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身套装去面试

　　
　　
　　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期待，兴奋，可想而知。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
　　千万不能紧张，要落落大方，侃侃而谈。
　　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
　　面试前几天的《华尔街日报》必须仔细阅读，道琼斯、纳斯达克、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
　　握手的力度要适中，太轻了显得不自信，太重了会招致反感。
　　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这样显得比较职业。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才会显得充满信心。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那就盯着他的鼻梁，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而在对方看来，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
　　后来，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
　　做学生时，我从来都是T恤牛仔，外加一个大大的双肩背书包。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向职业女性看齐，到了纽约，一下飞机，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伶牙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对我赞不绝口。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看上去职业而干练。
　　“您是只选一套呢，还是多选几套?”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我这才意识到，我居然忘记了看价格。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毕竟，我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
　　“买，还是不买?”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
　　“它们真的很适合你!”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
　　这时，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看到她，我灵机一动，立刻拿出了信用卡，态度之爽快，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而是只有5美元。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账、包装。她大概并不清楚，24小时后，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 Tracy的西装退还给她，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巨额款项”。
　　第二天，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我镇定自若、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半个小时里，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像老黄牛一样勤奋，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
　　握手告别时，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这个女孩，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
　　
　　把羞怯、谦逊全抛开
　　
　　在美林度过的那个夏天，我并没有学会太多的金融知识或操作技能，但是，它却为我打开一扇窗户，让我欣赏到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并且从此立下志愿：我要真正成为华尔街的一分子。
　　于是，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看不到尽头的面试漩涡里。尽管11月的达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我却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丝袜，披着黑色长大衣。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那里天天爆满，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学生，或站或坐，不安地等待着房间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
　　投资银行的面试看上去层层关卡、危机四伏，但涉及的问题却多半是“老三样”。
　　“讲述一下你自己的经历。”
　　“朋友们会用哪几个词来形容你?”
　　“为什么我们应该录用你?”
　　无论提问方式如何变化，我总是喜欢亮出我的“自我表扬一二三四”，以不变应万变：
　　我聪明好学，能够很快适应新的环境；
　　我擅长数字和数学，诸多相关科目的A+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勤奋刻苦，一周工作八九十个小时不在话下；
　　我善于合作，是个很好的团队工作者。
　　面试的时间再长，也长不过40分钟。人人都怕刁钻古怪的问题，我也一样。于是，一旦遇到“正中下怀”的提问，我就伺机大讲特讲，口若悬河，再不易被察觉地“延伸”到我悉心准备的其他答案，直至面试接近尾声，对方不再有时间也不再有机会来为难我。
　　
　　军训经历，征服投行副总裁
　　
　　还有一次面试令我印象深刻，是和第一波士顿的一位副总裁。
　　第一波士顿为我面试的那位副总裁看上去只有30岁出头。那天，他大概已经从早上8点到下午4点，端坐在酒店房间里那个并不太舒服的沙发上，马不停蹄地见过了十几名学生。轮到我走进去时，他早已满脸疲惫，连握手时的笑容都像挤牙膏一样勉强。
　　“OＫ，tell me about yourself.”不出所料，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中规中矩。
　　我微微一笑，神采奕奕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又有条不紊地将我的“一二三四”暗藏其中。
　　副总裁斜靠在沙发上，边听边点头。第一个问题，我顺利过关了。
　　“你怎么证明你善于团队合作呢?”
　　我故意摆出一副沉思的样子，其实，我的内心是在暗自得意。谁让我又碰到了一个押中的题目呢?不过，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是有备而来。
　　略微停顿了几秒，我按照设计好的思路，开始绘声绘色地讲述我的“军旅生涯”。
　　在北京念书时，我曾经先后两次到38军军训。这在中国算不上是出众的经历，但到了美国，却是傲人的资本。
　　40多天的军旅生活，除了难耐的饥饿和沉积着黄沙的浑水，还留下了什么呢?面对副总裁，我活灵活现地回忆起在军队的大集体里，在团队成员的相互帮助下，我们如何在泥沙混杂的战壕里匍匐前进，如何在烈日当空时俯卧打靶，如何在黑得令人恐怖的深夜里轮流站岗值班，又如何在睡得昏天黑地时被哨声惊醒，迷迷糊糊地打背包，连滚带爬地紧急集合，再像残兵败将一般，翻山越岭……
　　听着听着，副总裁的身体坐得越来越直，原本无精打采的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那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当我走出那个房间后，即便他记不住我的名字，也一定会记住有个中国女孩，她曾经在中国军队里摸爬滚打。我还确信，只要被他记住了，百里挑一的第二轮面试我就一定榜上有名。
　　果然，他一连说了三个“great”，才又接着问：“听上去你各方面都很出色，你有什么缺点吗?”
　　“英语毕竟不是我的母语，所以和美国同学相比，我想，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坦然应对，并没有遮遮掩掩，因为如果能化缺点为优点，化不利为有利，远比一味陈述自己的优秀更有说服力。
　　“但是，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刚来美国时，我每天除了上课和打工，还要至少花一两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看新闻，为的就是练习英语。另外，虽然我在英文写作课上的成绩是A和A-，但我并没有就此停滞不前……”
　　据说副总裁回到公司后，在办公室里逢人便说，他在达特茅斯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孩，所以，当我到纽约去参加他们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时，好几个陌生人竟然对我一见如故：“原来你就是那个中国女孩啊!”
　　后来，我因为选择了摩根斯坦利而婉言谢绝了第一波士顿的聘任，那位副总裁还打来电话，言语中充满遗憾。他说我是他见过的最优秀的应征者，如果在摩根斯坦利做得不开心，随时和他联系，他的大门将会永远向我敞开。
　　链接：曾子墨，生于北京，199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金融。一年后赴美留学，就读于“常青藤”盟校之一的达特茅斯大学，并于1996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纽约总部，担任分析师，从事美国及跨国的企业收购兼并工作。1998年加入香港摩根斯坦利亚洲分公司，一年后升任经理。2000年加入凤凰卫视担任主持人，先后主持过《股市直播室》、《财经点对点》、《财经今日谈》和《凤凰正点播报》。现担任《社会能见度》及《世纪大讲堂》主持人。
　　（冯军摘自《墨迹》，长江文艺出版社）

该文章转自[中学生读书]：http://www.fox2008.cn/Article/2009/20090514000000_400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