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庆魁当兵时就不是个好兵

              何庆魁的档案里除了记载着三年兵史外，连个嘉奖都没有。他说：“不怨部队，确实是自己太目无组织纪律了。”

          这就是农民作家何庆魁！

我就是农民作家何庆魁

     在国内戏剧创作圈里，何庆魁是个传奇，也是个例外！他生于农家，念了七年半的书，初中二年级就不上学了。他当过３年兵，卖过３年菜，打了２０多年鱼，后与笑星高秀敏“梅开二度”，用高秀敏的话说：“老何打了半辈子的鱼，一下子打着我这么个大鱼，他就再也不打鱼了。”何庆魁如今是大红大紫的著名编剧了，却什么职称也没有，依然是农村户口，靠着手中的笔养活自己。1997年，他与赵本山牵手，作为赵本山、高秀敏、范伟“铁三角”喜剧表演的编剧，他的作品不仅屡获大奖，而且也为亿万观众带去无数欢乐与笑声。在广大观众的眼里，他与那三个大活宝一样都是“搞笑大师”；而在一些崇拜他的大学生心目中，他就是“当代的赵树理”，是书写当代农民生活、情感变迁的一支“铁笔”。前不久的一天中午，何庆魁来北京办事，百忙中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讲述了他在艺术人生的追求中，许多鲜为人知而又感人的故事……

紧急集合每次倒数第一

     何庆魁出生于吉林省扶余县四马架乡孤家子村。那时何家很贫寒，兄弟姐妹五个，因父亲身体有疾，长年卧床不起，作为长子的何庆魁14岁就歇书在家干体力活了。其时何庆魁的成绩比较优异，老师给他开了一张休学证明，说：“你什么时候来学，凭这个就可以过来。”冬天的时候刨粪，论车记工分，刨一车粪记两分，一天下来身子骨单薄的何庆魁回去就累得不行，干不动咋办？脑子灵光的何庆魁肚子里多出了几道花花肠子，他找到大队业余剧团的领导，要求跟着戏班子打杂，既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又能得工分，还能学吹拉弹唱，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剧团里正缺人手，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这么着何庆魁就去了。东北人有句名言：“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何庆魁一去就搞起了二人转，头些年悄无声息，直到17岁那年，他编的二人转《两个记费员》在吉林省《红色社员报》发表，一下子让人刮目相看。这对一个少年来讲是一个刺激，特别是到公社邮局领回来5块钱的稿费，乐得何庆魁嘴包不住牙。

    １９６5年3月，19岁的何庆魁入伍来到吉林省军区警卫营，成为一名哨兵。那时部队的政治学习抓得特别紧，天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何庆魁因对毛泽东主席特别崇拜，显得学习更是用功，当时毛主席的著作，他能背诵好几本。就是现在，老何说他路过天安门广场看到毛主席的像，还是心潮澎湃，毛泽东主席是他一生中惟一的偶像。后来营里推荐他到了省军区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在农村有过这方面经历的何庆魁如鱼得水，很快就成为演出队里的大拿。带弦的能拉，带眼的能吹，锣鼓能敲，快板会打，还能照猫画虎搞创作，只因形象有点寒碜，主持人的活他从来没有干过。

     政治学习上拔尖、业余演出中出众的何庆魁，在军事训练和平时表现上，属一般的战士。因为晚上搞演出，何庆魁休息比别人要晚，白天站岗时，打磕睡的事时有发生，还曾误过岗，为这事领导可没少批他。在部队时，何庆魁最怕的是紧急集合，几乎每次他都是倒数第一，还总是丢三落四，背包打的也没有合格过。有一次，营长急了，将何庆魁拉到队伍前面，当着全营官兵的面批评他：“何庆魁，你说你是不是个稀拉兵？每次倒数第一，你是觉得站在最后就是副班长吗？可我从你身上一点也看不出副班长的样子呀，我劝你好好当一名战士吧，别老想着当‘副班长’了！”从这以后，全营的战士都开玩笑地叫他“副班长”。

     采访中，老何从他左侧内衣兜里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皮夹儿，他指着夹在里面已经泛黄的一张老照片对记者说：“你看，这是当年我母亲到部队看我时我和母亲的合影。母亲已经去世３０多年了。这３０多年来我一直把它放在我胸前的这个兜里，真的，我就是想要和我的母亲心贴心……”那是何庆魁当兵的第三年9月份，因他当兵期间从来没有回过家，这可把母亲想坏了。老人家顶着连绵的阴雨拄着棍说啥也要亲自到部队去看一眼儿子。雨不停地下着，将乡间的土路化成一片泥泞，根本无法通车。老人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着，也不知摔了多少跤。随身带的干粮吃完了，她就找人讨一口吃的，别人以为她真是要饭的，她也不生气，告诉人家：“我不是叫花子，我是军属，我儿子在队伍上，我是去看儿子的。” 母亲从家走到火车站，１００公里的路程整整用了６天时间。见到儿子时她对儿子说：“你说我能回去吗？我往前走一步就离儿子近一步，心里就高兴，就不累。”      

                                                   这就是那张让何庆魁一直揣在心口的照片

     母亲的爱柔软了儿子的心，也使何庆魁一下子成熟起来了．后来在部队的日子里，何庆魁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各方面表现都很出类拔萃。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晚了，年底老兵退伍时，何庆魁还是被安排回老家了。当了三年的兵，写了五份入党申请书，可党组织的大门始终没有向他敞开。他的档案里除了记载着三年兵史外，连个嘉奖都没有，记者问老何有何感想。他说：“不怨部队，确实是自己太目无组织纪律了，如果我要是一开始就好好表现，肯定也能入党提干的。回到老家后，特别是遇到挫折时，我就怀念当兵的岁月，有组织领导的关怀，有战友的爱护和帮助，再大的坎都能过得去。几十年来，我一直还做着第二次入伍的梦。如今到了这个岁数，只能是遗憾终生了！”

                                  打着了高秀敏这条大鱼就不打鱼了

     “大江一开神鬼不该，大江一槎手脚发麻”，回乡后何庆魁栉风沐雨开始了他的打鱼生涯。别看何庆魁长着一副不吱声不吱气儿的，但在船上，他却是“头儿”！船往哪划？网往哪撒？钩朝哪下？伙计们全得听他的，因为他是松花江上大名鼎鼎的“鱼阎王”，他有本事根据岸边土质颜色、植被特点以及水面波纹、水下地形等情况综合判断出哪个地方有鱼，有什么样的鱼，而且，他的判断八九不离十，松花江里“三花”、“五罗”、“十八子”就没有他捕不上来的鱼，那时的何庆魁可威风着呢！伙计们拥戴他就像拥戴着大英雄一样，因为跟着他鱼打得比别人多，钱赚得也比别人多，而且这个“鱼阎王”还能苦中寻乐，打鱼归来，他们啸江风，伴明月，一高兴“鱼阎王”还会来一段儿，真是其乐无穷。

                                     在家中他们常常这样自娱自乐

    每到冬季，大雪封江，何庆魁就会改变身份，偶尔进城蹲马路牙子卖点菜，剩下大部分时间就是看书，或到农民小剧团里活动。其实，大学生们说他是“当代的赵树理”也并非一点边儿不沾。他们都是生在农民家庭，从小都深受民间地方音乐以及戏曲的熏陶，他们都用最地道的农民语言搞创作，鲜活又幽默。何庆魁回忆说，当年他最喜欢读的书除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古典名著外，现代文学中最喜欢的就是赵树理的作品。上中学时，他把妈妈给他的一点点钱省下来，都买了几分钱就可以买到的赵树理活页，看得非常痴迷。有一年冬季，他还特意把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给改编成二人转的拉场戏，并且亲自登场演了一把“小二黑”。

    1984的夏天，何庆魁正在忙着打鱼，突然接到通知，县里推荐他自费参加吉林省戏剧创作研修班的学习。打鱼是能挣钱，学习则要交钱。但他还是放下了鱼网，交钱去学习了40多天。这次讲习班上，专家们讲，写戏就是写人，世界上没有任何完全两个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个体，你要会写个性，就有可能变成一个作家。如果不会写个性，写一辈子都是一个编剧匠。何庆魁受益匪浅，与此同时，他自己也感悟到，“我有生活营养，就像一只母鸡，饲料营养丰富，就不下软皮蛋，是一样的道理。”

        何庆魁最难忘的是1986年，打渔丢了渔具，当年的麦子还没有卖，完全没有钱过年。二儿子用铁锹从院子中挖出了一个铁盒子，里面有积攒已久的3块钱，何庆魁如获至宝。就是这区区3块钱，全家人过了一个年。那一年，他们家没有买鞭炮，只放了三个从渔场拿回来的雷管。三声巨响之后，仿佛一下子炸掉了晦气，何庆魁的运气慢慢好了起来。

    1988年冬月的一天，何庆魁正在集市上卖菜，这时一声清脆的“大哥，您好！”老何立刻俯下身，抓起一棵大白菜：“这一棵不错，你看咋样？”

     “我不要大白菜，我叫高秀敏，你不认识我了？”

      何庆魁这才明白过来，感觉好面熟，心想你咋胖成这样了？但他嘴上说：“认得，认得！我忙晕了！”高秀敏 15岁的时候，是扶余县大洼乡宣传队的演员，何庆魁在四马架乡宣传队。后来他们同时到了县业余演出队，老何编小高演。宣传队解散后高秀敏进专业团当演员，何庆魁回乡打鱼了，后来又进城卖菜。站在农贸市场两个人就聊了好半天。高秀敏说：“大哥，你会写节目，你写我演，一个节目我们给你200块钱的出场费。”何庆魁抬头看了看高秀敏，高秀敏说：“你不信是吗？我说了就算数的，我现在是县剧团分管业务的副团长了。”回家后何庆魁一琢磨，一个小本子就能挣200元，我要卖多长时间的菜才能卖200元钱呀？下次再进城卖菜时，老何顺便捎了一个二人转段子《谁娶谁》交给了高秀敏，这个二人转经高秀敏演出后，获得吉林省一等奖。1989年，何庆魁又写了三个二人转本子交给了高秀敏，三个作品分别获得了全国和吉林省的大奖。这时，何庆魁在高秀敏的帮助下走进了县剧团，当上了编剧。1992年，全国电视笑星大奖赛在深圳举行，何庆魁创作的小品《包袱》第一次走上全国舞台。该小品由演东北二人转为特长的高秀敏主演。经过三天的激烈角逐，小品《包袱》夺得了这次大赛惟一的金奖，高秀敏也因此一举成名。由于工作上的频繁接触，这对婚姻生活坎坷的中年人，开启了情感的闸门，彼此将自己的后半生相约交给了对方。

何庆魁设计高秀敏成赵本山“固定妻子”

     何庆魁现在的绰号叫“东北虎”，说的是他来势凶猛，锐不可挡。从1994年，他创作的小品《密码》第一次打入春节晚会后，几乎是年年有新作，每次都获奖。小品《昨天、今天、明天》、《钟点工》、《卖车》、《卖拐》等获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一等奖，《红高梁模特队》、《拜年》等获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二等奖，除此之外，他创作的影视剧作品有《一乡之长》、《夜深人不静》、《农家十二月》、《一笑治百病》、《刘老根》、《男妇女主任》、《我爱我爹》等等。

　   现在何庆魁平均每个月要写两三个小品，曾经经历的农民生活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何庆魁在给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讲课时，说：“我是农民出身，一脚踏进写作的门槛后，再回头看看自己的经历，我发现我身上已经储备了无穷的资源。我如果讲对了，大家做个参考。讲错了，也是应该的，因为和你们比我是业余的，是个农民作者。”无论是从装束还是言谈中，何庆魁仍是一副农民的扮相，他喜欢到农村去，每年春节晚会一结束，他便回到了家乡四马架乡，一呆就是十天半个月的。他仍然喜欢在松花江边走走，去看望喜欢他的乡亲们，喜欢坐在热炕上和熟识的乡亲们聊天，去听老乡们对他作品的反应，乡亲们也会主动向他提供素材，每每这时他才真正找到自己的感觉。

      没有经过院校培训学习的何庆魁，说他属于“绿色天然派”，靠着对生活的感悟，对人生的感悟，对艺术的感悟，就这么搞出来了。而有着相同经历的赵本山曾当众说过这样的话：“何庆魁是我最欣赏的作家和编剧，也是我最信赖的朋友。”“铁三角”中的小字辈范伟，则尊称老何为师长。他们之间风雨8年，共铸辉煌，成就了艺术大业。从1996年何庆魁夫妇与赵本山在电视剧《夜深人不静》中开始合作，高秀敏就成了赵本山的“固定妻子”，起初“冤家”高秀敏并不乐意甘当配角，与老何吵过、闹过，甚至罢过工。老何无奈地说：“咱们的路子铺到一定程度，是不是要发展？跟本山合作是寻求发展。”这么多年来，老何在无中生有能制造事端的演艺界，落下厚道的名声，绝对与他没有私心有关，在春节晚会剧组，无论是大牌喜剧明星黄宏、蔡明，还是没有名气的新人，好多人都得到过老何的实惠。有一天蔡明见了高秀敏说：“我太谢谢你们了，老何给我加了好几个包袱，我心里塌实多了！”春节晚会演员之间的竞争有时真到了刺刀见红的地步，如果说你这个节目笑料少，彩排期间就有可能拿掉。高秀敏找老何的麻烦了：“你怎么给人加包袱？如果咱们的效果不好，把别人弄火了，咱们不就下来了吗？”老何不急不躁地说：“你不用担心，你是全中国最不缺口粮的演员！”天长日久，高秀敏也就习惯成自然了。1994年，何庆魁第一次闯进央视春节晚会，得益于海军周振天和南京军区徐然的举荐，两位大编剧说老何人不错，又有才华，叫已经在里面“打杂”多年的何庆魁独立创作了一个小品。老何的《密码》当年一炮打响。何庆魁对周振天、徐然心存无限的感激。  

     1999年，徐然突发心肌梗塞离开了人世，当年何庆魁在春节晚会上创作了小品《将心比心》，已经定下由高秀敏、范伟和老何小孩的老姨王红梅主演。何庆魁想着徐然突然离逝了，他的妻子黑妹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这个时候他应当主动去关心人家。老何做通了王红梅的工作，让黑妹替下王红梅出任了主演。

        何庆魁回首这些年与赵本山的合作，他们一起搞创作最大的体会是“侃大山”，台前是“铁三角”，台下是四人侃。侃着侃着，就侃出来了一个。他们一起外出，老何以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替赵本山、高秀敏、范伟看行李，自从《刘老根》播出以后，他在上面演了个乡党委书记，观众也认出他了，走到哪儿都有人追着签名。过去是看着别人追着他们三人签名，他有一种成就感。如今，过惯了普通人生活的何庆魁一下子被推到了前台，多少还是有些不适应，被包围急了的时候，总是老伴高秀敏帮着解围。

    刚认识高秀敏的时候，何庆魁就夸下海口：“我这一生只想做一件事，就是把你包装成全国知名的明星。”老何的这个愿望实现了。但红得发紫的高秀敏英年早逝，对老何是一个莫大的打击。

    钟情于那片黑土地，在一幅田园画里写故事，农民作者何庆魁现在相继在长春、北京、珠海三城市购买了住宅，他有理由作为这些城市中任何一个城市的市民。2003年，他回乡办户口关系时，乡派出所所长说：“你的户口不能转走，我们四马架乡全体村民都以你为自豪，我要是给你的户口转走了，全乡的人都会骂我的！”

     老何笑了：“那就不转了吧，谁叫咱的根在这儿呢？”

     这就是农民作家何庆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