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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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02-17 文章来源：作者发布 文章作者：默庵
目前比较集中的对陈寅恪晚年诗文作出释证的是《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一书。粗粗翻阅此书难免会感到几丝疑惑，几许奇怪，觉得此书不大合一般出书的常例。书的作者署名“冯衣北”。但纵览全书，被商榷的余英时的文章所占比重却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文字。
在书的内容简介中编者说明：“为着便于读者统观全貌，书后附录了余英时的有关文章”。仔细翻看，发现作者的正文加“序”和“跋”仅排印了53页，单独成书刊行，内容似乎单薄了些。相反余英时的五篇文章足够单独成书。这不免使我感到不是余英时附录于冯衣北，反倒是冯衣北搭乘了余英时的便车。
《晚年》收冯衣北两篇文章：《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和《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附录余英时文五篇：《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古典与今典之间》、《“弦箭文章那日休？”》。
双方的论辩焦点集中在陈寅恪的晚年心境。论辩中双方均以释证陈寅恪晚年诗文为立说之依据。而陈寅恪晚年心境成为论辩的焦点，当归因于冯衣北的驳诘。
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中，论述了四方面的问题。即陈寅恪“学术上的四根支住”“思想倾向在现代中国的典型意义”、“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以及“晚年心境”。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理解是建基于对其学术研究、史学精神、思想取向的理解之上的。而冯衣北的驳诘却忽略或是回避了后者，而只将笔墨集中于“晚年心境”。
以我的浅见，正是这一忽略或回避使其驳诘难免使人感到有些软弱无力。
这场论辩，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称之为：“历史中的陈寅恪再次被笼罩在极强的政治光环下”。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只为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命运孜孜不倦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纯粹学术研究的陈寅恪，即使在辞世多年后，依然难免政治的牵涉，这不能不令人感慨而无言。
余英时在《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中申说自己的立场：“冯先生的文章基本上是为了表示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而写的。所以我也首先愿意说明一下我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我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和历史的。所以我始终只说陈先生是广义的‘文化遗民’，而非狭义的‘政治遗民’”。
客观的说余英时的研究，从其方法和内在理路而言是无可诘难的，甚至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由于其出身的背景以及对国内现实政治所持的批判态度（余英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先后任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谈及国内政治时，他多用“极权政治”的概念）使其在论述中对现实政治因素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这种关注或多或少的扭曲了他的“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这就使其结论难免带上了几分政治的色彩。或者至少是“从表面上看，我的《晚年心境》一文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
余英时言：“但是我的结论是从实际研究陈先生的诗文中获得的。老实说，这个结论的获得在我自己也是非常意外的。在研究之前，我不过感到陈先生是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拒斥马列主义而已”。那么余英时缘何会得出令自己也感到意外的结论呢？我认为其根源就在于他将陈寅恪晚年诗文所反映的心境完全视为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反映。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其又言：“我决不反对现在的政权……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由此可见，陈寅恪拒斥马列主义是出于文化的而非政治的理由。这一点余英时开始的感觉是不错的。
吴宓在日记也记载着：“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
1951年，陈寅恪撰写《论韩愈》一文，分六门以证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
“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论韩愈》一文向来被视为陈寅恪的文化宣言。而马克思主义不也是西方学说，外来文化吗？
作为一名学者，陈寅恪倾毕生精力于中古史及颂红妆之研究。其目的就在于于史实中求史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衍与发展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他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是从中国文化和学术自由的立场上出发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更多的是体现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他的学术著作一直是与他自己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同其呼吸的”）而不是对现实政治的直接批判。遍查陈寅恪的著作，政论性的文字可谓全无一字。
政治于学术研究固然不无影响，自然对陈寅恪的心境也不会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将陈寅恪晚年诗文中所蕴籍的心境完全视为对政治的反映则未免有些牵强。余英时文在一些细节处之所以会令人有牵强之感，其根源即在于此。
冯衣北虽然看到了余英时的牵强，但由于其回避了余英时所阐述的另外三个问题，因此也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言：“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力，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可见陈寅恪于学术研究、文化建设方面，视社会风气之淳正特别是“士”之气节之为重。
在生命的最后20年，陈寅恪倾全副心血撰写《论再生缘》及《柳如是别传》。吴宓日记中载：“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陈寅恪之深意即在于“贬斥势力，尊崇气节”。以匡时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可惜先生之著作虽存，而时代之淳正却尚远。
晚年陈寅恪与其说关注现实政治之情状，毋宁说更关注于“士”之气节，关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学术研究。盖现实政治自有其客观存在，而“士”之气节，学术研究之精神取向则可谓：“我欲仁，斯仁至亦”。
从论述的理路讲，余英时虽然是从文化角度入手，但是却认为陈寅恪“晚年的诗文也必然反映政治社会的现实”，从而“实在无法相信他在最后二十年中再也不写诗批评现实政治了，他的学术著作再也不反映他对时代问题的关切了”，最后落脚在对政治的批评。尽管余英时自称：“我所持的不是政治的观点。如果我要批评中共，我尽可公开的、正面的发言，用不着借陈先生来‘含沙射影’”。余英时显然将对时代问题的关切、对政治社会现实的反映简单的等同于了对现实政治的批评。
事实上作为一名学者，一名纯粹的学人，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主要是间接的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而非直接的批评。我们很难相信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的陈寅恪会在晚年对批评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苦心孤诣，写下大量的诗文留于后人释证。吴宓日记中也载：“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
以我的愚见，较之于对现实政治的批评，陈寅恪晚年更为关注的是创立学术研究的典范。在无法奖掖后进的情况下就埋首著述，期望以著作传衍其学。批评政治，以陈寅恪的睿智，恐怕会不无于事无补之感。因而也就自然非其兴趣所在。
冯衣北诘难余英时“口头上宣称超越政治，实际却处处着眼于政治”不无一定道理。只是其驳诘并未抓住余英时的内在理路，反而纠缠于具体诗文的释证，因而即使伤其枝叶，亦无损其筋骨。相反在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把握上，在驳诘余英时“处处着眼于政治”的同时，自己也在“处处着眼于政治”，且又仅就陈寅恪晚年心境论其晚年心境。其为说反不如余英时从文化观点入手来的深刻。
陈寅恪毕生以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的走向和命运。对于现实政治，虽然其不无深邃的洞见和一己之态度，但并无多大批评的兴趣。毕竟于政治之外，学术自有其独立的生命与价值。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如陈寅恪般不关涉实际政治者少之又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文研究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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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5-02-17 文章来源：作者发布 文章作者：默庵
目前比较集中的对陈寅恪晚年诗文作出释证的是《陈寅恪晚年诗文及其他——与余英时先生商榷》一书。粗粗翻阅此书难免会感到几丝疑惑，几许奇怪，觉得此书不大合一般出书的常例。书的作者署名“冯衣北”。但纵览全书，被商榷的余英时的文章所占比重却远远超过了作者的文字。
在书的内容简介中编者说明：“为着便于读者统观全貌，书后附录了余英时的有关文章”。仔细翻看，发现作者的正文加“序”和“跋”仅排印了53页，单独成书刊行，内容似乎单薄了些。相反余英时的五篇文章足够单独成书。这不免使我感到不是余英时附录于冯衣北，反倒是冯衣北搭乘了余英时的便车。
《晚年》收冯衣北两篇文章：《也谈陈寅恪先生的晚年心境》和《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附录余英时文五篇：《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古典与今典之间》、《“弦箭文章那日休？”》。
双方的论辩焦点集中在陈寅恪的晚年心境。论辩中双方均以释证陈寅恪晚年诗文为立说之依据。而陈寅恪晚年心境成为论辩的焦点，当归因于冯衣北的驳诘。
余英时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中，论述了四方面的问题。即陈寅恪“学术上的四根支住”“思想倾向在现代中国的典型意义”、“通古今之变的史学精神”以及“晚年心境”。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理解是建基于对其学术研究、史学精神、思想取向的理解之上的。而冯衣北的驳诘却忽略或是回避了后者，而只将笔墨集中于“晚年心境”。
以我的浅见，正是这一忽略或回避使其驳诘难免使人感到有些软弱无力。
这场论辩，陆健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称之为：“历史中的陈寅恪再次被笼罩在极强的政治光环下”。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只为中国文化的前途与命运孜孜不倦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纯粹学术研究的陈寅恪，即使在辞世多年后，依然难免政治的牵涉，这不能不令人感慨而无言。
余英时在《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中申说自己的立场：“冯先生的文章基本上是为了表示政治立场、观点和态度而写的。所以我也首先愿意说明一下我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我的立场、观点和态度不是政治的，而是文化和历史的。所以我始终只说陈先生是广义的‘文化遗民’，而非狭义的‘政治遗民’”。
客观的说余英时的研究，从其方法和内在理路而言是无可诘难的，甚至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但由于其出身的背景以及对国内现实政治所持的批判态度（余英时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先后任哈佛、耶鲁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谈及国内政治时，他多用“极权政治”的概念）使其在论述中对现实政治因素给予了过多的关注。这种关注或多或少的扭曲了他的“文化和历史”的研究。这就使其结论难免带上了几分政治的色彩。或者至少是“从表面上看，我的《晚年心境》一文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
余英时言：“但是我的结论是从实际研究陈先生的诗文中获得的。老实说，这个结论的获得在我自己也是非常意外的。在研究之前，我不过感到陈先生是从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拒斥马列主义而已”。那么余英时缘何会得出令自己也感到意外的结论呢？我认为其根源就在于他将陈寅恪晚年诗文所反映的心境完全视为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反映。
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其又言：“我决不反对现在的政权……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
由此可见，陈寅恪拒斥马列主义是出于文化的而非政治的理由。这一点余英时开始的感觉是不错的。
吴宓在日记也记载着：“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
1951年，陈寅恪撰写《论韩愈》一文，分六门以证明昌黎在唐代文化史上之特殊地位：
“一曰：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二曰：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三曰：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四曰：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五曰：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六曰：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论韩愈》一文向来被视为陈寅恪的文化宣言。而马克思主义不也是西方学说，外来文化吗？
作为一名学者，陈寅恪倾毕生精力于中古史及颂红妆之研究。其目的就在于于史实中求史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衍与发展提供以资借鉴的经验。他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是从中国文化和学术自由的立场上出发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更多的是体现在其学术研究中（也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他的学术著作一直是与他自己经历的各个历史阶段同其呼吸的”）而不是对现实政治的直接批判。遍查陈寅恪的著作，政论性的文字可谓全无一字。
政治于学术研究固然不无影响，自然对陈寅恪的心境也不会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将陈寅恪晚年诗文中所蕴籍的心境完全视为对政治的反映则未免有些牵强。余英时文在一些细节处之所以会令人有牵强之感，其根源即在于此。
冯衣北虽然看到了余英时的牵强，但由于其回避了余英时所阐述的另外三个问题，因此也只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言：“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力，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可见陈寅恪于学术研究、文化建设方面，视社会风气之淳正特别是“士”之气节之为重。
在生命的最后20年，陈寅恪倾全副心血撰写《论再生缘》及《柳如是别传》。吴宓日记中载：“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籍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陈寅恪之深意即在于“贬斥势力，尊崇气节”。以匡时代之浇漓，返之淳正。可惜先生之著作虽存，而时代之淳正却尚远。
晚年陈寅恪与其说关注现实政治之情状，毋宁说更关注于“士”之气节，关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学术研究。盖现实政治自有其客观存在，而“士”之气节，学术研究之精神取向则可谓：“我欲仁，斯仁至亦”。
从论述的理路讲，余英时虽然是从文化角度入手，但是却认为陈寅恪“晚年的诗文也必然反映政治社会的现实”，从而“实在无法相信他在最后二十年中再也不写诗批评现实政治了，他的学术著作再也不反映他对时代问题的关切了”，最后落脚在对政治的批评。尽管余英时自称：“我所持的不是政治的观点。如果我要批评中共，我尽可公开的、正面的发言，用不着借陈先生来‘含沙射影’”。余英时显然将对时代问题的关切、对政治社会现实的反映简单的等同于了对现实政治的批评。
事实上作为一名学者，一名纯粹的学人，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主要是间接的反映在其学术研究中而非直接的批评。我们很难相信一生与实际政治绝缘的陈寅恪会在晚年对批评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苦心孤诣，写下大量的诗文留于后人释证。吴宓日记中也载：“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
以我的愚见，较之于对现实政治的批评，陈寅恪晚年更为关注的是创立学术研究的典范。在无法奖掖后进的情况下就埋首著述，期望以著作传衍其学。批评政治，以陈寅恪的睿智，恐怕会不无于事无补之感。因而也就自然非其兴趣所在。
冯衣北诘难余英时“口头上宣称超越政治，实际却处处着眼于政治”不无一定道理。只是其驳诘并未抓住余英时的内在理路，反而纠缠于具体诗文的释证，因而即使伤其枝叶，亦无损其筋骨。相反在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把握上，在驳诘余英时“处处着眼于政治”的同时，自己也在“处处着眼于政治”，且又仅就陈寅恪晚年心境论其晚年心境。其为说反不如余英时从文化观点入手来的深刻。
陈寅恪毕生以自己的文化思想和学术研究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在未来的走向和命运。对于现实政治，虽然其不无深邃的洞见和一己之态度，但并无多大批评的兴趣。毕竟于政治之外，学术自有其独立的生命与价值。然而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中如陈寅恪般不关涉实际政治者少之又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文研究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