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决然地离开胡兰成之后，张爱玲变得内敛起来，她隐忍着，承受着，寂寞着，写作着。大多的时候，她总是低着头，带着凄美之感的悲怆，孤独地行走在都市旷野，行走在古老的月光中。她像一头大象请求抚爱，酸楚的，悲剧的，摇摇欲坠的。
       张爱玲低下了高贵的头，但她的低头不是自弃自贱，而是因为，低头还可以更好地思考，更好地思考可以写作更好的作品。既然这个世界如此残忍，让天才女人只有忍受无尽的苦难，她就要想明白上天为什么让她这样。她重新出发，要寻找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应当说，像任何一个正常女性一样，张爱玲也是渴望着性的，而性生活的缺乏使她从一开始便陷入了一种精神的自恋。可笑的是，她与胡兰成的闺房之乐只是停留在“两人坐在房里说话，她会只顾孜孜地看我”的层次上，“两人怎么做亦不像夫妻的样子
    我真不理解，为什么风情万种的张爱玲激不起胡兰成应有的情欲？为什么激不起情欲的胡兰成还要残忍地与张爱玲结婚？为什么与张爱玲结婚后，胡兰成还不停地跟别的女人纠缠，并且能够享有鱼水之欢？
       是张爱玲缺乏魅力，不会撒娇，抑或是张爱玲太神圣，胡兰成只能附身仰望？
       须知，张爱玲当年在写七巧时，欲望冲天：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将手贴在他腿上。声声逼季泽：你碰过你二哥的肉没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啊……这简直就是一头母狮压抑之极的哀嚎啊！
       有人说，张爱玲情动八方，对于胡兰成这样父亲式的老爱人，他真不知该用怎样的姿势来抱住一个灵魂多情却又世事洞明的女人。有一次，他与张爱玲外出坐三轮车时，他横竖都无法把她放在自己的腿上，最后，只得把自己放在了女人的大腿上。“一只雄蝶把轻盈又轻佻的身子放在哪里都是可笑的。”胡兰成把自己的可笑归 咎于张爱玲的“高大”。
       张爱玲沉默了。她把生命的力比多转移到了文学创作上，写出了一篇篇电光石火的作品，使一向自命不凡、并一直视张爱玲为“对手”的胡兰成更加“矮”下去，也更加认识到了张爱玲的卓越和高大。在《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中，胡兰成感叹万分地写道——
       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晏河清。《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到得雷音了，渡河上船时梢公把他一推，险些儿掉下水去，定性看时，上游头淌下一个尸身来，他吃惊道，如何佛地亦有死人，行者答师父，那是你的业身，恭喜解脱了。我在爱玲这里亦有看见自己的尸身的 惊。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
       我们两人在房里，好像“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我与她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爱玲极艳。她却又壮阔，寻常都有石破天惊。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得如同数学，它就只是这样的，不着理论逻辑，她的横绝四海，便像数学的理直，而她的艳亦像数 学的无限。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
       不过，胡兰成哀叹得有些晚了。张爱玲漂走了，从上海到香港，最后漂到了异国他乡。张爱玲虽然精通英语，而且生活上十分西洋化。但她并不喜欢留学，她说，她最喜欢的还是在上海生活。可是，她最终又被迫滞留美国，并嫁给了一个洋人。命运真是不公啊。
       在张爱玲的感觉里，西洋人总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在上海时，有一次她看到公寓里有两个外国男孩搭电梯，到得那一层楼上，楼上惟见太阳荒荒，两个外国男孩竟然失语，只听得一个说“再会”，就匆匆逃开了。张爱玲顿时愣了，半晌才说了一声：“真是可怕得很！”
       然而，这种可怕的生活却要贯穿她的后半生。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民到美国，翌年她在新英格兰一个创作营写作，碰到一位三十年代即从欧洲移民美国的老作家赖雅，两人相爱，并于同年八月在纽约结婚。
       张爱玲与赖雅未婚先孕，这个事实对胡兰成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而65岁的老头尽管珍视生命，但他却无能再做一回父亲。
       他说他可以做张爱玲的丈夫。张爱玲立即做掉了无辜的生命，成了赖雅夫人，却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

       此刻，是否有人想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张爱玲抚摸着自己的玉体，那雪白发光、带着潮润的果子居然只能等待着秋风的凋零呢？
       张爱玲的再婚并未给她带来好运气。原因是赖雅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张爱玲决定于一九六一年秋亲自飞往台湾、香港去赚钱。然而，刚到台东，得悉赖雅又一次中风即赶回台北，竟因买不起返美机票而反提早飞香港去写《少帅》的电影剧本，以便多挣些钱为丈夫治病。
       说真的，我很不理解，张爱玲为什么总是喜欢父亲式的老男人？胡兰成给了她空洞的婚姻后，她好不容易挣脱了出来，为什么又钻进另一个婚姻黑洞？以她当时三十六岁的才貌气质，她难道就找不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好儿郎？是不是，她的潜意识里，也把胡兰成当作第二任丈夫的“对手”，她要用事实来告诉胡兰成，她的生命 是旺盛的？可是，这道理似乎说不过去，因为，在她心里，胡兰成应当早已死了。她犯不着为了这样一个人去折腾自己。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不用解释。这恰恰是张爱玲式的，也是当下最时髦的。不是有人常说：爱，是不需要理由的吗？张爱玲最传统，也最现代。她的爱情个案说明了这一点。
       也许从小尝到生活的艰难，张爱玲从不讳言自己是个“财迷”，特别是当她与杂志编辑为稿费而争执的时候。但是，在人生的大关节上，钱对她似乎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否则，十九岁时，她不必离开富裕但不负责的父亲，转而投奔没有什么钱的母亲？她母亲还特地警告她：“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张爱玲思考了 许久，最后还是跟了母亲。
       这，就是张爱玲，宁愿受苦，不愿受辱。
       有人这样感叹道：对于一位洞察世事的作家，真实的生活，总是一连串的痛苦的折衷和无奈的妥协。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或许是确实有感情；或许，也就是她在《天才梦》中所说过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为什 么是这只虱子而不是那只虱子，我们至多也只能说是运气问题。张爱玲缺的，其实还是运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台湾、香港的经济尚未起飞，汇率也低，要在中文市场挣了钱去付美国的医药费，只怕是谁都做不到，何况当时张爱玲还没有今日的名气。
       但张爱玲一头扎了进去，一副“爱就爱了，拼就拼了”的大义凛然。
       只有张爱玲，只有这个独一无二的她，至死仍是民国的最后贵族，她的骄傲，永远不能褪色为博取凡夫俗子的同情和眼泪的虚荣。她与赖雅结婚后，从不愿意以丈夫的照片示人，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张爱玲的敏感、张爱玲的骄傲？为什么不能，是因为她的贵族气质，是因为她心中自有他人无法触及的净土？
       或许，张爱玲苦心经营和孜孜以求的，只是想保留一片虱子尚未爬到的被段？她最后爬在了华美的袍子上，只是想把这片被段做成具象的人生隐喻

本文选自聂茂《心灵的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