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兰)一直认为：自己只认识高敬德，但不了解他。

开始听说高敬德的名字，是在北京国家药监局信访接待处，当时听了也就过了，没留下特殊印象。见到高敬德本人是2006年初，在南方周末上海记者站。第三次见面是他邀我去旁听他与上海市药监局的行政诉讼的审理，之后曾经在上海市药监局的门口巧遇了一次。总感觉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渐渐疏远。以至于我手机通讯里仅保存着高早就不用的小灵通号码和136手机号码。

为了自己曾经在微博上，对高敬德死因的冲动判断负责，也为了对信任支持过我的粉丝朋友负责，我决定对高敬德回沪看病就医的过程进行仔细的了解。
10月12日，下午13:26调查记者@李大超发来私信问我“认识高敬德吗？”因为和高敬德至少4年没有联系了，今年6月，高敬德邀央视记者来上海采访他时，曾经让王海东电话要我一起接受采访，我因俗事太多没去。所以回复“认识”两字后，我又立刻电话王海东，问他要了高敬德的手机号码，还问起今年6月央视来采访的事，王海东最后顺便告诉我“高敬德胃出血在北京住院”。挂机后，我便打电话给高敬德，想问候他的健康问题。电话中，我丝毫没感觉到高敬德有任何异常（06年第一次见到他，我觉得他说话略有吐字不清），高也明确地告诉我“胃出血早好了”还说“我现在在派出所里”。我很奇怪，问他去派出所干嘛？可是他没回答，反过来问我“有什么事”。我就顺便向他了解药品的成本价、批发价和零售价有关的情况，通话共16分57秒（根据从移动公司打印出来的通讯明细账的记录）。

当天晚上六点，我从外面回家，上网后一眼看到@李大超16:17 发的微博：“就在刚刚上访高被上海驻京办的人接走，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他。”于是我在微博上追问了一句“怎么会这样？是高敬德吗？”

紧接着的18:17、18:44我又连续两次打电话给高敬德手机15216836396（这个时间确实是10月12日，这是我仔细核对着移动公司打印出来的明细记录写下，不是@李大超说的“时间应该是10月13日”），电话被接听后，却一直没有人说话，于是我就不停的发问“是胃又血了吗？”“你现在在哪里？还在派出所吗？”“我能帮你什么忙？”对方始终沉默，我无奈挂机，片刻再次拨通，对方还是接听后不答腔，我仍旧自说自话的问他，最后我只能挂机。

11月4日，王海东短信我“网上都在传高敬德死了……”，因为当时我正在数字统计，无法分神，再说高敬德那“钓鱼”打假方式我早就听说，高“被死”对我来说不觉得奇怪。

11月5日的早上，王海东又短信明确告诉我，上个月的15号高敬德去世了。尽管我仍旧无法分神，但是强烈的震惊感迫使自己努力地回忆最后和高通话的时间和内容，找出微博上@李大超拍是照片看时间，突然想到：高敬德的死亡实在太突然、太离奇了，于是，冲动的判断，高敬德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当即决定抓紧时间回上海，参与王海东对高敬德死因的调查。

11月8日上午，为了尽快找到高敬德死亡真相，我乘坐飞机赶回上海。

11月9日下午，我和王海东一起去了高敬德家所属的联建居委会。在居委会办公室里王海东找到了一位和气的中年女士，向我介绍对方时，说，是居委会白书记，又向她介绍我时，说“我们都是高敬德的朋友”……。以后白书记耐心解答一些我们的疑问，事后从多方面了解到，书记是一位非常了解并关心高敬德的人，我们从居委会和高的邻居那里了解到，以前我们从来就不知道的高敬德……

我们俩又一起去了146弄8号303室———高敬德的家，透过厨房打开着的窗户看了看那杂乱得无法将就住人的两间朝南无厅的大房间……

11月10日，我一个人来到大场医院，这属宝山区的二级医院从医院的建筑看，这是大概6、70年代的建筑物设施简单，但很干净。

按照该医院急诊科医护人员的说法：
10月14日上午，区政府通知文医院领导，院领导通知并安排了急诊科的主任接诊，要求抢救已经没有自主意识的高；而高敬德是由警察（后改口为“穿制服的人”）送来医院的，居委会的干部是随后赶到抢救室的。根据抢救室原始记录记载：高敬德是上午10:14送进医院，高被送到医院时已昏迷（在抢救室被上了呼吸机）。急症的抢救记录上，开头就写“打假英雄”下面写高敬德的名字，在年龄上写的是49岁（我指出年龄写错时，他们说当时的外表看上去高敬德60都有了）高烧、肺部感染。经过抢救，高敬德的病情好转。
当天下午的1:56 高被正式收进了该医院的住院部（二楼内科）普通的监护病房。

10月18日上午，自觉病情“明显”好转的高敬德，认为自己的病在这所设施不够好的“二级医院是不会看好病、只会死在这里的”，强烈要求出院，去3甲医院治疗。18日下午，据说是镇政府出面，帮他办理了出院结账手续，并付清了全部10121.24元的住院医疗费。4:30出院，按照高敬德本人的要求，救护车将高送到了上海市岳阳医院，因为岳阳医院没有肺科，也没有住院的床位，经多方协调后，决定把高敬德送到了海军411医院的急诊科。

10月18日晚，19:35，120急救车终于将高敬德送到海军的411医院急诊科，预检急诊记录显示：高敬德，男，52岁，地址是宝山南大路146弄8号303室，重症肺炎。由居委会干部随车陪送来医院的，经过一番抢救，高的情况似乎又稳定了。
10月19日上午，高敬德又被正式收入住院治疗，当天的入院诊断是1肺炎、2脑梗、3糖尿病。紧接着又被该院检验科初次诊断为艾滋病，随后再次（第二次检验的时间不知道）确诊为艾滋病。

10月21日，上午由患方自行联系好传染病总医院后，上午的11点该院办理完高敬德的出院手续（由居委会的陪送人员签收了医院方出具的《高出院转送可能发生病危的告知书》。高敬德出院的明确诊断，分别是：1肺炎（好转）、2脑梗（好转）、3糖尿病（好转）、4艾滋病抗体阳性（未处）。

高在居委会干部的陪护下，立即乘坐急救车将戴着车载呼吸机的高敬德，安全送达地处上海市金山区漕廊路2901号的上海市传染病总医院，10月21日13:55住进A4栋楼的11病区（二楼）。入院后立刻用面罩无创呼吸，改成气管插管呼吸，最后抢救无效……
10月26日，没人陪伴，无需宣告死亡，住院病历记录下高敬德死亡时间是：10月26日上午9:58。高敬德住院前预付了16000元，死前这些钱尚未用完，因为人还在医院，所以还无法最终结算。

由于听到高敬德住所周围居民和居委会干部们，多次提到高患有肺结核病，又听说高在上海市肺科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经常溜出来接待各地媒体记者，我觉得奇怪……
当我了解到高敬德2010年12月30日 ~ 2011年6月21日期间，一直是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病五病区的住院病人，住院全部费用51221元，医保支付了46000元，高个人还欠医院5221元，至今未缴时，心里有股说不出的感觉。回家途经闸北区药监局，我特意走进这所从未进来过的基层药监部门，该局局长们都不在，但同样作为领导的彭女士接待了我，我谈了两点，1/ 和高敬德曾经0距离接触的药监工作人员最好都做几次专项体检；2/ 是否可以将高在该所尚未被领走(也尚未交国库)的奖金，去支付高至今还拖欠肺科医院的5221元医疗费。我说明，两点都只是建议，不要求回复。

尽管我至今没有看见过高敬德艾滋病抗体阳性的书面检验报告，但我作为医务人员，我不怀疑医院对高敬德爱滋病的诊断。

在我对高敬德作最后了解的这些天，我一路想的最多的就是，高敬德患艾滋病的途径，相关部门追踪了没有？高患多种传染病期间，曾经南来北往频繁的接触过人群，这些人都能被告知？或被关注了吗？政府又对此作出怎样的补救防范措施？在上海，乃至全国，类似高敬德那样的被感染，却未被统计，更未得到及时对应治疗的潜在艾滋病（结核病）患者还有多少？？

本来误以为，自己根据对高敬德死因，以及传说的死亡时间（10月15日）作出的最初即时判断是准确的，经过调查了解知道自己的判断有误，高已经去世了，我不想再说什么，但为了社会公共卫生事业和加强疾病预防和有效控制，我再三利弊考虑，还是决定把了解高敬德的过程写下来，希望曾经和高敬德有密切接触的人，都能主动加强自己的疾病预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