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6日电 据美国《世界日报》援引当地媒体报道，由于对人文科学研究的杰出成就，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与美国历史学家富兰克林(JohnHopeFranklin)共同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今年颁发的，相当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的约翰.克鲁奇奖，两人将分享一百万元的奖金。
今年的克鲁奇奖将于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宣布。美国国会图书馆表示，76岁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与汉学研究的荣誉教授余英时，是“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他研究从儒家思想到现代的思想史。余英时在普林斯顿住宅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把宗教与世俗关怀结合起来。他说：“与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他们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余英时最近的著作是关于宋代儒家学者朱熹的研究，他把朱熹与阿奎纳斯进行比较。与余英时同获该奖项的是今年91岁的富兰克林，他是杜克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是美国最早研究非裔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国会图书馆指出，富兰克林的研究显示，“非裔是塑造他们自己以及美国的历史的积极角色”。
亿万富翁克鲁奇(JohnKluge)于2000年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款7300万元，以建立一个学者中心及其它学术计划，包括现在的一百万元克鲁奇奖。该奖项专门颁给诺贝尔奖遗漏的领域，如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等。
资料概言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生于中国天津，祖籍安徽潜山。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之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正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主要著作有《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一、整体：
余英时的学识则成就于上世纪50年代海外飘零的环境，形格势禁，余氏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砌及方面的博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
余英时的文字也可以分作三个层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切近现实政治的时论。只是其时论大陆读者难得一见。在通读余着之后，我发现了余英时事实上一直处在另一种发展性的状态，至少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余英时首先发展了钱穆，然后发展了陈寅恪，并试图比较性地发展马克斯•韦伯。我甚至认为，因为有余先生的存在，汉语历史的本体研究才得以保存，他在异国他乡的研究，几乎成为国学的火种。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被归入“新儒家”是不应该有什么异议的，而他也正是以这样的身份进入我们的视野。
二、与胡适：
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论胡的新旧著作俯拾尽是，但最重要、最值得优先阅读者，我以为要数海外唐德刚、余英时两家。
三、与安徽：
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余英时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包括史学方面的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方面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思想方面的梁漱溟、陈独秀；但着墨最多者，则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三人，尤以陈、胡二氏更多。有论者指出，古徽州地区近千年产生了三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大的学术巨子：朱熹，宋明理学的中心人物；戴震，清代朴学的代表；胡适，现代新文化、新学术的第一人。我忽然想到，余英时对以上三位古徽州的思想巨擘恰巧都有专着，分别是：《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重寻胡适历程》。余氏籍贯安庆潜山，虽非徽州人，但也是皖南的近邻。他是有意识地在学术上表彰乡贤吗？也许不尽然，这三部著作都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也许这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偶然，但这是一个何等完满的偶然啊。 徽州一隅曾以徽商独领中国商业风骚，经济繁荣更促进文化昌盛，故明清以来安徽籍学者特多，著述亦伙。据近人孙雨航《近四百年来安徽学人录》着录，自明朝嘉靖以迄近代，有学术专着流传者即有三百余人之众。故戴震、胡适、余英时的成长，绝非偶然的孤峰突出。 可惜，时世移异，人事代谢，古徽州早已辉煌不再。胡适之墓木已拱，余英时年过古稀，我想，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四、内地成名
2004年，继“钱穆热”之后，中国读书界兴起了“余英时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相继出版了多种余英时著作。余英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负有盛名，近年在中国某些文化人中间也颇有名声，这名声主要来自他评介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
五、人文诺贝尔奖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一个奖项，对象是在人文研究范畴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的学者，由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资助，于2003年设立。克鲁格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
获奖人
2003年：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
2004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与法国哲学家里克尔
2005年：从缺
200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与美国非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
六、与国学
在这里，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主导着学术的发展。所谓偶然，第一层面的含义当指余英时恰好遇到了钱穆这样的大师。有一种观点，传统国学经过王国维，到钱穆这一代人手上，发展到顶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学术的政治气氛开始弥漫，学术独立研究消退。余英时在这个时候来到钱穆身边，应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趟班车；第二层面的含义是，余英时在一个意外的状态下，全面考证了陈寅恪，现在看来，陈寅恪再一次提升了余英时的独立风范和国学趣味；最后一层意义则是说，如果余仅仅在汉语体系框架内沿着钱穆和陈寅恪的体系延伸，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游历，没有更宽阔视野的学术比较，他极有可能会被浮躁的风气淹没，同时也被浅显的启蒙思潮所遮蔽。
七、经济学与宗教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开发中国文化矿藏，寻觅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因，在学术界发大音响。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他的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余英时试用韦伯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宗教理论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是什么。他承认自己提出的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他也生怕所从事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的理论，但又说尽管已经历史所用的方法相同，但只要结论不同，就可以避免这个倾向。余英时研究的结果，中国传统宗教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而韦伯则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竭力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今年的克鲁奇奖将于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正式宣布。美国国会图书馆表示，76岁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与汉学研究的荣誉教授余英时，是“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他研究从儒家思想到现代的思想史。余英时在普林斯顿住宅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把宗教与世俗关怀结合起来。他说：“与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他们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余英时最近的著作是关于宋代儒家学者朱熹的研究，他把朱熹与阿奎纳斯进行比较。与余英时同获该奖项的是今年91岁的富兰克林，他是杜克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是美国最早研究非裔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的著名历史学家之一。国会图书馆指出，富兰克林的研究显示，“非裔是塑造他们自己以及美国的历史的积极角色”。
亿万富翁克鲁奇(JohnKluge)于2000年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捐款7300万元，以建立一个学者中心及其它学术计划，包括现在的一百万元克鲁奇奖。该奖项专门颁给诺贝尔奖遗漏的领域，如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等。
资料概言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生于中国天津，祖籍安徽潜山。燕京大学肄业，香港新亚书院第一届毕业生，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取得历史学之哲学博士学位。历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正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主要著作有《历史与思想》《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一、整体：
余英时的学识则成就于上世纪50年代海外飘零的环境，形格势禁，余氏兼具学院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之长，其治学不以文献的堆砌及方面的博杂取胜，而以历史的通观及分析的精辟见长，识见之通达，观察之犀利，表达之明晰，在在有胡适遗风。
余英时的文字也可以分作三个层面：专业的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的思想文化评论、切近现实政治的时论。只是其时论大陆读者难得一见。在通读余着之后，我发现了余英时事实上一直处在另一种发展性的状态，至少在我看来，到目前为止，余英时首先发展了钱穆，然后发展了陈寅恪，并试图比较性地发展马克斯•韦伯。我甚至认为，因为有余先生的存在，汉语历史的本体研究才得以保存，他在异国他乡的研究，几乎成为国学的火种。作为钱穆先生的弟子，余英时被归入“新儒家”是不应该有什么异议的，而他也正是以这样的身份进入我们的视野。
二、与胡适：
近十数年以来，胡适在大陆已成显学，论胡的新旧著作俯拾尽是，但最重要、最值得优先阅读者，我以为要数海外唐德刚、余英时两家。
三、与安徽：
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余英时评论过不少现代文化名流，包括史学方面的顾颉刚、洪业、郭沫若，文学方面的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钱钟书，思想方面的梁漱溟、陈独秀；但着墨最多者，则是陈寅恪、胡适及钱穆三人，尤以陈、胡二氏更多。有论者指出，古徽州地区近千年产生了三位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大的学术巨子：朱熹，宋明理学的中心人物；戴震，清代朴学的代表；胡适，现代新文化、新学术的第一人。我忽然想到，余英时对以上三位古徽州的思想巨擘恰巧都有专着，分别是：《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重寻胡适历程》。余氏籍贯安庆潜山，虽非徽州人，但也是皖南的近邻。他是有意识地在学术上表彰乡贤吗？也许不尽然，这三部著作都仍属于他的专业范围。也许这只是他学术生命中的偶然，但这是一个何等完满的偶然啊。 徽州一隅曾以徽商独领中国商业风骚，经济繁荣更促进文化昌盛，故明清以来安徽籍学者特多，著述亦伙。据近人孙雨航《近四百年来安徽学人录》着录，自明朝嘉靖以迄近代，有学术专着流传者即有三百余人之众。故戴震、胡适、余英时的成长，绝非偶然的孤峰突出。 可惜，时世移异，人事代谢，古徽州早已辉煌不再。胡适之墓木已拱，余英时年过古稀，我想，像他们那样的皖籍学人，恐怕今后再也不会出现了。
四、内地成名
2004年，继“钱穆热”之后，中国读书界兴起了“余英时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相继出版了多种余英时著作。余英时，作为中国历史研究专家，在国外特别是美国负有盛名，近年在中国某些文化人中间也颇有名声，这名声主要来自他评介陈寅恪和批评郭沫若。
五、人文诺贝尔奖
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一个奖项，对象是在人文研究范畴做出重大和深远的贡献的学者，由电视大亨约翰•克鲁格资助，于2003年设立。克鲁格奖授奖对象不分国籍和语言。
获奖人
2003年：波兰哲学家科拉柯夫斯基
2004年：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帕利坎与法国哲学家里克尔
2005年：从缺
2006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与美国非裔历史学家约翰•霍普•弗兰克林
六、与国学
在这里，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主导着学术的发展。所谓偶然，第一层面的含义当指余英时恰好遇到了钱穆这样的大师。有一种观点，传统国学经过王国维，到钱穆这一代人手上，发展到顶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学术的政治气氛开始弥漫，学术独立研究消退。余英时在这个时候来到钱穆身边，应该说是赶上了最后一趟班车；第二层面的含义是，余英时在一个意外的状态下，全面考证了陈寅恪，现在看来，陈寅恪再一次提升了余英时的独立风范和国学趣味；最后一层意义则是说，如果余仅仅在汉语体系框架内沿着钱穆和陈寅恪的体系延伸，没有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游历，没有更宽阔视野的学术比较，他极有可能会被浮躁的风气淹没，同时也被浅显的启蒙思潮所遮蔽。
七、经济学与宗教
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提出一个“韦伯式的问题”，开发中国文化矿藏，寻觅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伦理原因，在学术界发大音响。他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于他的名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余英时试用韦伯观点对中国历史做新的分析。他想追问的是：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传统宗教理论对中国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影响，具体内容又是什么。他承认自己提出的是一个“韦伯式的问题”。他也生怕所从事的研究是在套用西方的理论，但又说尽管已经历史所用的方法相同，但只要结论不同，就可以避免这个倾向。余英时研究的结果，中国传统宗教对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而韦伯则在他有关中国文化的论述中竭力说明：中国传统宗教与文化无法导引出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
[本帖由 admin 于 2006-11-19 06:36 PM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