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给我最大的乐趣是带来思考，而不只是常识。思考，是一种探索与发现，我们虽然都通过常识和知识来建立我们的资料库与平台，但思考时我们的目光有时会关注于不同的方向，有的人可能看到了尽头，有的人把常识作为起点重新解读或出发。就像牛顿当初受苹果从树上掉下来自然现象的启发，从而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

今天，我们发现不同的宇宙速度可以使物体摆脱引力的作用，飞出地球和太阳系，可见常识在随着思考引发的探索精神而不断的被改写。

写这篇文章初衷，完全来自中文网中一位才华横溢的网友的启发，他认为我在留言中所论述的维多利亚时期航海大发现观点缺乏常识。此兄认为维多利亚时期与航海大发现时期是两个不同的时代，我真是多谢他的指教了。在我的给博文留言中没有把我所理解的维多利亚航海大发现解释清楚，导致留言观点与历史常识发生冲突。我可以在此说明一下我对发现的看法。

维多利亚时代与欧洲早期的地理大发现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但我们除了定义在地理大发现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英国为什么在维多利亚时代，在地理大发现的航海事业基础上发现了什么呢？而这些发现又造就了什么呢？

英国女王发现海洋中的海盗是可以利用和合作的，并且可以赋予其信托责任并建立公平合作关系，于是她把海洋巨盗德里克任命为海军上将，并把瓜分来的财富与其分配，同时在私有财产上由给予承认和保护，这种制度的发现与创新极大的促进了英国的海上暴力扩张和贸易的发展。同时也缔造了大英帝国的辉煌。

另一种发现是可以以暴力和贸易的方式缔造和平，东印度公司在和英国政府的鼓励配合下以暴力方式发动战争后，在中国发明了几个产品，如割地补偿、条约体系、建立通商口岸、治外法权等，而这些航海大发现中所衍生的产品是维持长期和平贸易的基石，发明这些新产品也是英国殖民者努力了三代以上的结果。以至于直到1917年由英印政府制造供应的鸦片，稳定的销往中国市场达100年以上，很多学者认为这是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国际罪行。

关于这些航海中发现与发明的解释可以写一本书或论文，那个时代的发现与发明足使在今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和经济学奖得主汗颜。而我的这些观点均来自于对历史观察“识人如微”后所引发的思考。

明朝的探险远航比欧洲人早而且规模大，但由于当时中国人完全缺乏欧洲人那种力求强力扩张的欲望，这一事实就使两者的成果完全不同。就像一个故事中的两个卖鞋推销员，同时前去开拓非洲的一个市场，其中一推销员登陆后认为那个国家没人穿鞋，从而放弃，而另一位则认为那将是一个广阔的市场，因为那里居然没人穿鞋，足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其结果不得而知。

香港与上海在百多年前只是一个渔村和不毛之地，而列强看到的却是天然良港和海洋贸易的重要门户，香港的繁荣完全是晚清闭关锁国的结果，上海浦东的成就也是门户开放的成果。香港的繁荣走了近两百年，民主在这期间的贡献很少，期间充满了船坚炮利和现代化变革。

通商口岸是海洋贸易咽喉，如果当时割让的是乌鲁木齐，今天的结果会完全不同的。我们不会利用，所以咽喉卡在别人手里。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买卖没人来。”大英帝国在治理香港的一百五十年中想必也是赚了不少，不知他们应该如何“感谢”晚清政府。中华民族还是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过失在那里。

事实已经证明，上海、深圳的繁荣不需要一百五十年的建设，城市文明发展也是一样。不要忘记，社会还在变革中前行，今天和昨天就有很大差别，明天会和今天也会有所不同。

香港的陈方安生几年前来纽约访问，在纽约亚洲协会做了一场关于香港民主的演讲，主要讲香港普选，她的口号是“one man one vote（一男人一票）.”同时也讲了香港回归后存在的新闻言论自由和民主问题。一共几十个来宾，我坐的离陈方安生讲演台很近，是属于如果演讲者声音大一点，口水就可以溅到脸上那种距离。

陈方安生的风度自不必说，她对香港普选和民主问题意见很大，并指出了香港民主的光明道路。当时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问她，一个是“one man one vote.（一男人一票）”为什么不改成“one women one vote.（一女人一票）”或者是“one man one women one vote（一男人一女人一票　或翻译成　男人女人各一票）；另一个问题是她的名字前面，为什么还要冠上一个“陈”字，不如直接叫方安生更好听。我发现她连对自己都没有信心，此时改变她的心意也是为时已晚，所以她讲完我即扬长而去。

也不知道这位香港民主斗士和香港的良心，在港都时代和当布政司长期间都干啥了，如果您的国家被外国人占有近一百五十年，在这期间没有普选、投票、自治、华人首长，那是什么唤醒了您那沉睡了百年的民主神经呢。

相反，英国在其殖民地脱离帝国之前，都会试图把它的议会民主制留给殖民地人民，结果并不全部成功。中国政府在小心翼翼地保护香港的现代化社会的成果，并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不过我还是喜欢方安生那优雅微笑与态度，一位温文尔雅、外柔内刚的女士，港都彭定康当初没有看错人，提拔她为首位华人布政司司长，终于在１９９３年，在香港以英国人为绝对统治阶级的阁员中，显露了一张华人面孔。她在香港回归后的“忽然民主”精神，真可谓是意味深长。这不仅让我想到了电视剧《潜伏》。

直到前几年，我的一位香港邻居还在跟我说话时一口一个，你们中国人，你们中国人的；他们认为他们是的英国子民，我们认为他们是中国人。我回家查了一下当时的日历，那一年是２００７年，香港回归１０年整。经过时代变迁、世代更迭，香港人（其实绝大多数是移民到香港）早已摆脱历史包袱中的负担，在他们的生活中只有未来，这种态度是值得尊敬的。

说话间，我和您已经翻山越岭，但对于近两百年的中国近代史，还是一言难尽。

交流是一种沟通，而不是把对方的路给堵死。在交流中应多一些先人风范中的“承让”和“领教”。在这里我还是要感谢“点火者”所引发的对历史和未来的反复思考。

网络中，没有孤独的行者；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