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汉学”?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认真地分析它，我们至少必须写一部专书。“汉学”的西文原字是“Sinology”。严格地说，它包括了有关最广义的“中国”的一切研究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边疆和内地的“非汉族”的历史、语言、文化、宗教、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探讨。这样看来，我们用汉语中“汉学”一词来翻译“Sinology”不但取义过狭，而且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流露出“汉族中心论”的偏见。从字面上说，“Sinology”应该相当于中国人所谓“国学”的范围，但事实上，“国学”一词最初借自日本，在近代中国又另有演变，仍不能与西文原意吻合无间。日本学者曾用“支那学”译“Sinology”，在语源上最为忠实。“支那”这个梵文古字的初义似乎有褒无贬。然而，“支那”和“支那人”在某些近代日本人的使用中又添上了一层特别的含义。因此，“支那学”也不是现代中国人所愿意接受的。
语言的特质之一是“约定俗成”，中国自《荀子·正名》篇起，西方从柏拉图Cratylus篇起，早已揭出此义。所以我们不妨承认“汉学”即是“Sinology”的译语，不必再细加辨析。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却是我们无法完全回避的：中国以外的“汉学”和中国学人在同一领域中所发表的汉文论著究竟是属于同类的呢，还是异质的呢?据我几十年来体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多数中国学人，主要由于语文的隔阂，往往不免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所谓“汉学”的著作。有些先辈中国学者总觉得中国经典博大精深、文字古奥曲折，决不是外国人所通晓的。在他们看来，外国人出于好奇心而研治中国学问，大概像张骞初至西域，不能得月氏的要领。章炳麟便曾流露出这一倾向，虽然他评论孔子、儒学仍不免受到远藤隆吉、白河次郎等人的影响。这一心态在当年自不是全无根据，但也未可过甚其词。王国维与日本林浩卿博士往复讨论《洛诰》中“裸”字之义，即可见一斑。如果说日本早有中国经史研究的传统，因此才能产生少数杰出的人物，那么我们还应该想到欧洲许多第一流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和瑞典的高本汉，德国的卫礼贤、福兰阁等。尤其是伯希和与高本汉两位，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学”的发展曾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这样看来，我们没有坚强的理由把“汉学”看作“化外”的边缘事物，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应该记得，在1930年代的北平，中国第一流学人如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便曾严肃地讨论过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汉学”的中心当时是在巴黎呢，还是日本京都呢?什么时候才能搬回中国北平呢?这个问题似乎在今天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如果说，在19世纪中国人的学问依然自成系统，与域外的“汉学”截然异趣，那么在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已完全改变了。而且即使是在19世纪，英人礼雅格(James Legge)得王韬之助，将儒家主要经典译注成英文，便是世界汉学史上一大事因缘。1875年陈其元从香港的《华字日报》上看到这条新闻，大为兴奋。他因礼雅格竟能“研究马、郑、程、朱之学，用夏变夷”，便毫不迟疑地称其为“豪杰之士”。可见“汉学”即在彼时也未能一律视为“化外”。自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的“整理国故”运动以来，中国原有经、史、子、集四部系统已全面崩解，代之而起的正是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从此，中国的“国学”和域外的“汉学”在实质上更难分疆划界，唯一可实指的差异只剩下发表论著时所使用的语文了。近几十年来就我阅读所及的范围而言，当时竟不免发生一个非常奇异的感觉：即有些中国学人以汉文写成的“国学”著作好像是十足的“汉学”成品，而有些外国人以“非汉语”发表的“汉学”成绩反而体现了中国“国学”的风格。这就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反思了。
20世纪下半叶，主要由于美国所投注的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汉学”发展的重心已明显地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更由于涵盖面的年限扩大和时代性的包罗古今，美国学人嫌“汉学”之名过于陈旧，主张用“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来代替它。在1960年代中期，“汉学”这个名词的本身曾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体上说，今天美国学人已很少用“Sinology”这个字了。即使在欧洲，“中国研究”也已有取代“汉学”的迹象。
名词之争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之为“汉学”，那么“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学术和知识不分国界，这一原则今天也同样适用于一切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1930年陈寅恪先生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曾提“预流”与“未入流”之说。他认定“敦煌学”是当时“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人必须急起直追。今天的“新潮流”则已扩大到中国研究的每一角落，不能再以“敦煌学”为限。域外的“汉学”已取代了当年“敦煌学”的位置。所以中国学者即使研究自己的“国学”也有“预流”或“未入流”的问题。以我稍有所知的中国史学而言，倘在选定专题研究之前不查清汉学界有关该题目的主要文献，我是不敢贸然决定的。万一在研究工作完成以后发现别人已先我为之，并且比我做得更好，那么我的时间和努力岂不完全浪费了?
我很高兴看到今天中国本土的学人已开始注意到域外“汉学”的相关性，虽然这一相关性目前还未能在学术论著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改变中国学人长期以来对于域外“汉学”的先入之见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办得到的。但有系统地撰述汉学史不失为一个最有效的始点。这一新风气最近似乎已在中国大陆上掀起了，这是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今年我所收到的作者赠本便有张国刚先生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和张静河先生的《瑞典汉学史》两种，都是作者亲自在德国和瑞典深入考察访问后，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专著。这两部书都翔实可信，贡献不小。
旅日多年的京都静源(刘正)先生，英年好学，研究的规模尤为宏大。他最近发奋写成了一部包罗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史。这样一部通论性质的基础研究史，更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所迫切需要的。我虽然还没有机会读到全稿，但从目录中看见他将汉学研究分系在“儒家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两大系统之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见解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设想。
我希望京都静源(刘正)先生此书出版后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回响。故略道平素所感，以当介绍。是为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
1997年8月26日
语言的特质之一是“约定俗成”，中国自《荀子·正名》篇起，西方从柏拉图Cratylus篇起，早已揭出此义。所以我们不妨承认“汉学”即是“Sinology”的译语，不必再细加辨析。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却是我们无法完全回避的：中国以外的“汉学”和中国学人在同一领域中所发表的汉文论著究竟是属于同类的呢，还是异质的呢?据我几十年来体验，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多数中国学人，主要由于语文的隔阂，往往不免以异样的眼光看待所谓“汉学”的著作。有些先辈中国学者总觉得中国经典博大精深、文字古奥曲折，决不是外国人所通晓的。在他们看来，外国人出于好奇心而研治中国学问，大概像张骞初至西域，不能得月氏的要领。章炳麟便曾流露出这一倾向，虽然他评论孔子、儒学仍不免受到远藤隆吉、白河次郎等人的影响。这一心态在当年自不是全无根据，但也未可过甚其词。王国维与日本林浩卿博士往复讨论《洛诰》中“裸”字之义，即可见一斑。如果说日本早有中国经史研究的传统，因此才能产生少数杰出的人物，那么我们还应该想到欧洲许多第一流的汉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马伯乐和瑞典的高本汉，德国的卫礼贤、福兰阁等。尤其是伯希和与高本汉两位，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学”的发展曾发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这样看来，我们没有坚强的理由把“汉学”看作“化外”的边缘事物，在若有若无之间。我们应该记得，在1930年代的北平，中国第一流学人如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便曾严肃地讨论过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汉学”的中心当时是在巴黎呢，还是日本京都呢?什么时候才能搬回中国北平呢?这个问题似乎在今天还没有确定的答案。
如果说，在19世纪中国人的学问依然自成系统，与域外的“汉学”截然异趣，那么在进入20世纪之后，情况已完全改变了。而且即使是在19世纪，英人礼雅格(James Legge)得王韬之助，将儒家主要经典译注成英文，便是世界汉学史上一大事因缘。1875年陈其元从香港的《华字日报》上看到这条新闻，大为兴奋。他因礼雅格竟能“研究马、郑、程、朱之学，用夏变夷”，便毫不迟疑地称其为“豪杰之士”。可见“汉学”即在彼时也未能一律视为“化外”。自20世纪初，特别是“五四”的“整理国故”运动以来，中国原有经、史、子、集四部系统已全面崩解，代之而起的正是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从此，中国的“国学”和域外的“汉学”在实质上更难分疆划界，唯一可实指的差异只剩下发表论著时所使用的语文了。近几十年来就我阅读所及的范围而言，当时竟不免发生一个非常奇异的感觉：即有些中国学人以汉文写成的“国学”著作好像是十足的“汉学”成品，而有些外国人以“非汉语”发表的“汉学”成绩反而体现了中国“国学”的风格。这就更不能不激起我们的反思了。
20世纪下半叶，主要由于美国所投注的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汉学”发展的重心已明显地从欧洲转移到北美。更由于涵盖面的年限扩大和时代性的包罗古今，美国学人嫌“汉学”之名过于陈旧，主张用“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来代替它。在1960年代中期，“汉学”这个名词的本身曾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体上说，今天美国学人已很少用“Sinology”这个字了。即使在欧洲，“中国研究”也已有取代“汉学”的迹象。
名词之争的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问世。如果我们继续把这些成果都称之为“汉学”，那么“汉学”与中国本土的“国学”已经连成一体，再也分不开了。学术和知识不分国界，这一原则今天也同样适用于一切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1930年陈寅恪先生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曾提“预流”与“未入流”之说。他认定“敦煌学”是当时“学术之新潮流”，中国学人必须急起直追。今天的“新潮流”则已扩大到中国研究的每一角落，不能再以“敦煌学”为限。域外的“汉学”已取代了当年“敦煌学”的位置。所以中国学者即使研究自己的“国学”也有“预流”或“未入流”的问题。以我稍有所知的中国史学而言，倘在选定专题研究之前不查清汉学界有关该题目的主要文献，我是不敢贸然决定的。万一在研究工作完成以后发现别人已先我为之，并且比我做得更好，那么我的时间和努力岂不完全浪费了?
我很高兴看到今天中国本土的学人已开始注意到域外“汉学”的相关性，虽然这一相关性目前还未能在学术论著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改变中国学人长期以来对于域外“汉学”的先入之见并不是一朝一夕便能办得到的。但有系统地撰述汉学史不失为一个最有效的始点。这一新风气最近似乎已在中国大陆上掀起了，这是最使我感到欣慰的。今年我所收到的作者赠本便有张国刚先生的《德国的汉学研究》和张静河先生的《瑞典汉学史》两种，都是作者亲自在德国和瑞典深入考察访问后，根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专著。这两部书都翔实可信，贡献不小。
旅日多年的京都静源(刘正)先生，英年好学，研究的规模尤为宏大。他最近发奋写成了一部包罗东西方各国的汉学研究史。这样一部通论性质的基础研究史，更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所迫切需要的。我虽然还没有机会读到全稿，但从目录中看见他将汉学研究分系在“儒家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两大系统之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见解而又符合历史实际的设想。
我希望京都静源(刘正)先生此书出版后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回响。故略道平素所感，以当介绍。是为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
1997年8月26日
[本帖由 艳遇一生 于 2008-09-07 05:19 PM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