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
中国传统的读书法，讲得最亲切有昧的无过于朱熹。《朱子语类》中
有《总论为学之方》一卷和《读书法》两卷，我希望读者肯花点时间去
读一读，对于怎样进入中国旧学间的世界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朱子不但
现身说法，而且也总结了荀子以来的读书经验，最能为我们指点门迳。
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中国的旧方法，和今天西方的新方法相比早已落
伍了。我曾经比较过朱子读书法和今天西方所谓“诠释学”的异同，发
现彼此相通之处甚多。“诠释学”所分析的各种层次，大致都可以在朱
子的《语类》和《文集》中找得到。
古今中外论读书，大致都不外专精和博览两途。
“专精”是指对古代经典之作必须下基础工夫。古代经典很多，今
天已不能人人尽读。像清代戴震，不但十三经本文全能背诵，而且“注”
也能背涌，只有“疏”不尽记得，这种工夫今天已不可能。因为我们的
知识范围扩大了无数倍，无法集中在几部经、史上面。但是我们若有志
治中国学问，还是要选几部经典，反覆阅读，虽不必记诵，至少要熟。
近人余嘉锡在他的《四库提要辩证》的序录中说：“董遏谓读书百遍，
而义自见，固是不易之论。百遍纵或未能，三复必不可少。”至少我们
必须在自己想进行专门研究的范围之内，作这样的努力。经典作品大致
都已经过古人和今人的一再整理，我们早已比古人占许多便宜了。不但
中国传统如此，西方现代的人文研究也还是如此。从前芝加哥大学有
“伟大的典籍”（GreatBooks）的课程，也是要学生精熟若干经典。
近来虽稍松弛，但仍有人提倡精读柏拉图的《理想国》之类的作品。
精读的书给我们建立了作学问的基地；有了基地，我们才能扩展，
这就是博览了。博览也须要有重点，不是漫无目的的乱翻。现代是知识
爆炸的时代，古人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已不合时宜了。所以
我们必须配合着自己专业去逐步扩大知识的范围。这里需要训练自己的
判断能力：哪些学科和自己的专业相关？在相关各科之中，我们又怎样
建立一个循序发展的计划？各相关学科之中又有哪些书是属于“必读”
的一类？这些问题我们可请教师友，也可以从现代人的著作中找到线索。
这是现代大学制度给我们的特殊便利。博览之书虽不必“三复”，但也
还是要择其精者作有系统的阅读，至少要一字不遗细读一遍。稍稍熟悉
之后，才能“快读”、“跳读”。朱子曾说过：读书先要花十分气力才
能毕一书，第二本书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后越来越省力，
也越来越快。这是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程，无论专精和
博览都无例外。
读书要“虚心”，这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不二法门。
朱子说得好：“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呆人相似，崖
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然晓得。”
这似乎是最笨的方法，但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我劝青年朋友们暂且不要
信今天从西方搬来的许多意见，说甚么我们的脑子已不是一张白纸，我们
必然带着许多“先入之见”来读古人的书，“客观”是不可能的等等昏话。
正因为我们有主观，我们读书时才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来求”客观的了解”。
事实证明：不同主观的人，只要 “虚心”读书，则也未尝不能彼此印证而
相悦以解。如果“虚心”是不可能的，读书的结果只不过各人加强已有的
“主观”，那又何必读书呢？
“虚”和“谦”是分不开的。我们读经典之作，甚至一般有学术价值的
今人之作，总要先存一点谦逊的心理，不能一开始便狂妄自大。这是今天许
多中国读书人常犯的一种通病，尤以治中国学问的人为甚。他们往往“尊西
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这是邓实在1904年说的话），凭着平时所得的
一点西方观念，对中国古籍横加“批判”，他们不是读书，而是像高高在上
的法宫，把中国书籍当作囚犯一样来审问、逼供。如果有人认为这是“创造”
的表现，我想他大可不必浪费时间去读中国书。倒不如像鲁迅所说的“中国
书一本也不必读，要读便读外国书”，反而更干脆。不过读外国书也还是要
谦逊，也还是不能狂妄自大。
古人当然是可以“批判”的，古书也不是没有漏洞。朱子说：“看文
字，且信本句，不添字，那里原有缺缝，如合子相似，自家去抉开，不是
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读书得见书中的
“缺缝”，已是有相当程度以后的事，不是初学便能达得到的境界。“硬去
凿”、“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却恰恰是今天中国知识界最常见的病状。
有志治中国学问的人应该好好记取朱子这几句话。
今天读中国古书确有一层新的困难，是古人没有的：我们从小受教育，
已浸润在现代（主要是西方）的概念之中。例如原有的经、史、子、集的
旧分类（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标准）早已为新的（也就是西方的）
学科分类所取代。人类的文化和思想在大端上本多相通的地方（否则文化之
间的互相了解便不可能了），因此有些西方概念可以很自然地引入中国学
术传统之中，化旧成新。但有些则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特有的概念，在中国
找不到相当的东西；更有许多中国文化中的特殊的观念，在西方也完全不见
踪迹。我们今天读中国书最怕的是把西方的观念来穿凿附会，其结果是非驴
非马，制造笑柄。
我希望青年朋友有志于读古书的，最好是尽量先从中国旧传统中去求
了解，不要急于用西方观念作新解。中西会通是成学之后，有了把握，才
能尝试的事。即使你同时读《论语》和柏拉图的对话，也只能分别去了解
其在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相传旧义，不能马上想、“合二为一”。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
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
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
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
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是每一个真正读书人所必须力求达到的最高
阶段。读书的第一义是尽量求得客观的认识，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创造
力”，能“发前人所未发”。其实今天中文世界里的有些“新见解“，戳
穿了不过是捡来一两个外国新名词在那里乱翻花样，不但在中国书中缺乏
根据，而且也不合西方原文的脉络。
中国自唐代韩愈以来，便主张“读书必先识字”。中国文字表面上古
今不异，但两三千年演变下来，同一名词已有各时代的不同涵义，所以没
有训话的基础知识，是看不懂古书的。西方书也是一样。不精通德文、法
文而从第二手的英文著作中得来的有关欧洲大陆的思想观念，是完全不可
靠的。
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
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
“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
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份子兴风
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
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
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美国是一个市场取向的社会，不变点新花样、新产品，便没有销路。
学术界受此影响，因此也往往在旧东西上动点手脚，当作新创造品来推销，
尤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然。不过大体而言，美国学术界还能维持一种实学的
传统，不为新推销术所动。今年5月底，我到哈佛大学参加了一次审查中国
现代史长期聘任的专案会议。其中有一位候选者首先被历史系除名，不加考
虑。因为据昕过演讲的教授报告，这位候选者在一小时之内用了一百二十次
以上“discourse”这个流行名词。哈佛历史系的人断定这位学人太过浅薄，
是不能指导研究生作切实的文献研究的。我昕了这番话，感触很深，觉得西
方史学界毕竟还有严格的水准。他们还是要求研究生平平实实地去读书的。
这其实也是中国自古相传的读书传统，一直到30年代都保持未变。据
我所知，日本汉学界大致也还维持着这一朴实的作风。我在美国三十多年
中，曾看见了无数次所谓“新思潮”的兴起和衰灭，真是“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楼塌了”。我希望中国知识界至少有少数“读书种子”，能维持着
认真读中国书的传统，彻底克服殖民地的心理。至于大多数人将为时代
风气席卷而去，大概已是无可奈何的事。
但是我决不是要提倡任何狭隘的“中国本土”的观点，盲目排外和
盲目崇外都是不正常的心态。只有温故才能知新，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旧
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颠扑不破的关于读书的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