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概述
刘正（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前 言
杨守敬和熊会贞合著的《水经注疏》一书，先后修改和抄写多次，所以有关此书的版本问题，也就成了中外郦学研究的一大首要问题。一般地说，迄今为止《水经注疏》一书先后有五种钞本存世，即：第一种，日本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第二种，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第三种，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第四种，中国科学院所藏稿本《水经注疏》。第五种，武昌亚新地学社1949年所排印的铅字本《水经注疏》。尽管有的学者坚信《水经注疏》还有更多的钞本和稿本存在，但是，至少目前为止，只有这五种版本存世。以上五种版本中，又前三种版本大致完整，而后两种版本则只是各存一册而已。其中，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先后出版，对于郦学的普及和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第一种版本由于长期流传和保存在国外，至今尚未影印出版，所以对它的实际存在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定和提高。
笔者在日留学的十余年期间，曾先后多次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图书室，查阅和研究该钞本。又曾在日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对该钞本进行了专业化研究。几年下来，可以说我对该钞本的每一页都进行过认真和仔细的研读。不仅如此，和此钞本有关的中外学者的研究论文和借阅活动，我也略知一二。更为重要的是：在京都大学期间，我终于取得了一套此钞本的真实原大而又清晰无比的复印件。这使此钞本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首次有了复印本存在。与此同时，因为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若干不当介绍的误导，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钞本还有几点误解存在。现在，我将此钞本的详细情况概述如下：
一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介绍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共计四函三十八册，原始抄本应该是四函四十册。但是，此钞本自当初传到日本之时就已经缺了两册，因此，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所言“钞本分装四函，共四十册”之说，实则有误。
现将这三十八册图书保存编号和每册钞本页数详细说明如下：
第一函收八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06到1951313，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56、95、55、72、102、72、57、68页。第二函收十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14到1951323，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82、79、57、21、58、64、59、78、39、17页。第三函收九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24到1951332，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93、44、45、99、48、69、69、77、52页。第四函收十一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33到1951343，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61、55、55、69、32、50、70、62、63、58、84页。图书编号用章为长方形章，上一行刻有“京都大学”四字，下一行刻有图书编号。
从内容来看，此钞本缺第二十七卷和第二十八卷。因此此钞本只有四函三十八册。
现将每一册钞本的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此钞本每一页按竖行抄写。每行二十五格，每半页八行。《水经注》原文一字一格，用大字。而《水经注疏》正文则两字一格，用小字。在每一页(即下半页)最后一行上部，注有该页经文字数和疏文字数。经文字数以“大□□□”来表示，疏文字数以“小□□□”来表示。在每一卷最后一行上部，注有该页经文字数和疏文字数。经文字数以“经注□□□字”来表示，疏文字数以“疏□□□字”来表示。
全部钞本使用字数分别为：第一册用大字6957字、小字29021字。第二册用大字6884字、小字26400字。第三册用大字11282字、小字49422字。第四册用大字9730字、小字34311字。第五册用大字12352字、小字52389字。第六册用大字9577字、小字33012字。第七册用大字4744字、小字22659字。第八册用大字8803字、小字32429字。第九册用大字12022字、小字35873字。第十册用大字9689字、小字39499字。第十一册用大字7733字、小字26746字。第十二册用大字2821字、小字9104字。第十三册用大字8867字、小字26039字。第十四册用大字9021字、小字29271字。第十五册用大字8991字、小字24561字。第十六册用大字10781字、小字36361字。第十七册用大字5701字、小字17563字。第十八册用大字2119字、小字8088字。第十九册用大字11617字、小字47062字。第二十册用大字5999字、小字21462字。第二十一册用大字6261字、小字26418字。第二十二册用大字7593字、小字30916字。第二十三册用大字13778字、小字22818字。第二十四册用大字61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五册用大字9337字、小字33442字。第二十六册用大字10764字、小字36235字。第二十七册用大字7224字、小字23199字。第二十八册用大字62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九册用大字7858字、小字25771字。第三十册用大字5891字、小字没有注明字数（显为抄写时所遗漏）。第三十一册用大字7431字、小字36795字。第三十二册用大字4886字、小字14001字。第三十三册用大字4998字、小字27663字。第三十四册用大字10004字、小字32026字。第三十五册用大字8876字、小字27499字。第三十六册用大字7745字、小字30704字。第三十七册用大字7028字、小字28658字。第三十八册用大字10985字、小字39500字。
经文顶格抄写，疏文空出第一格，自第二格开始抄写。第五卷第七和第八页的下半页有撕裂痕，但不影响最下面一格文字的认定。名为清钞本，但是在第四卷第70页下半页的第四和第五行上方留有陈旧墨点三处。从颜色看，和钞本墨色相近，可以断定为是钞本作者在抄写时所留。
在每一册卷首右下方都有用黑色钢笔书写的“森鹿三”三个字，名字是写在一个长方形印章中的，印章中预先刻有“寄赠”二字。这是京都大学在接受赠与图书时使用的一种固定印章。并非如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每卷首均有毛笔正楷‘森鹿三氏寄赠’六字”。
所用的稿纸是浅绿色格纸。我仔细查看了用纸，不象是印刷出来的稿纸，因为每一页稿纸都在固定的位置上出现弯曲的格线，加之微微散出的油墨味，所以极有可能是用手绘制在蜡纸上油印而成的自制稿纸。
此钞本《水经注疏》的署名是“后魏郦道元撰 宜都杨守敬纂疏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
此钞本最初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五代所长森鹿三博士个人收藏保存，而后他本人把此钞本寄赠给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并开始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保存。2000年4月开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下属的“东洋学文献中心”更名为“汉字情报研究中心”。于是，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收藏的这一钞本正式移交给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字情报研究中心阅览室下属书库收藏保存。
以上数次变动，图书编号不变。
现钞本上留有多处修改和眉批，这是陈桥驿教授文中所没有提到的。或许是他时间匆忙没有看到吧。修改所使用字体和墨色，与钞本相近。通览修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形式：其一为增加标点，其二为修改钞本中笔误之字，其三为对个别用字进行圈点，其四为贴原稿纸重抄。从颜色和字体看，和钞本墨色和字体相近，可以断定为是钞本作者所为。
眉批大多数使用铅笔书写，从第二十三册开始使用红色笔（即国内市场上的所谓红蓝铅笔，而非传统的“朱砂批”）书写。眉批内容也可以分为四种形式：其一为对钞本内容进行删定，其二为对圈点的个别字进行解说，其三为考证版本，其四为对正文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眉批没有注明出自何人之手，但从使用的铅笔和书写字体来看，眉批内容肯定出自森鹿三博士之手无疑。
现将眉批部分内容举例说明如下：
如，第一册第一页下半页第二行，现钞本作“三字非也”。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三”字，并修改为“山”字。即正确原文应该是“山字非也”。再如，第一册第十一页下半页从下数第六字，现钞本作“东”字。森鹿三博士也是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东”字，并在此页天头部位加有如下眉批“要删。东字尚作西，或作西南”。这里的“要删”，是指根据1905年刊行的《水经注疏要删》一书。此书是定稿本《水经注疏》的前身，在此书中，“东”字作“西或作西南”。又如，第一册第十三页上半页第七行和第八行，先被原钞本作者修改后贴稿纸重新抄写为“字误当以也国东南登山”，又被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也”字，并在此字旁修改为“此”字。即正确原文应该是“字误当以此国东南登山”。换句话说，眉批是森鹿三博士对钞本所作的校勘。
实际上，杨熊二人生前就已经知道稿本需要精心校勘。贺昌群教授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就曾说“据说熊会贞临终时，亦曾以此稿错误颇多，未经修改为憾”。
二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的由来
最早提到此钞本问题的，出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博士。他在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发的访中视察报告中第一次向日本汉学界介绍了这一钞本：“在我到达武昌期间，我到菊湾（即菊花湾）拜访了杨守敬的遗族，并且拜访了杨的高徒熊会贞。当我问起让我非常挂念的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一书去向时，熊会贞告诉我说他正在整理着杨守敬的稿本，两三年后就该完成了。说着他就拿出了两三页清钞本手稿让我观看。”
1930年4月，日本人松浦嘉三郎受内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的委托，从上海到武昌拜访杨守敬的孙子杨树千和熊会贞二人，当时的翻译是程明超。前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以为“松浦嘉三郎可能是日本人中唯一见过熊会贞的人”，由上述资料来看，日比野丈夫博士的此说是不准确的。1936年11月7日，松浦嘉三郎发表了《熊固之翁的追忆》一文，文章中特别提到说“他让看了放在书桌上的手稿，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有六、七遍修改抄写的稿本都堆放在那里”。六、七遍抄写之说也见于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书凡六、七校”。可见此说不误。
具体提到森鹿三博士得到此钞本问题的是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武汉某人给森鹿三来信，说已经弄明白了《水经注疏》钞本的去向，如果想要的话，可以通过他的介绍，为森鹿三搞到一份此钞本的手写复本。于是，大喜过望的森鹿三就支付了重金，希望能得到这份钞本。几个月后，这份钞本就被逐渐地送到了日本”。正是因为经历了几个月的逐渐送达过程，所以才会有第二十七册和第二十八册丢失一事出现。而这里的所谓“武汉某人”只能在杨树千、程明超、松浦嘉三郎三人之中产生。因为这里的“武汉某人”即可以指“在武汉的某个中国人”，也可以指“当时在武汉的某个日本人”。我曾在2000年3月致涵给日比野丈夫博士，向他请教“武汉某人”的具体指代问题。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答。不过，没有回答就等于有了回答，即说明我对“武汉某人”的指代分析是正确的。
又据陈桥驿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船越教授和我谈及，说森教授生前曾亲口告诉他，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当时相互间订有一项君子协定，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时，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这部钞本”。并不排除此说有为森鹿三开脱“盗取版本”的嫌疑。因为早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贺昌群教授已经点出了“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连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森鹿三千方百计想盗取此书手稿的传说一直流传在中国”一事。不过至少可以说明《水经注疏》到了熊会贞定稿前后至少有了三套钞本存在，一套保存在徐行可处（后为中国科学院所得），一套保存在杨勉之处（后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得），一套保存在熊会贞处（后为森鹿三所得）。除此之外，熊还是多次修改稿的唯一保存者。前引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就已经说了“书凡六、七校”。而又依据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前言中汪辟疆教授之言“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赵戴诸家之说，悉皆载入。晚年觉其篇幅冗长……定为四十卷”。诚如是，则八十卷本的《水经注疏》才是完整的定稿，而四十卷本的定稿不过是个删节本而已。因此，所谓“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之说，可能只是熊的一种托词。而八十卷本的那部稿本，至今下落不明。我们从出售给森鹿三博士的这份稿本中可以猜测：被杨守敬的孙子所出售的那部稿本（即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或许不过是多次修改本中的之一罢了。其中，据李子魁教授所说“熊氏深虑稿本失传，许汉口华实里书商徐行可钞录副本”。则科学出版社那套稿本不是出自熊会贞的亲笔。李氏此说就和贺昌群的“这部稿本是熊会贞生前写订的，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录两部”之说完全矛盾。
总之，这部钞本就是这样到了日本学者森鹿三博士的手中。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的六年间，森鹿三博士曾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对此钞本进行了专门研究，也许写在此钞本的天头地角上的那些眉批就出自这一时候？而后，他又把此稿本送给了京都大学。
在2000年的上半年，我集中精力以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为基础，对比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和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两种版本的异同，进行了汇校研究，并写出了数万字的校勘笔记。中国学者阅览此钞本的时间之长，可以说无有过我者。在此先成此文，以就正于同道。
《明报月刊》1986年第11期刘孔伏、潘良炽《<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一文
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中华文史论从》1984年第3辑
《影印水经注疏》，科学出版社，1957年。
《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
日比野丈夫《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387页，同朋社，1977年。
松浦嘉三郎《熊固之翁的追忆》，《东方学报》1936年第7期。
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中华文史论从》1984年第3辑。
刘正（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前 言
杨守敬和熊会贞合著的《水经注疏》一书，先后修改和抄写多次，所以有关此书的版本问题，也就成了中外郦学研究的一大首要问题。一般地说，迄今为止《水经注疏》一书先后有五种钞本存世，即：第一种，日本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第二种，中国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第三种，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第四种，中国科学院所藏稿本《水经注疏》。第五种，武昌亚新地学社1949年所排印的铅字本《水经注疏》。尽管有的学者坚信《水经注疏》还有更多的钞本和稿本存在，但是，至少目前为止，只有这五种版本存世。以上五种版本中，又前三种版本大致完整，而后两种版本则只是各存一册而已。其中，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先后出版，对于郦学的普及和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第一种版本由于长期流传和保存在国外，至今尚未影印出版，所以对它的实际存在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定和提高。
笔者在日留学的十余年期间，曾先后多次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图书室，查阅和研究该钞本。又曾在日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对该钞本进行了专业化研究。几年下来，可以说我对该钞本的每一页都进行过认真和仔细的研读。不仅如此，和此钞本有关的中外学者的研究论文和借阅活动，我也略知一二。更为重要的是：在京都大学期间，我终于取得了一套此钞本的真实原大而又清晰无比的复印件。这使此钞本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首次有了复印本存在。与此同时，因为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若干不当介绍的误导，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对此钞本还有几点误解存在。现在，我将此钞本的详细情况概述如下：
一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介绍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共计四函三十八册，原始抄本应该是四函四十册。但是，此钞本自当初传到日本之时就已经缺了两册，因此，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所言“钞本分装四函，共四十册”之说，实则有误。
现将这三十八册图书保存编号和每册钞本页数详细说明如下：
第一函收八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06到1951313，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56、95、55、72、102、72、57、68页。第二函收十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14到1951323，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82、79、57、21、58、64、59、78、39、17页。第三函收九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24到1951332，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93、44、45、99、48、69、69、77、52页。第四函收十一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33到1951343，每册钞本页数分别为61、55、55、69、32、50、70、62、63、58、84页。图书编号用章为长方形章，上一行刻有“京都大学”四字，下一行刻有图书编号。
从内容来看，此钞本缺第二十七卷和第二十八卷。因此此钞本只有四函三十八册。
现将每一册钞本的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此钞本每一页按竖行抄写。每行二十五格，每半页八行。《水经注》原文一字一格，用大字。而《水经注疏》正文则两字一格，用小字。在每一页(即下半页)最后一行上部，注有该页经文字数和疏文字数。经文字数以“大□□□”来表示，疏文字数以“小□□□”来表示。在每一卷最后一行上部，注有该页经文字数和疏文字数。经文字数以“经注□□□字”来表示，疏文字数以“疏□□□字”来表示。
全部钞本使用字数分别为：第一册用大字6957字、小字29021字。第二册用大字6884字、小字26400字。第三册用大字11282字、小字49422字。第四册用大字9730字、小字34311字。第五册用大字12352字、小字52389字。第六册用大字9577字、小字33012字。第七册用大字4744字、小字22659字。第八册用大字8803字、小字32429字。第九册用大字12022字、小字35873字。第十册用大字9689字、小字39499字。第十一册用大字7733字、小字26746字。第十二册用大字2821字、小字9104字。第十三册用大字8867字、小字26039字。第十四册用大字9021字、小字29271字。第十五册用大字8991字、小字24561字。第十六册用大字10781字、小字36361字。第十七册用大字5701字、小字17563字。第十八册用大字2119字、小字8088字。第十九册用大字11617字、小字47062字。第二十册用大字5999字、小字21462字。第二十一册用大字6261字、小字26418字。第二十二册用大字7593字、小字30916字。第二十三册用大字13778字、小字22818字。第二十四册用大字61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五册用大字9337字、小字33442字。第二十六册用大字10764字、小字36235字。第二十七册用大字7224字、小字23199字。第二十八册用大字62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九册用大字7858字、小字25771字。第三十册用大字5891字、小字没有注明字数（显为抄写时所遗漏）。第三十一册用大字7431字、小字36795字。第三十二册用大字4886字、小字14001字。第三十三册用大字4998字、小字27663字。第三十四册用大字10004字、小字32026字。第三十五册用大字8876字、小字27499字。第三十六册用大字7745字、小字30704字。第三十七册用大字7028字、小字28658字。第三十八册用大字10985字、小字39500字。
经文顶格抄写，疏文空出第一格，自第二格开始抄写。第五卷第七和第八页的下半页有撕裂痕，但不影响最下面一格文字的认定。名为清钞本，但是在第四卷第70页下半页的第四和第五行上方留有陈旧墨点三处。从颜色看，和钞本墨色相近，可以断定为是钞本作者在抄写时所留。
在每一册卷首右下方都有用黑色钢笔书写的“森鹿三”三个字，名字是写在一个长方形印章中的，印章中预先刻有“寄赠”二字。这是京都大学在接受赠与图书时使用的一种固定印章。并非如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每卷首均有毛笔正楷‘森鹿三氏寄赠’六字”。
所用的稿纸是浅绿色格纸。我仔细查看了用纸，不象是印刷出来的稿纸，因为每一页稿纸都在固定的位置上出现弯曲的格线，加之微微散出的油墨味，所以极有可能是用手绘制在蜡纸上油印而成的自制稿纸。
此钞本《水经注疏》的署名是“后魏郦道元撰 宜都杨守敬纂疏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
此钞本最初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五代所长森鹿三博士个人收藏保存，而后他本人把此钞本寄赠给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并开始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保存。2000年4月开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下属的“东洋学文献中心”更名为“汉字情报研究中心”。于是，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收藏的这一钞本正式移交给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字情报研究中心阅览室下属书库收藏保存。
以上数次变动，图书编号不变。
现钞本上留有多处修改和眉批，这是陈桥驿教授文中所没有提到的。或许是他时间匆忙没有看到吧。修改所使用字体和墨色，与钞本相近。通览修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形式：其一为增加标点，其二为修改钞本中笔误之字，其三为对个别用字进行圈点，其四为贴原稿纸重抄。从颜色和字体看，和钞本墨色和字体相近，可以断定为是钞本作者所为。
眉批大多数使用铅笔书写，从第二十三册开始使用红色笔（即国内市场上的所谓红蓝铅笔，而非传统的“朱砂批”）书写。眉批内容也可以分为四种形式：其一为对钞本内容进行删定，其二为对圈点的个别字进行解说，其三为考证版本，其四为对正文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眉批没有注明出自何人之手，但从使用的铅笔和书写字体来看，眉批内容肯定出自森鹿三博士之手无疑。
现将眉批部分内容举例说明如下：
如，第一册第一页下半页第二行，现钞本作“三字非也”。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三”字，并修改为“山”字。即正确原文应该是“山字非也”。再如，第一册第十一页下半页从下数第六字，现钞本作“东”字。森鹿三博士也是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东”字，并在此页天头部位加有如下眉批“要删。东字尚作西，或作西南”。这里的“要删”，是指根据1905年刊行的《水经注疏要删》一书。此书是定稿本《水经注疏》的前身，在此书中，“东”字作“西或作西南”。又如，第一册第十三页上半页第七行和第八行，先被原钞本作者修改后贴稿纸重新抄写为“字误当以也国东南登山”，又被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也”字，并在此字旁修改为“此”字。即正确原文应该是“字误当以此国东南登山”。换句话说，眉批是森鹿三博士对钞本所作的校勘。
实际上，杨熊二人生前就已经知道稿本需要精心校勘。贺昌群教授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就曾说“据说熊会贞临终时，亦曾以此稿错误颇多，未经修改为憾”。
二 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的由来
最早提到此钞本问题的，出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博士。他在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发的访中视察报告中第一次向日本汉学界介绍了这一钞本：“在我到达武昌期间，我到菊湾（即菊花湾）拜访了杨守敬的遗族，并且拜访了杨的高徒熊会贞。当我问起让我非常挂念的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一书去向时，熊会贞告诉我说他正在整理着杨守敬的稿本，两三年后就该完成了。说着他就拿出了两三页清钞本手稿让我观看。”
1930年4月，日本人松浦嘉三郎受内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的委托，从上海到武昌拜访杨守敬的孙子杨树千和熊会贞二人，当时的翻译是程明超。前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以为“松浦嘉三郎可能是日本人中唯一见过熊会贞的人”，由上述资料来看，日比野丈夫博士的此说是不准确的。1936年11月7日，松浦嘉三郎发表了《熊固之翁的追忆》一文，文章中特别提到说“他让看了放在书桌上的手稿，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有六、七遍修改抄写的稿本都堆放在那里”。六、七遍抄写之说也见于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书凡六、七校”。可见此说不误。
具体提到森鹿三博士得到此钞本问题的是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武汉某人给森鹿三来信，说已经弄明白了《水经注疏》钞本的去向，如果想要的话，可以通过他的介绍，为森鹿三搞到一份此钞本的手写复本。于是，大喜过望的森鹿三就支付了重金，希望能得到这份钞本。几个月后，这份钞本就被逐渐地送到了日本”。正是因为经历了几个月的逐渐送达过程，所以才会有第二十七册和第二十八册丢失一事出现。而这里的所谓“武汉某人”只能在杨树千、程明超、松浦嘉三郎三人之中产生。因为这里的“武汉某人”即可以指“在武汉的某个中国人”，也可以指“当时在武汉的某个日本人”。我曾在2000年3月致涵给日比野丈夫博士，向他请教“武汉某人”的具体指代问题。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答。不过，没有回答就等于有了回答，即说明我对“武汉某人”的指代分析是正确的。
又据陈桥驿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船越教授和我谈及，说森教授生前曾亲口告诉他，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当时相互间订有一项君子协定，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时，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这部钞本”。并不排除此说有为森鹿三开脱“盗取版本”的嫌疑。因为早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贺昌群教授已经点出了“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连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森鹿三千方百计想盗取此书手稿的传说一直流传在中国”一事。不过至少可以说明《水经注疏》到了熊会贞定稿前后至少有了三套钞本存在，一套保存在徐行可处（后为中国科学院所得），一套保存在杨勉之处（后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得），一套保存在熊会贞处（后为森鹿三所得）。除此之外，熊还是多次修改稿的唯一保存者。前引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就已经说了“书凡六、七校”。而又依据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前言中汪辟疆教授之言“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赵戴诸家之说，悉皆载入。晚年觉其篇幅冗长……定为四十卷”。诚如是，则八十卷本的《水经注疏》才是完整的定稿，而四十卷本的定稿不过是个删节本而已。因此，所谓“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之说，可能只是熊的一种托词。而八十卷本的那部稿本，至今下落不明。我们从出售给森鹿三博士的这份稿本中可以猜测：被杨守敬的孙子所出售的那部稿本（即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或许不过是多次修改本中的之一罢了。其中，据李子魁教授所说“熊氏深虑稿本失传，许汉口华实里书商徐行可钞录副本”。则科学出版社那套稿本不是出自熊会贞的亲笔。李氏此说就和贺昌群的“这部稿本是熊会贞生前写订的，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录两部”之说完全矛盾。
总之，这部钞本就是这样到了日本学者森鹿三博士的手中。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的六年间，森鹿三博士曾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对此钞本进行了专门研究，也许写在此钞本的天头地角上的那些眉批就出自这一时候？而后，他又把此稿本送给了京都大学。
在2000年的上半年，我集中精力以京都大学所藏钞本《水经注疏》为基础，对比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和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两种版本的异同，进行了汇校研究，并写出了数万字的校勘笔记。中国学者阅览此钞本的时间之长，可以说无有过我者。在此先成此文，以就正于同道。
《明报月刊》1986年第11期刘孔伏、潘良炽《<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一文
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中华文史论从》1984年第3辑
《影印水经注疏》，科学出版社，1957年。
《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
日比野丈夫《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387页，同朋社，1977年。
松浦嘉三郎《熊固之翁的追忆》，《东方学报》1936年第7期。
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中华文史论从》1984年第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