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子》中讲：“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恒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黄帝四经》中讲：“事恒自施，是我无为”。西汉前期《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讲：“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道之所符、自然之验。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这与亚当•斯密所讲：“我们今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达到另一个目标，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借由追求他个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为有效地促进了这个社会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其基本精神有什么区别吗？

顺便提及，孔子也讲：“无为而治者，其为舜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也主张少作为政府。那么孔子与黄老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区别应该在于：孔子主张自我压抑、回避利益追求，所以孔学思想更类似于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而黄老思想主张一切顺其自然，所以黄老思想更类似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据《汉书》所载：“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当时实行政策方针的指导思想是“从民所欲，不加扰乱”，此后的文、景二世继续以“清静不扰民”为基本国策，政府对民间的工商业活动基本不作任何限制，连货币（铜钱）都可以私人铸造。经过七十余年的休养生息，其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从建国初期民生凋敝、连皇帝的马车也凑不齐四匹颜色一样的马，到这时国库中的钱粮已装不下、百姓“人给家足”乃至“争于奢侈”。

但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繁荣，自由放任政策也开始显露出它的弊端，主要弊端可以说有三：一是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当朝权贵、地方大族和富商大贾这三种势力形成垄断寡头，如《史记》中所讲“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二是贫富分化开始严重，自耕农破产现象增多，如景帝时的晁错所讲：今天虽然法律“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三是随着地方诸侯经济实力增强，其离心力也随之增强，开始威胁到中央政府权威和国家统一稳定。

自文帝时起，在贾谊、晁错等人的建言提示下，朝廷已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特别是景帝时“七国之乱”后，逐渐实行了一些加强中央权威、干预经济、抑制豪强的措施。武帝时，虽然在加强中央权威上又有进展，但由于好大喜功，热衷于“政绩工程”，不顾百姓承受能力，在位五十四年打了四十余年仗，再加上巡游、大工，钱不够花，于是对工商业者杀鸡取卵，伤了国家元气，到昭宣时才调整恢复过来。昭宣时期对国家作用和民间经济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是汉代、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而且汉完全控制西域也是在这一时期。之后的元帝笃信孔儒，一味的克己让利，导致法纪废弛、豪强坐大、兼并之风再起，西汉开始走下坡路了。

虽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但在当时及之后的几十年里，英国仍是主张政府管制、保护经济的重商主义居主流地位，据认为直到1820年代后，英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才完全自由流转、中世纪行会束缚才完全被打破。而美国直到内战后国内统一市场才最终形成，而且自1812—1815年的英美战争后，美国长期实行汉密尔顿的强政府保护主义政策。只是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1830年代至19、20世纪交替）和美国的镀金时代（1870年代至1890年代），才是自由放任思想在这两个国家占统治地位时期，也是经济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时期，还是贫富差距最大、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之一。

需要提起注意的是，虽然自由放任思想在英美发展史上曾经占统治地位，但包括德、法、日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几乎都不是在自由放任政策下发展起来的。

自由放任必将走向垄断，古今中外莫不如此。现代垄断现象自1870年代开始出现，至19、20世纪之交西方世界已全面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随之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介入也越来越深。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国家对垄断时代经济的介入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认为这是垄断资本直接控制和利用国家政权、以保证垄断资本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一种形式。但这样讲也许并不完全公正。

实际上，并不能说政府完全是垄断资本的工具。因为随着私人资本的不断发展壮大，工人运动也不断发展壮大，代表工人和中下层平民利益的左翼政党和左翼思潮已足以同代表私人大资本利益的右翼政党和右翼思潮相抗衡。无论哪个政党当政，自然会有其倾向性，但也不能不兼顾另一方的诉求和压力。反垄断法、累进税、遗产税、财产税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或严密化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介入和干预也是这一时期增强的。政府的这些措施弥补了私人垄断资本带来的负面作用，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自20世纪初世界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后，有两次自由放任思想大回潮：

一次是一战后，各国政府权威普遍削弱，于是自由放任思想再起，经历十几年的带泡沫繁荣后，爆发了二十年代末经济大危机和三十年代大萧条。此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介入再次加深，人们普遍承认，二战后的三四十年是西方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好、社会最稳定和谐的时代之一。

但70年代出现了石油危机，每桶石油价格从70年代初的3美元暴涨至70年代末的34美元，这直接造成了西方经济的“滞胀”，也自然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这一“滞胀”经济形势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给了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回潮的契机和借口。在80、90年代，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再次在西方程度不等地居主流地位，并且也出现了二十余年带泡沫、高负债的经济繁荣，结果导致了08年金融大危机。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方国家在逐渐转变自由放任政策，重新加强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介入。

我们不能不说，现在国内外都有一些人，其中有些是很有影响、甚至地位很高的人，他们的理论结构、思想观念甚至措词用语都仍然停留在上世纪80、90年代，无视90年代苏联解体、08年金融大危机后新的局势和情况，这不能不说是另一种停滞、僵化。

国内外都有一些中国裔的专家学者称颂美国的“国穷民富”、“藏富于民”。美国“国穷”不假，但我们有必要问一句：是哪些民富？藏富于哪些民？

美国现在的确国穷。美国国家债务已是GDP的约110%。要知道，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时，债务与全年GDP的比也不过是大约120%。2010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占2011年联邦财政收入比例为17.94%。2012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约为1.1万亿美元，已比2011年达1.6万亿的财政赤字少了不少，但仍占约3.7万亿美元预算的近30%。

美国的基本设施已严重老化，以加利福利亚州为例，70年代后，没有再造过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干线，没有再造过一条新的铁路，也没有再造过一个新的大型机场。不是不想搞，而是政府没钱。

美国的普通百姓也越来越穷。自80年代以来，美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收入只增长了40%，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在过去十年中下降了5%，这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变得日益艰难。美国人口普查局称，2010年美国贫困率连续第三年上升，至15.1%，贫困人口人数为1959年政府发布这一数据以来的最高值，2011年这一数字与上一年相比基本没有变化。

但美国的富人却越来越富了。自80年代以来，在美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收入只增长了40%、赶不上通货膨胀速度的同时，美国百分之一的富人们收入增长了247%。全美最富裕的1%人口，其收入在1980年时占全美总收入的10%，到2007年时这个数字上升至23.5%。

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的很大原因是近几十年美国的税收政策一直向企业和富人倾斜。据有人计算，在1950年时，美国的企业税是当时GDP的4%，而2010年美国企业所交的税额只有GDP的1.8%。1950年的时候美国企业总的税负是当时美国所有公司总利润的45%，到2010年，这个比值下降到20%。

那么，这种“国穷民穷豪强富”的趋势发展下去会有什么结果？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清楚，至少东汉末和明末，都是因为“国穷民穷豪强富”所导致的大规模社会动乱而亡国的。当然，美国毕竟不是君主专制国家，还是有相当自我调节、修复功能的，但“国穷民穷豪强富”也不会有好事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2012年撰文指出：“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一度变得更加平等，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然而，在2007年，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几乎达到大萧条之前的程度。与此同时，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指08年金融危机）发生了。这绝非巧合。”

对中国现在的政府负债多少有不同估计，但基本都同意距占国民生产总值60%的安全线还有一段距离，比美欧日本等国好一些，当然完全谈不上“国富”，只不过“穷”得轻一些就是了，而贫富差距早已超欧超日超美。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特别注重适度“均贫富”、“抑豪强”才对，但近来一些政策措施让人看不懂。

拿铁路来说。记得是去年，讲铁路要向民资开放。但不赚钱的事民资不可能去干，于是就拿出一条盈利的货运铁路线作试点。当时的铁道部提出异议说：铁路客运是赔钱的，全凭货运赚钱来弥补。如果把盈利的货运线给私人，铁路亏损怎么办？当时有专家提出，由国家来补贴。这些专家倒是大方，但国家的钱从哪来？还不是公众的？这等于说是把公众的钱送给私人作利润。这件事结果如何不大清楚。

不久前，8月19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看来有些内容符合这些专家的意见。一方面，“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但社会资本仅可能投资赢利项目，亏损项目怎么办呢？所以另一方面，“建立铁路公益性、政策性运输补贴的制度安排，为社会资本进入铁路创造条件”。这意味着政府要准备出一大笔公众的钱来补偿亏损，而为一些私人资本进入铁路领域稳赚不赔“创造条件”。如果这也是改革的话，那么这种“使国家更穷、百姓直接间接也更穷、而只让少数几个人富上加富”的所谓“改革”还是没有的好。

文革后，第二代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获得了绝大多数国人的衷心拥护。但改革可以说自始就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以彻底私有化、市场化为目标的“资改派”，另一种倾向是接受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保留部分公有制和政府主导作用的“社改派”。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有原斯大林体制这一共同改革对象，这两派的分歧还不明显。但随着斯大林体制和观念基本被破除，在面临下一步如何走的问题上，这两派的分歧越来越明显。现在这一分歧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时候，不能不讨论、争论清楚。

文后随笔：

有网友来信问我，有没有用其它名字写过政经方面文章？很少。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自己也没想通。

自己虽然一直很关心时政，对政经问题也很热心，有时也想谈谈个人看法，但总是自己和自己就矛盾上了，以致在很长时期里认为自己不是谈论政经的材料。只是自08年金融危机后，才渐渐觉得“不惑”了，对一些问题越来越有不吐不快的感觉。自然是愚者千虑，但说不定也能有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