散兵死角最为有效。在几种82毫米迫击炮弹中以“82毫米迫炮弹三发全装引信底火药包D.31，1951、11”为标记的炮弹最好，使用方便，射程远。以“☆弹82MM－1951.9”为标记的82毫米迫击炮弹质量最不好，射程也很近。在1951年1月之前，运到朝鲜战场的81毫米迫击炮弹、82毫米迫击炮弹大多是从华北调来。由于华北在解放战争年代军工生产条件不好，所产的这些迫击炮弹质量很差。1949年底以前造的均为检修品，1950年造的引信也不甚好，加之保管不力，导致在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部队对华北造迫击炮弹反应很大。从1951年起中央军委停止从华北库存中调拨这种弹药，主要调拨东北31、33、43PCA及华东等兵工厂1948年至1950年的产品。华东厂造的82毫米迫击炮弹的83克黄 色 发射管底火发射药长，不能安入弹体尾管内。各厂产品普遍存在迫击炮弹的假引信不易取下的毛病。迫弹弹尾管丝扣内，因涂漆过多，不利安置底火。如PCA厂的81毫米迫击炮弹等，尤以华东厂造的54克红色发射管，丝扣根本不合。

部队反映57毫米战防炮的钢心穿甲弹配备数量不足。37毫米高炮穿甲弹基本无用，要求多配发榴弹。

喀秋莎火箭炮弹每箱2发，感到太重。该弹的引信每箱装的太多，破箱后不好保存。

122毫米榴炮弹铁壳用3、4号装药，即发生贴壳现象。国内自制的美式105毫米榴弹发射药烟太大，容易暴露炮位。

针对一线部队反映国产弹药规格不一致，射击很不好掌握距离，战士一般都缺乏信心的问题，总后勤部军械部专门组成调研组赴朝鲜了解情况，在提交给中央军委的调研报告称：弹药质量尚好，其中枪弹、手榴弹多系新品（1948年至1950年出厂），前膛弹（60、81、82、120）多系，后装弹亦多为东北53、42、90、辽东、大连等厂改装或修理，大部分质量亦好。美造及苏造各种弹药无问题，但由于保管条件及弹药出厂质量（如军复94山炮弹头为日本制造，现在几乎10年）等因，个别弹药质量有问题。如：

1.一分部二库（即三登松街库）之军复94、75山炮弹，检查264发（88箱，每箱3发），弹丸208发堪用，16发因弹口塞取不下来待修，22发因引信口铜板起铜绿，弹丸装药变质报废。不过该弹88个药筒，只有一个受潮报废，引信底火均好。

2.四分部仲岩分库有150箱60炮弹，因底火、引信受潮药包变质。

3.一分部松街库日造91式105榴弹药筒受潮质量低（80个中，20个受潮，一个因发射药变质报废）。

4.日式山野炮弹（41山、94山、38野、90野等）三弹一壳、二弹一壳（我军山炮主要是夜间使用），引火药包安装困难，不适合前方需要。

5.弹带纸多系凡士林，天冷时硬化不易取下

6.弹药一般外包装尚好（如枪弹多系500发一箱，内衬铁片。前膛弹之引信、弹丸、药包等都放在铁盒内。后膛炮弹如38野、41山、仿美105榴弹包装亦好），但防潮力差。

7.82弹和60弹最好都D.31厂式样包装，将引信底火全装好。不然，前沿背运时，开箱背铁箱装药袋，易将引信底火丢失。

8.反坦克手榴弹、82、60弹，每箱应有一个备份引信、底火，以免丢失一个引信、底火，就有一颗反坦克手榴弹失效。

9.爆破筒现为两节一个引信，不够用，应为每节一个。

这些问题，有一些确实是弹药本身质量存在问题，有一些则是部队在贮存保管中工作不力造成的。前方和后方针对以上问题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改进。1951年下半年，送到一线部队手中的弹药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根据1951年底的统计发现，对前运弹药质量还不能百分之百保证。特别是有一个时期，从各区调去的旧存械弹，经常发现包装不好，质量变坏的情况。同时新生产的弹药也不断发生问题，如60弹、82弹在山地20%~30%不炸，山炮弹引信不良而炸膛。

1951年下半年，部队反映火炮膛炸毁事故明显增多。东北针对前线部队的反映，派专人检查，提出下列改进措施：

1.停止使用日造88式短延期引信及复装的改瞬发引信。

2.对华东检修日式后膛弹、日式原装炮弹与蒋造及复装的日式炮弹，其配用之88式短延期引信应停止使用。其弹体须有专人鉴别可用与否。

3.用724厂新制造的88式瞬发引信更换现有的88式短延期改瞬发引信，首先更换射程较远威力较大的东北造炮弹。

4.部队如用东北造的后膛弹，必须配东北附发的引信及药筒、药包、底火。不可与旧日式及其他地区改造的引信与炮弹混用。

5.部队应注意不要追求超过最大射程，额外增加药包射击。火炮发射后须及时擦炮，防止砂石侵入炮膛。连续射击炮身过热时，禁止用冷水泼炮管，以免变形或裂缝。各种弹药或同式不同地区整修的弹药及引信避免混用。引信射击前已拔去保险销，事后不用者应立即作废，如重新插入则无法保证性能。

从1952年起，后勤部门对前运弹药都经过详细的检查，保证了前送质量。其中当年1月，从华北运来美式105毫米榴弹130发，其中待修55发，占42%。41山炮弹2214发，待修601发，占26%。5月份运来41山榴霰弹565发，待修521发，占92%。中南5月运来41山发烟弹434发，待修74发，占17%；41山榴霰弹435发，待修427发，占98%。华东1月份运来107化学迫击炮弹55000发，全部待修；5、6月份运来美12.7毫米高机弹699000发，待修639068发，占91%。

1953年，志愿军坦克部队进行了一次弹药质量鉴定工作。由于弹药出厂时间迟早不等，最早是1939年出厂，因而质量有好有坏。鉴定出37毫米以上口径弹药中堪用品为36993发，全合乎标准且可长期存放。接近失效品9276发，此类不宜长期保管，可立即使用。待修品692发，废品297发。鉴定中根据炮弹种类、性能，调整了240发已报废(或待修)的炮弹转为堪用，节省了国家财力。鉴定前，部队普遍存在对炮弹的喜新厌旧思想，因为怕旧弹既影响射击，又易于发生危险。鉴定后确定了质量，对可疑炮弹当场试验，效果良好，打破了部队顾忌，树立了打旧存新的思想。

抗美援朝是我军参加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与世界强国第一次面对面碰撞，经过全国军民充分动员，共同努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洗刷了百年国耻。这场战争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这场战争打破了许多我军以往的经验，让我们真正意识到什么才是现代化战争，意识到现代后勤和工业化对战争样式和进程的影响。在全国刚刚解放，面对的是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在举国上下的倾力支持下，在志愿军后勤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我们采用各种办法，终于基本满足了对前线的武器弹药的供应，为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到战争结束时，基本实现了志愿军部队武器装备的制式化，并将志愿军的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影响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