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追憶牟宗三先生》
昨天(四月十二日) 晚上﹐楊澤兄傳來訊息﹐牟宗三先生逝世了。前幾天我已在《中央日報》海外版讀到牟先生病重入醫院的一則報導﹐所以初聞牟先生的死訊並不覺得十分突然﹐但是悽愴之感襲來﹐久久不能自己。百忙中寫此短篇﹐姑以誌個人對他的懷念和敬意。
牟先生是當代新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他的逝世在二十世紀中國儒學史上劃下了一個清晰的階段 -- 一個「承先啟後」的階段。就「承先」方面說﹐牟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繼承了熊十力先生所開創的形上思辯的新途徑。但是他們並不是墨守師說﹐而是各有創造性的發展。熊先生出於中國舊傳統﹐故只能借佛學來闡發儒學﹐唐﹑牟二先生則深入西方哲學的堂奧﹐融匯中西之後﹐再用現代的語言和概念建構自己的系統。大體上說﹐唐先生近黑格爾﹐而牟先生則更重視康德。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又互有影響﹐在六十年代之前﹐至少外界的人還看不出他們之間的分別所在。我敢說﹐如果熊先生沒有這兩大弟子﹐他的哲學今天大概只有極少數的專門學者才略有知﹐而海外也不會有「新儒學」的興起了。唐﹑牟兩先生之於熊先生﹐ 正符合了禪宗所謂「智過其師﹐方堪傳授。」(此所謂「智過其師」並不是說「智力」超過老師﹐而是說在某些問題的理解方面突破了老師的範圍。讀者幸勿誤會。)
就「啟後」方面說﹐唐﹑牟兩先生的貢獻更大。他們當初分別在香港和台灣講學﹐造就了不少哲學後進。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牟先生和熊先生的另一高弟徐復觀先生都到了香港﹐而且稍後都集中在新亞書院﹐那一段期間可以說是新儒家極盛時代。記得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哈佛大學的史華慈教授訪問牛津大學後過香港小住﹐曾要我安排他和新儒家幾位先生晤談﹐並且特別提出想見見牟先生。事後他對我說: 你們新亞這個哲學團體是非常有特色的。我沒有參加這次集會﹐但我猜想牟先生的談論一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牟兩先生都有不少入室弟子。但一則唐先生去世太早(一九七八年) ﹐ 再則台灣學術文化的氣氛畢竟較香港濃厚﹐因此八十年代以來﹐牟先生門庭的盛況漸漸超過了唐先生﹐而且唐﹑牟兩先生晚年論學也出現了分歧。如果借用「一心開二門」的比喻﹐則熊十力先生創始的新儒家也開出了唐﹑牟二門。但是我並不認為「分」有什麼不好。明代王學分派在陽明生前已見端倪﹐現代學術更是在不斷分化中日益豐富起來的。所以新儒家「開二門」正是它具有內在生命力的表現。相反地﹐如果以表面的勉強統一掩飾思想上實質的分歧首先便通不過儒家傳統中「誠」的一關。但是新儒家雖有二門﹐其大方向仍然一致。這是有益無損的。
總之﹐無論就「承先」或「啟後」而言﹐牟宗三先生都取得了「智過其師」的卓越成就。關於牟先生在中國哲學上的貢獻﹐自有他的及門弟子和哲學界的同行去作適當的評估。我沒有發言的資格。下面我只想追憶一下和他交往中的幾個片段。
一九七三年秋季﹐我剛剛任事新亞書院﹐忽然收到牟先生一封親筆長信。我當然很詑異﹐因為我和牟先生還算是初識﹐而且私人間並無交往。但讀下去我才知道﹐這並不是一封私函﹐而是哲學系主任給新亞校方的公文。信中所談是一件小事。當時新亞書院剛從農圃道遷到沙田新址﹐哲學系所分配到的辦公室恰恰是在一個最不理想的地方。牟先生認為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亞總務處方面對哲學和中國文化完全不知尊重的表現。信中的語氣相當嚴重﹐並且連帶指出了哲學系為何受歧視的種種事跡。我當趕快請他前來﹐一同去察看實況﹐然後作了使他滿意的處理。這是我任職新亞最早的一件公事﹐也是我和牟先生之間唯一的一次公事交涉(一九七四年牟先生便退休了) ﹐所以至今還記得很清楚。據我所知﹐牟先生在新亞從不介意個人的名位﹑待遇。舉例來說﹐當時香港中文大學對教職員的房租津貼提很很高。不少人都因此依照津貼的最高額遷居到較為高級的寓所。但牟先生仍然住在農圃道附近一所據說是十分簡陋的房子裡﹐從沒有想到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但現在為哲學系的辦公室﹐他卻不惜全力抗爭。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牟先生似乎不免「小題大作」﹐顯得很「迂」。其實這正是孟子的「義利之辨」在那裡發生作用﹐他把哲學系辦公室看成了「道」的象徵。他可以完全不計較一己的得失﹐但卻不能讓「道」受到一絲一毫委屈。現代人往往指責儒家「公私不分」﹐牟先生此舉恰恰可以澄清這一普遍的誤解。儒家自有其「公」﹑「私」的分際﹔在這種基本原則上﹐舊儒家和新儒家之間根本便不存在異同的問題。
但是我在港的兩年間(一九七二 - 七五) ﹐和牟先生的交遊主要限於圍棋方面。他的棋力雖不甚高﹐但非常愛好此道。牟先生在哲學上極能深思﹐然而他下 棋則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隨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為了調劑他的哲學思考﹐所以超越勝負之念﹐其境界近乎蘇東坡所說的「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我授他四個子﹐下過很多盤﹐但他每次都是「可喜」﹐而不曾嘗過「欣然」的滋味。當時武俠小說大師查良鏞也是香港的一個大棋迷﹐和牟先生與我也都很相熟。他家中有棋會﹐總是約我和牟先生參加。每次都是我順道帶牟先生乘車同往﹐弈至深夜才盡興同返。一九七四年夏天﹐新亞書院出面邀請台灣的圍棋神童王銘琬(現在已是日本的九段高手) 來香港訪問。這是當年轟動香港圍棋界的一大盛事﹐電視與報章都爭相報導。這幾天之中﹐牟先生也特別興奮﹐幾乎無會不與。有一晚王銘琬在我的寓所下四人聯棋﹐牟先生和其他少數棋友旁觀﹐一直到深夜棋散﹐他才離去。
無論是枰上手談或是枰邊閒話﹐牟先生給我的印象都是率真和灑落﹐不帶半點矜持之態。事實上﹐棋侶在「游於藝」的聚會中﹐主客都已進入「坐忘」的境界。牟先生的藝術興趣很廣﹐從小說到京戲他都能欣賞。有一次在查良鏞先生家﹐棋罷清言﹐他曾評論過查先生的武俠小說。我還記得他特別稱許《鹿鼎記》的意境最高﹐遠在其他幾部膾炙人口的熱鬧作品之上。查先生許為知言。又有一次是新亞的春節聯歡會﹐有胡琴伴奏﹐他曾迫不及待地清唱了一段「打漁殺家」。後來我才發現他早年還寫過評論《紅樓夢》和《水滸傳》的文字。
我和牟先生相聚的時候﹐幾乎從來沒有談過任何嚴肅的問題。只有一次﹐已不記得是什麼場合﹐我們曾討論及新亞哲學系的未來。他忽然很鄭重地表示﹐他和唐先生都應該趕快站遠點﹐好讓下一代的人有機會發抒自己的思想。他回憶在北大追隨熊先生的時期﹐雖然已完全認同了熊先生的論學宗旨﹐卻不願亦步亦趨地跟著熊先生講《新唯識論》。相反地﹐他轉而去研究西方哲學﹐因此後來才能在不同的基礎上發揚師說。他並且用了一個比喻﹐說他和唐先生好像是兩棵大樹﹐這樹蔭太濃密﹐壓得樹下的草木都不能自由成長了。我只是聽他說﹐未便贊一詞。但我心裡則十分佩服他的識見明通。
對於牟先生的生平和家世﹐我一無所知。他是山東棲霞人﹔嘉慶時棲霞有牟庭(陌人) ﹐以考證見長﹐不知和他是不是一家。前幾年我偶然在《胡適的日記》中看到了一則有關牟先生的記載﹐多少透露了一點他在大學時代的學問路向。一九三一年春季胡適之先生重返北大授課﹐開了一門「中國中古思想史」﹐牟先生其時是哲學系二年級的學生﹐選修了這門課。胡先生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廿八日的中記錄了七十五個選修生的成績。牟先生的分數是八十分﹐但胡先生在分數後面加上了一條注語﹐說:「頗能想過一番﹐但甚迂」。這時牟先生似乎還沒有遇見熊十力先生﹐但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思想傳統的根本態度已與「五四」以來的潮流格格不入﹐這大概是胡先生「迂」之一字的根據。(「迂」不必是貶辭﹐司馬光即自號「迂叟」。) 不過胡先生能特別注意到他「頗能想過一番」﹐畢竟還算有眼力。牟先生的思力曲折幽深﹐在大學二年級時便已開始發用了。他後來和熊先生深相投契﹐實由其特具才性稟賦所促成﹐決不是偶然的。
如上所述﹐我和牟先生的交往甚疏﹐一九七五年以後便沒有機會再和他見面了。我雖不足以深知其學﹐但他的高潔的風格此時卻更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腦海。故追憶二三事如上﹐以當悼念。
(中國時報 一九九五年)
昨天(四月十二日) 晚上﹐楊澤兄傳來訊息﹐牟宗三先生逝世了。前幾天我已在《中央日報》海外版讀到牟先生病重入醫院的一則報導﹐所以初聞牟先生的死訊並不覺得十分突然﹐但是悽愴之感襲來﹐久久不能自己。百忙中寫此短篇﹐姑以誌個人對他的懷念和敬意。
牟先生是當代新儒家的最後一位大師﹐他的逝世在二十世紀中國儒學史上劃下了一個清晰的階段 -- 一個「承先啟後」的階段。就「承先」方面說﹐牟先生和唐君毅先生都繼承了熊十力先生所開創的形上思辯的新途徑。但是他們並不是墨守師說﹐而是各有創造性的發展。熊先生出於中國舊傳統﹐故只能借佛學來闡發儒學﹐唐﹑牟二先生則深入西方哲學的堂奧﹐融匯中西之後﹐再用現代的語言和概念建構自己的系統。大體上說﹐唐先生近黑格爾﹐而牟先生則更重視康德。但是他們彼此之間又互有影響﹐在六十年代之前﹐至少外界的人還看不出他們之間的分別所在。我敢說﹐如果熊先生沒有這兩大弟子﹐他的哲學今天大概只有極少數的專門學者才略有知﹐而海外也不會有「新儒學」的興起了。唐﹑牟兩先生之於熊先生﹐ 正符合了禪宗所謂「智過其師﹐方堪傳授。」(此所謂「智過其師」並不是說「智力」超過老師﹐而是說在某些問題的理解方面突破了老師的範圍。讀者幸勿誤會。)
就「啟後」方面說﹐唐﹑牟兩先生的貢獻更大。他們當初分別在香港和台灣講學﹐造就了不少哲學後進。從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牟先生和熊先生的另一高弟徐復觀先生都到了香港﹐而且稍後都集中在新亞書院﹐那一段期間可以說是新儒家極盛時代。記得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哈佛大學的史華慈教授訪問牛津大學後過香港小住﹐曾要我安排他和新儒家幾位先生晤談﹐並且特別提出想見見牟先生。事後他對我說: 你們新亞這個哲學團體是非常有特色的。我沒有參加這次集會﹐但我猜想牟先生的談論一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唐牟兩先生都有不少入室弟子。但一則唐先生去世太早(一九七八年) ﹐ 再則台灣學術文化的氣氛畢竟較香港濃厚﹐因此八十年代以來﹐牟先生門庭的盛況漸漸超過了唐先生﹐而且唐﹑牟兩先生晚年論學也出現了分歧。如果借用「一心開二門」的比喻﹐則熊十力先生創始的新儒家也開出了唐﹑牟二門。但是我並不認為「分」有什麼不好。明代王學分派在陽明生前已見端倪﹐現代學術更是在不斷分化中日益豐富起來的。所以新儒家「開二門」正是它具有內在生命力的表現。相反地﹐如果以表面的勉強統一掩飾思想上實質的分歧首先便通不過儒家傳統中「誠」的一關。但是新儒家雖有二門﹐其大方向仍然一致。這是有益無損的。
總之﹐無論就「承先」或「啟後」而言﹐牟宗三先生都取得了「智過其師」的卓越成就。關於牟先生在中國哲學上的貢獻﹐自有他的及門弟子和哲學界的同行去作適當的評估。我沒有發言的資格。下面我只想追憶一下和他交往中的幾個片段。
一九七三年秋季﹐我剛剛任事新亞書院﹐忽然收到牟先生一封親筆長信。我當然很詑異﹐因為我和牟先生還算是初識﹐而且私人間並無交往。但讀下去我才知道﹐這並不是一封私函﹐而是哲學系主任給新亞校方的公文。信中所談是一件小事。當時新亞書院剛從農圃道遷到沙田新址﹐哲學系所分配到的辦公室恰恰是在一個最不理想的地方。牟先生認為這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新亞總務處方面對哲學和中國文化完全不知尊重的表現。信中的語氣相當嚴重﹐並且連帶指出了哲學系為何受歧視的種種事跡。我當趕快請他前來﹐一同去察看實況﹐然後作了使他滿意的處理。這是我任職新亞最早的一件公事﹐也是我和牟先生之間唯一的一次公事交涉(一九七四年牟先生便退休了) ﹐所以至今還記得很清楚。據我所知﹐牟先生在新亞從不介意個人的名位﹑待遇。舉例來說﹐當時香港中文大學對教職員的房租津貼提很很高。不少人都因此依照津貼的最高額遷居到較為高級的寓所。但牟先生仍然住在農圃道附近一所據說是十分簡陋的房子裡﹐從沒有想到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但現在為哲學系的辦公室﹐他卻不惜全力抗爭。在一般人的眼光中﹐牟先生似乎不免「小題大作」﹐顯得很「迂」。其實這正是孟子的「義利之辨」在那裡發生作用﹐他把哲學系辦公室看成了「道」的象徵。他可以完全不計較一己的得失﹐但卻不能讓「道」受到一絲一毫委屈。現代人往往指責儒家「公私不分」﹐牟先生此舉恰恰可以澄清這一普遍的誤解。儒家自有其「公」﹑「私」的分際﹔在這種基本原則上﹐舊儒家和新儒家之間根本便不存在異同的問題。
但是我在港的兩年間(一九七二 - 七五) ﹐和牟先生的交遊主要限於圍棋方面。他的棋力雖不甚高﹐但非常愛好此道。牟先生在哲學上極能深思﹐然而他下 棋則恰恰相反﹐直是不假思索﹑隨手落子。我相信他下棋主要是為了調劑他的哲學思考﹐所以超越勝負之念﹐其境界近乎蘇東坡所說的「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我授他四個子﹐下過很多盤﹐但他每次都是「可喜」﹐而不曾嘗過「欣然」的滋味。當時武俠小說大師查良鏞也是香港的一個大棋迷﹐和牟先生與我也都很相熟。他家中有棋會﹐總是約我和牟先生參加。每次都是我順道帶牟先生乘車同往﹐弈至深夜才盡興同返。一九七四年夏天﹐新亞書院出面邀請台灣的圍棋神童王銘琬(現在已是日本的九段高手) 來香港訪問。這是當年轟動香港圍棋界的一大盛事﹐電視與報章都爭相報導。這幾天之中﹐牟先生也特別興奮﹐幾乎無會不與。有一晚王銘琬在我的寓所下四人聯棋﹐牟先生和其他少數棋友旁觀﹐一直到深夜棋散﹐他才離去。
無論是枰上手談或是枰邊閒話﹐牟先生給我的印象都是率真和灑落﹐不帶半點矜持之態。事實上﹐棋侶在「游於藝」的聚會中﹐主客都已進入「坐忘」的境界。牟先生的藝術興趣很廣﹐從小說到京戲他都能欣賞。有一次在查良鏞先生家﹐棋罷清言﹐他曾評論過查先生的武俠小說。我還記得他特別稱許《鹿鼎記》的意境最高﹐遠在其他幾部膾炙人口的熱鬧作品之上。查先生許為知言。又有一次是新亞的春節聯歡會﹐有胡琴伴奏﹐他曾迫不及待地清唱了一段「打漁殺家」。後來我才發現他早年還寫過評論《紅樓夢》和《水滸傳》的文字。
我和牟先生相聚的時候﹐幾乎從來沒有談過任何嚴肅的問題。只有一次﹐已不記得是什麼場合﹐我們曾討論及新亞哲學系的未來。他忽然很鄭重地表示﹐他和唐先生都應該趕快站遠點﹐好讓下一代的人有機會發抒自己的思想。他回憶在北大追隨熊先生的時期﹐雖然已完全認同了熊先生的論學宗旨﹐卻不願亦步亦趨地跟著熊先生講《新唯識論》。相反地﹐他轉而去研究西方哲學﹐因此後來才能在不同的基礎上發揚師說。他並且用了一個比喻﹐說他和唐先生好像是兩棵大樹﹐這樹蔭太濃密﹐壓得樹下的草木都不能自由成長了。我只是聽他說﹐未便贊一詞。但我心裡則十分佩服他的識見明通。
對於牟先生的生平和家世﹐我一無所知。他是山東棲霞人﹔嘉慶時棲霞有牟庭(陌人) ﹐以考證見長﹐不知和他是不是一家。前幾年我偶然在《胡適的日記》中看到了一則有關牟先生的記載﹐多少透露了一點他在大學時代的學問路向。一九三一年春季胡適之先生重返北大授課﹐開了一門「中國中古思想史」﹐牟先生其時是哲學系二年級的學生﹐選修了這門課。胡先生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廿八日的中記錄了七十五個選修生的成績。牟先生的分數是八十分﹐但胡先生在分數後面加上了一條注語﹐說:「頗能想過一番﹐但甚迂」。這時牟先生似乎還沒有遇見熊十力先生﹐但可以看出他對中國思想傳統的根本態度已與「五四」以來的潮流格格不入﹐這大概是胡先生「迂」之一字的根據。(「迂」不必是貶辭﹐司馬光即自號「迂叟」。) 不過胡先生能特別注意到他「頗能想過一番」﹐畢竟還算有眼力。牟先生的思力曲折幽深﹐在大學二年級時便已開始發用了。他後來和熊先生深相投契﹐實由其特具才性稟賦所促成﹐決不是偶然的。
如上所述﹐我和牟先生的交往甚疏﹐一九七五年以後便沒有機會再和他見面了。我雖不足以深知其學﹐但他的高潔的風格此時卻更清晰地浮現在我的腦海。故追憶二三事如上﹐以當悼念。
(中國時報 一九九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