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是在小学二、三年级左右。有一天，我中午回家吃完饭后回学校，因为我家距学校较远，要坐几站电车，所以我在电车站等车。这时候有一个很怪的人出现在我身旁，转悠并不住的打量着我。我平生还没有被别人这么盯着看，所以显得不知所错、很不自在。心里马上想起我妈常常告诉我外面拍花儿（就是抢小孩的人）人很多，要十分加小心，给什么好东西千万别要，要上哪千万别去，不行就赶紧叫和跑；但那天中午万里无云，光天化日，怎么可能就把我给抢走了呢，除了上车，我哪儿也不去，思想有了充分的准备，也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这位先生非常奇怪，大概不到五十岁，带了一顶帽子，现在说不上来是什么帽子了，反正帽子和他的衣服搭配起来显得格外不协调。还背了一个黑皮包，也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最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的脸上，居然还搽了胭、摸了粉，显然一个精神病。他在我身旁转悠并打量了我半天，搞的我不知道该跑还是不该跑，如果跑，上学肯定迟到。我想我当时还算勇敢，没跑。

他突然问我，你去哪里呀？为什么要回家吃饭？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反正开始跟我聊天，我因为重来没有被训练过如何回答这种人的问题，所以就一五一十的回答着，并急切的盼望车快点儿来，好摆脱他。这位先生很和蔼，有礼貌，没有任何莽撞意图，就这样他问一句，我答一句。但我还是希望快点跳上车，摆脱困境。车终于来了，我向他再见后跳上了车，安全的抵达校园。这种事和这种人我以后再未遇到过。

但我为什么说一个遇到两次的人呢？是因为同样的经历不久再一次的发生在我父亲身上。

您知道小孩子总有没事乱翻大人包的习惯，总期待着那里有什么好东西是给自己预备的。这一天我又去翻我爸的皮包，翻出一封信，信封只有一张照片，仔细一看，是他，就是我前一段在车站遇到的那位中年男子，照片的背后还有用毛笔写的字，字体粗壮有力的写着:

吃特大的苦，

忍强大的痛，

耐巨大的劳。

袁彪

由于那时还小，不是很理解这几句话，听着有点吓人，但那些话居然在我的记忆中不可磨灭。我急于把我遇到他的事情告知我爸，但我爸听到我遇到他的事儿，没有感到特别的惊讶。

我爸告诉我，他也是在我家附近的车站等车，只不过是去相反的方向的那个车站。这位先生也同样装束，像打量我一样转悠着打量我的父亲，并和他攀谈起来。他告诉我爸，说叫袁彪，在电影制片厂的弹钢琴，由于他是袁世凯的孙子，所以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儿，有时要装点疯买点傻。父亲的文革遭遇也是和他同病相怜，我想这是父亲对这个看似怪人并不惊讶的原因。交谈后，我父亲给了他单位的地址，也就有了袁先生给父亲寄的带有留言的照片。

这就是一个遇到两次的人，钢琴家袁彪先生，我和父亲每人一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点袁彪的信息。袁先生的路一定很不平坦，从那几句话即可看出。他在照片后的留言却伴随我和父亲的一生。

通过现在的网络信息，我才了解袁彪先生是中国著名钢琴家，著有六十万字的钢琴演奏方面的著作。他就是我和父亲如此幸运在那个年代遇到的怪先生。

他照片后的留言，时常在我耳边响起，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很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