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跟在美國屁股後面造謠我國“新疆種族滅絕”問題的加拿大，自己翻車了。

上週五，加拿大卑詩省甘露市坎盧普斯鎮附近的印第安人寄宿學校舊址，發現了215具埋在該地的孩童遺骸。

（前坎盧普斯印第安人寄宿學校）

這些孩子有的只有三歲大，而且全都沒有死亡記錄，更奇怪的是，這所印第安人寄宿學校從1890年開始運行，直到1969年關閉，學校註冊學生人數累計才500多人，登記死亡人數50人，這次一下就“額外”挖出來215具遺骸，這將近一半的學生到底遭遇了什麼？

“印第安人寄宿學校”制度，是加拿大政府對原住民進行種族滅絕的黑暗歷史之一，學校由政府出資，天主教會負責日常運營。

當時，加拿大政府為了從文化上滅絕印第安人，從原住民家裏把15萬個孩子搶走，送到這種寄宿學校，強迫他們接受所謂的白人教育。

這些小孩一入學，就要換掉所有印第安人裝束，把傳統的印第安長辮剪掉，從此不能信奉自己的宗教，不準説印第安語，還要放棄原本的印第安姓名，另取一個白人名字；只講英文，還被強制信奉白人的天主教或基督教。

印第安孩子在這些寄宿學校一住就是幾年甚至十年，不可回家，完全跟家人隔絕。有些小時候就離開父母的孩子，18歲畢業回家後，已不能再用印第安話跟家人溝通，有些甚至連自己的印第安名字都忘掉。人在，但靈魂已不再是印第安人。

除了精神上的折磨，更可怕的是肉體上的摧殘乃至徹底毀滅，很多兒童遭到白人教師的性侵犯和各種虐待，活下來的也終身無法忘記童年的痛苦。

這些寄宿學校因為資源有限，故沒有校工，學校大小事務都由印第安孩子來做。他們除了學習，還要耕種、打掃、洗衫、煮飯。他們經常吃不飽，甚至被暴力虐待及性侵。

有位在寄宿學校住了九年的倖存者説：“有個小女孩被性侵懷孕了，當她把孩子生出來後，學校的人奪走她孩子，把嬰兒帶到樓下。當時我和一位修女在廚房做晚飯，我親眼看到他們把小寶寶扔進壁爐活活燒死，我永遠記得那微弱的哭泣聲和肉體焚燒的氣味……”

（屈穎妍《被歷史遺忘的15萬孩子》）

根據加拿大原住民成立的和解與真相委員會的記錄，至少有6000名原住民孩童死於寄宿學校，而這僅僅是有據可查的數字，由於很多文件被刻意銷燬，實際數字遠比這個高得多。

這也是為什麼昂撒匪幫一看見新疆寄宿學校就興奮，在他們的認知裏，寄宿學校壓根就不是真正的學校，是監獄，是集中營，是屠宰場，但絕不是學校。

（印第安寄宿學校倖存者）

以己度人常規操作，畢竟這是他們老祖宗玩剩下的，他們看誰都跟自己一樣，還自以為很有道理。

但是，其實中國這塊土地上，的確曾經存在過類似印第安人寄宿學校的骯髒場所，而且死亡率更高，殘忍度更甚，致死人數更多。

只不過，這些暴行的實施者，也是盎撒白人。

2004年7月的一天，廣州市東山區（現已併入越秀區）中星小學的兩名六年級小學生髮現一塊刻有“帝國主義的罪證”的石碑，石碑上記載着帝國主義借辦聖嬰院之名，殘酷虐殺四萬名中國嬰兒的殘酷歷史，落款是廣州市民政局，一九五一年立。

學校建立在墳場、亂葬崗之上是在我國廣為流傳的都市傳説之一，中星小學建立在墳場之上不稀奇，但這和帝國主義有什麼關係？為什麼如此大規模的殺嬰行為史書上沒有記載？

這塊石碑讓一段塵封的血腥歷史重現在人們眼前。

“聖嬰院”是教會從事“孤兒救助”的宗教機構。在上世紀前半葉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各地聖嬰院打着慈善救濟的旗號，廣收孤兒，很多無主棄嬰或者是窮苦人家無力撫養的新生嬰兒被送到聖嬰院，希望能在西方神明的庇佑下僥倖存活下來。

但是，人們萬萬沒想到，打着上帝旗號收養棄嬰的聖嬰院裏面卻住着一羣惡魔。

中星小學發現石碑的地方，原來叫做加拿大滿地可天主教無原罪女修會聖嬰院，是加拿大天主教修女於1909年創建，巧了，也和加拿大天主教有關。

這家聖嬰院規定：當市民將嬰孩送到那裏託養時，必須先填寫表格，內容是孩子生死，該院概不負責，並規定嬰孩入院後不準親屬探望，和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學校如出一轍。

為什麼一定要填死亡免責保證書呢？因為被送進去的嬰兒基本上沒可能活着出來。

這些嬰孩入院後先被放在地下室裏；過一天半天以後，如還沒有死，才被送去“洗禮”。

據當地公安分局關於出生、死亡登記的材料，該院有一天收容六個嬰孩，第二天便報死亡六名；又一次收十名，死十名。

而死去的嬰兒則直接掩埋在附近的山坡上，由於掩埋不深時常發出臭味，附近居民有意見，後來聖嬰院就挖了若干“死仔井”，深約三丈，闊五尺，裏面裝滿了嬰兒屍體。

（掩埋嬰兒屍體的“死仔井”）

院內的衞生和生活條件極差，餵奶用的奶瓶和奶嘴就只有一套。許多孩子輪流使用，一有傳染病就造成全院嬰兒無一倖免的後果。

該院副院長高忠信本來是一個看護，一點醫療知識都沒有卻擔任聖嬰院的醫生，替小孩看病時，胡亂診斷、用藥，許多嬰兒被她醫死。

院內繁重的勞動，如洗衣、種菜、養豬和看護幼嬰等等，都由年齡稍大的小孩做。這些小孩受着修女們殘酷的虐待，常被強迫排成隊趴在地上被修女們用皮鞭抽打。

據統計，該院被人民政府接管前的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共收容嬰兒2216名，但被接管時僅有48名女嬰，而且大部分都處於生病狀態，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裏就有2168名嬰兒夭折，死亡率高達97.8%！

那麼問題來了，這個加拿大聖嬰院是有什麼大病？沒能力收養你可以不收養啊，沒有人逼你收養啊，收而不養，任其死亡，難道真的以殺嬰為樂？

大家都知道，慈善活動分為兩種，一種是不求回報的真慈善，比如古天樂瘋狂蓋學校；一種是打着慈善旗號的斂財行為，從加拿大聖嬰院的行事作風來看，明顯不是前者。

聖嬰院借“慈善”之名騙財主要有兩種途徑：

家長送小孩入院時要交“伙食費”、“手續費”等，雖然能把孩子送到聖嬰院的家庭，基本上搜刮不出什麼油水，但好在薄利多銷，再説了，幾十個孩子共用一個奶瓶，這能有什麼成本？大點的孩子還能做苦力賺錢，基本上可以做到收支平衡。

解決了成本問題，剩下的就是純賺了，加拿大聖嬰院以撫養孤兒為名頻繁向廣州各大商號募捐，但募捐得來的錢財大部分都被修女們瓜分。

一些長得漂亮，比較健康的女嬰還會被修女套上漂亮衣服，拍下照片，寄回加拿大，哄騙加拿大的愛心人士捐募錢財。

聖嬰院的惡行從清末一直持續到新中國建國初，全國解放後，人民政府接管所有教會舉辦的育嬰堂，並改建為兒童教養院和兒童福利院，這將近半個世紀的罪惡才得以終結。

1951年12月2日，廣州市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開庭審判，對潘雅芳（院長）、高忠信（副院長）以虐待殘害我國嬰兒、兒童罪之主犯，判處有期徒刑3年，執行完畢後永久驅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

受此案件影響，全國各地人民紛紛檢舉揭發當地教會機構的“殺人生意”。

温州救濟院育嬰所從1947年1月至1949年10月，共收嬰兒1392名，死1086名。

上海徐家彙聖母院育嬰堂從1936年至1949年，共收進40000多名嬰兒，活下來的只有197人。1953年，徐彙區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在育嬰堂立“萬嬰碑”。

武昌聖若慧善功修女會從1928年到1951年，二十多年接納嬰兒數萬人，存活率只有千分之二，"育嬰堂"成了殺嬰堂。

福州天主教“仁慈堂”虐殺嬰孩，1951年，在鎮反運動中福州羣眾在西北郊馬鞍山挖出數以萬計的嬰孩骷髏，羣眾憤怒地稱為“萬童坑”，人民政府下令將那些虐殺中國嬰孩的外國傳教士統統驅逐出境。

……

新中國終結了黑暗的舊社會，但被這些洋教會虐殺的數十萬弱小生命，也和那個黑暗的時代一同遠去，再也回不來了。

當然，公知們可能會説，育嬰堂是當時中國社會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是中國封建統治者造成的，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怎麼人家神父、修女們在外國都仁慈博愛，一來中國就變成虐嬰狂魔了？

呵呵，這麼想可就錯了，這些神父、修女們發起狠來，自己人都殺。

2021年1月12日，愛爾蘭一調查委員會發布了一份長達2865頁的巨幅報吿，曝光了從1922年至1998年，在愛爾蘭的18個母嬰之家中，成千上萬個嬰兒離奇死亡的事件。

第二天，愛爾蘭總理米歇爾·馬丁代表政府向受到醜聞影響的人士致以正式道歉，並將其形容為愛爾蘭歷史上“陰暗、艱難且可恥的一章”。

這説辭，和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幾乎一模一樣，也不知道這哥倆誰抄誰的：

愛爾蘭是歐洲少有的幾個虔誠信仰宗教的國家之一，天主教教義是愛爾蘭社會和生活方式的基礎，教會的威信極大。

所謂的“母嬰之家”，並不是單純的收容場所，而是專門收容未婚媽媽和孩子的天主教會機構。

天主教的保守思想甚至能影響愛爾蘭的國家政策。在愛爾蘭，人工流產是違法的，就算以健康因素都無法實施。

在這種大環境下，由天主教會運營的“母嬰之家”表面上是在做慈善，救濟未婚先孕的女性，但實際上更像是一個集法庭+監獄於一體的懲罰機構。

在母嬰之家裏，由於各種原因懷孕的未婚媽媽們被祕密地送去分娩，當然，絕大多數都是被迫的，因為在當時的愛爾蘭社會，未婚先孕是不被接受的，她們別無選擇。

在這裏，未婚先孕的女性被辱罵為“墮落的女人”，她們每天都被提醒是罪人，她們生下的孩子，被稱為“魔鬼之種”。

不少孩子不止要面臨虐待和飢餓，甚至還被當成疫苗的“小白鼠”。

在聖帕特里克醫院，多達3000名兒童死於虐待和疫苗試驗，還有幾百個嬰兒甚至無法入土安息，遺體被用於醫學研究。

（其中一個母嬰之家埋屍地點）

由於難以被社會或原生家庭所接納，這些嬰兒也大多在母嬰之家被撫養長大，或在違背未婚媽媽們的意願下被其他甚至國外家庭收養，從此與生母再無重聚之日。

但無論哪樣，母嬰之家都會充分利用這些他們口中的“魔鬼之種”賺錢。

愛爾蘭有關部門在2012年曾發佈了一份特別報吿，表示可能有多達1000名兒童在母嬰之家被賣往美國，因為警察在母嬰之家發現大量修女們寫給美國領養家庭的信件，要求對方儘快支付領養費。

更絕的是，母嬰之家還給已經被領養的孩子的親生母親寫信，要求支付孩子的撫養費，卻絕口不提孩子被領養的事兒，兩頭兒收錢，愛爾蘭式吃空餉。

曾有幸在母嬰之家活下來，之後又逃離了的媽媽們也證實了這一點。

倖存者Philomena Lee不僅在母嬰之家遭受了虐待，還被迫放棄了自己的兒子，此後的幾十年間，她一邊四處奔走維權，一邊尋找自己孩子的下落：

“我等這一刻已經等了幾十年了——愛爾蘭會揭露成千上萬的未婚母親，例如我，和成千上萬的孩子們，例如我親愛的兒子安東尼，是如何被迫骨肉分離，僅僅因為我們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刻是未婚的。”

Lee説，在母嬰之家期間，她被剝奪了自由，並且受到了“修女的暴政”的侵害。修女們每天都對這些未婚媽媽説，她們要贖罪，通過“勞動，和把我們的孩子交給修女強制收養”。

修女還吿訴Lee，“痛苦是對我濫交的一種懲罰”。

這份調查了6年的報吿稱，從1922年至1998年間，約有56,000名女性，從12歲到40多歲不等，曾被送往這18個母嬰之家生產。

在那裏出生的57,000個孩子中，約有9000人死亡，佔總數的15%。個別“母嬰之家”的死亡率甚至超過了80%。

然而，遺憾的是，直到今天，西方社會的一些精神殖民者仍然不能客觀看待自己曾經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百般粉飾掩蓋，這其中不乏一些主流社會的宗教領袖和政府首腦。

2000年10月1日，羅馬教廷把所謂“在中國致命”的晚清120名外國傳教士和中國教徒冊封為“聖人”，這是一種極高的榮譽。這引起我國政府和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天主教主教團的強烈反對。

因為教廷既未履行規定的程序，向冊封者所在地的主教和中國主教團徵詢意見，也沒有到當地進行調查核實，而是由所謂的“台灣地區主教團”越俎代庖，這簡直是無視中國教會主權。

而封聖的時間又選在中國國慶日這一象徵中國人民徹底擺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侵略和掠奪，翻身解放的日子，這個時間也是非常“講究”的。

這120名所謂“聖人”，大體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作為近代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工具的外國傳教士；

一類是作為那些劣跡斑斑的外國傳教士的幫兇和追隨者的中國教徒；

還有一類是在由於教會憑藉不平等條約規定的特權，橫行鄉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於非命，而成為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殉難者”和殖民地教會勢力的犧牲品的中國教徒。

再來看看這些“聖人”的真面目，就能明白其用心之險惡了。

“聖人”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1814-1856)，又名馬奧斯多，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甫，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導火索。

法國強迫清政府簽訂的《黃埔條約》規定，法國傳教士可以在中國五個通商口岸進行傳教，但不準私入內地活動。

1852年，馬賴擅自潛入中國內地湖南、貴州等地活動，1855年又潛入廣西西部偏僻地區西林縣進行非法傳教活動。在傳教中，馬賴破壞當地風俗，勾結貪官強盜，勾引姦淫婦女，留下斑斑劣跡。廣西壯族自治區許多歷史檔案中都有記述。

馬賴視祀奉祖先的風俗為異端，嚴令受洗的教徒拆除家中的祖先牌位，不準上墳拜祖，還規定教徒及教徒子女必須娶嫁教徒，因而造成許多家庭和宗族的糾紛。

為擴展教會勢力，馬賴曾多次潛往貴州，通過當地教徒與黔桂邊境的土匪拉關係，利用他們來擴大自己的勢力，左右地方紳士及官員。為收買土匪為自己賣命，馬神甫通過賄賂地方官，強行干預司法，將殺人兇手土匪林某無罪開釋。

西林定安等地羣眾揭發，馬賴違反天主教戒律，常帶着一個年輕漂亮的寡婦曹某傳教，名義上是幫助傳播福音，實際上是他的姘婦。此外馬還千方百計引誘長相姣好的婦女入教，時常單獨和這些婦女在一起鬼混。教徒結婚時都是由他做結婚彌撒，而他就藉機姦污新娘。

（西林教案遺址）

1856年，怒不可遏的當地百姓將他吿到官府，新任知縣張鳴鳳秉公執法，將馬賴處死。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西林教案”，法國藉此勾結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更深重的災難。

“聖人”郭西德(Albericus Crescitelli 1863-1900)，意大利傳教士。至今提起這個大“聖人”，陝西燕子砭一帶的百姓仍然是義憤填膺。

1898年郭西德到燕子砭地區傳教，他欺壓百姓，霸佔田產，強迫捐獻，掠奪財富，生活淫蕩，無惡不作。為了擴充教會勢力，郭不僅大量拉攏吸收當地惡霸、地痞、流氓之流入教，還強行霸佔臨近土地和民房建教堂，並強迫教民給教會交租、服差役。

郭西德還規定教民之女出嫁前必須到教堂去“領洗”，猶如西歐中世紀的“初夜權”一樣，教民之女的初夜必須留給他。當地教徒潘長富、鄭幹仁、舉人楊海等人的妻子在出嫁時均遭郭西德的姦污。

1898年，燕子砭一帶遭到特大水災，清政府撥出一批賑災款，委派天主教漢中教區拔士林主教進行救濟，拔士林購買糧鹽等物品後送燕子砭交郭西德向災民發放，郭卻藉機放高利貸，收買農民土地，並以入教者可多得救濟糧來勸民入教。

1900年夏，年景稍有好轉，郭西德及其爪牙李佔鰲等就為收回借貸，放縱一些無賴教徒在農民田地裏搶收小麥、豌豆。當地村民姜鳳翔對教會及教士的劣跡十分痛恨，便在教堂牆上寫了幾句罵教士的話，郭就勾結地方官，硬逼姜把15歲的女兒送到教堂去做“修女”。

在郭西德的長期奴役下，燕子砭地區廣大羣眾終於在光緒二十六年某日傍晚，自發地組織起來，將罪惡累累的郭西德殺死，百姓聞之大快人心。

“聖人”劉方濟（Franciscus de Capillas 1607-1648），全名方濟各嘉彼來，西班牙人，1641年到中國，先在台灣後到福建傳教。

劉為擴大教會勢力，採用欺騙等卑鄙的手段發展教徒，特別卑劣的是，他有意發展年輕女教徒，專收各種大姑娘小媳婦，造成許多家庭不和，夫妻離散。

福安下邳村有位已訂婚的青年教徒陳某，劉要發展其為“守貞女”，就誘騙她不要出嫁，威逼其未婚夫寫了退婚書，隨後他便無恥地把陳某拐帶外逃。

當地羣眾還反映，劉方濟生活糜爛，違反天主教神職人員的基本行為準則，與當地一位寡婦通姦，並生下一私生女。

劉方濟的惡劣行徑，激起當地羣眾的公憤，紛紛起來揭發劉利用傳教為非作歹的醜惡罪行，並聯名向官府控吿。

接到羣眾舉報後，清政府遂於1647年(順治四年)11月13日以“專事宣傳邪道，煽惑良民，外裝守貞不娶，其實拐騙婦女，放蕩無恥，曾和城外某寡婦通姦，並且有了私生女”，將劉方濟捉獲歸案，並於1648年處死。

（清末古田教案的主犯）

下面，我們再來看看幾位中國教徒“聖人”的事蹟。

被梵蒂岡列在“聖人”第一位的趙榮(1746-1815年)，貴州務川縣人。他加入天主教後，為向洋主子獻功，把佛道等其他宗教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不斷進行謾罵和攻擊。

有一次趙榮路過一佛教寺廟，見到殿堂裏供奉的佛像，便認為是觸犯了天主教不拜偶像的戒律，是對天主至上的挑戰，於是大怒，不由分説幾棒就把佛像砸碎了。廟裏的和尚認出他是個有洋人撐腰的神甫，敢怒而不敢言。當地百姓見到趙榮也像見到閻王一樣躲避他。

“聖人”羅廷蔭(1825-1861年)，貴陽人。羅廷蔭入教後以為自己不再是中國人了，連當地的民族風俗也橫加干涉，氣焰十分囂張。

某日，貴陽郊外青巖地方民眾按當地習俗，紛紛走出家門上街“遊百病”(“踏青”)，適逢一羣小孩高唱民謠經過天主教修院門口，羅廷蔭和當時在場的4個傳教士見狀無端懷疑此舉有辱天主教，便仰仗自己有修道院院長法國傳教士伯多祿為後盾，竟然對這羣不懂事的孩子大打出手，致使多人受傷，引起當地羣眾的憤怒。

如果這些在中國大地壞事做盡、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壞蛋都能被封為天主教“聖人”，那天主教到底代表誰的立場？天使還是魔鬼？

同理，和舊中國一樣被視為被殖民者的印第安人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公平。怕是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學校裏殘酷迫害印第安兒童的天主教神職人員很可能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甚至有可能在若干年後反被封為加拿大聖人，完成由殺人犯到聖人的華麗轉身。

而加拿大政府，特魯多嘴上説着懺悔反思，各大主流媒體卻忙着限流控評刪評論，各種低調處理，6000名印第安兒童的生命都不值得BBC、CNN們持續關注，火力都集中在中國的“大事件”上。

試想，如果加拿大寄宿學校事件發生在中國，那我們不得喜提BBC全年熱搜？

這些殺人最多、罪孽深重的帝國主義分子今天搖身一變，動輒裝出一副聖母的模樣，説這個踐踏人權，説那個種族滅絕，你們為何不照照鏡子，捫心自問：到底有什麼資格做人權衞道士？

最後一所加拿大印第安寄宿學校1996年才關閉，很多當年的加害者現在應該還活在人世，加拿大要是真心擁護“人權”、願意“贖罪”，那不妨就從這些殺人犯們查起，該抓的抓，該殺的殺，把自己屁股擦乾淨後再跟我們談人權吧。

參考資料：

《人民日報》1951年3月24日報道：《廣州聖嬰育嬰院已被救濟分會接收 虐殺我國兒童的五個修女被拘捕審訊 天津天主教人士及廣州人民要求予以嚴懲》

德國之聲《愛爾蘭授權尋找“母嬰之家”兒童屍體》

人民日報《揭露梵蒂岡“封聖”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