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黄龙汤文化——奴婢文化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等级制社会，就衍生出奴婢文化。随着极权专制社会的确立，奴婢文化逐步成为主流思想。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具有生命力。人从出生之日就分出社会等级，这是个极为不合理的社会。等级制无所不在，即便在当今的农村，也是奴婢文化占据主流思想。稗子六队人均二亩半地，略多于其他队。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一亩三分地，相当于过去的宅基地。九台不足三十万人口，按古制；百里之国人均耕地百亩，可容纳九万户，三十万人口。十之八九的土地都被国家与政府所占据，耕地只剩下十之一二，政府仍旧在强行征地。途经九台，沿途有着大量的废耕地，均是国家所有。平原地区大多被政府所占，农民连山坡都开垦了出来，连废弃水库的坡面也种上了庄稼。今年雨水多，许多人家至今未能下种，地里积水。如今的农民总算是有了耕作的自主权，所以粮肉蛋奶鱼啥也不缺，没政策就是好政策。

　　我们喜欢称呼阿威、阿朋什么的，即便是阿猫、阿狗，叫起来也感觉亲近些，这是在文学读物里学来的。文革期间，打倒了刘邓陶，造反派们特别将刘少奇写成刘少狗。邓小平的名字很是刚硬，无论是倒写还是歪写，都没太大的作用，于是就在漫画上下起了工夫。画的似猫似邓，让人忍俊不住。我们很喜欢那个形象，就亲切的称呼上了邓阿猫，后来简称阿邓，后来引申到阿毛、阿彪、阿周、阿朱、阿刘等等，以免犯下大不敬之罪。父亲这个半截子作家喜欢轻幽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在被管制期间，每周必须上交一份思想认罪书，派出所的指导员最喜欢阅读我父亲的思想认识，对我父亲很是亲切。下乡之后，我就自然而然的将社员们称呼为阿翠、阿玉什么的，也就是回家之后闲聊的称呼。

　　刘阿翠是妇女队长，比我小一岁。长的是秀气美貌，端庄稳重。当年干起活来总是轻快的遥遥领先，然后默默的等着女社员们追赶上来。刘阿翠从来没脾气，对什么人都挺好。抽回城之后，知青回去都要探访刘阿翠，算是同龄人，谁也挑不出毛病的人。刘阿翠嫁给了高老二，而房东家的阿芬嫁给了高老四，是亲妯娌。阿芬领着我前去探望刘阿翠，在半路上遇到了，我们双方都没有认出对方来。四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刘阿翠满脸皱纹，早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了。刘阿翠热情的将我请到家里，高老二患脑血栓曾偏瘫十年，已经去世三四年了，可把刘阿翠折磨的不轻。刘阿翠一连声的叹道；‘妈的，累死了。在农村都这个德行样，没一个好点的。扎苞米种累的膀子生疼，不干还不中。’刘阿翠的儿子三十四岁了，还是光棍一个，主要是家庭条件太差。我劝说刘阿翠好好恢复恢复，再嫁个条件好些的。一个穷寡妇带个三十多岁的大儿子，啥时候家庭条件能变好？凭刘阿翠当年的条件，找啥样的都有可能，是队里最漂亮的一位。提及当年的事，刘阿翠认为自己也是稀里糊涂，选择婚姻就是选择命运。

　　那个地方寡妇很多选择不嫁，尽管儿孙并不养老。也许是家族观念在作怪，高家九兄弟在同一个队，全队都是亲戚连亲戚，是无法张口劝寡妇改嫁的。四十年前只有二十几户人家，如今有六七十户，还进城许多户。第二天刘阿翠到王家随礼，自然而然的提到了其他的知青，人们议论纷纷。高老大的三个儿子最先闯荡城市，起初是卖瓦盆。不知是被城管还是工商将货物抢了过去，血本无归。在长春市走投无路，他们想起了知青老驴的名字，据说混的不错。老驴的父亲是市文教局领导，老驴是最先走后门回的城，安排在税务部门。其实所有领导子女都是那样，到农村镀一下金，然后回到城里，挑着安排工作。老驴工作能力挺强，很快的得到了提升，农村人是很势利的。

　　高家儿孙找到了老驴，将情况一说，老驴答应的很爽快。不大会儿工夫，被抢走的货物都送来回来，高家儿孙死而复生。大展拳脚，如今有两位成了大成饲料公司老板，还带出了三个小老板。高家儿孙无数次提及此事，农村人很少忘恩。据说前两年老驴开着轿车回去看了看，老驴如今是某分局的局长，很少与同学之间往来。我父亲认识老驴的父亲，都曾在同一个楼工作，那时候老驴的父亲还是个刚参加工作的小科员。五七年大鸣大放，我父亲主持会议，动员人们畅所欲言。反右时一言不发，消极对抗。同情右派就是右派，社会逼人为恶。在集体户期间，老驴是社队干部特别照顾对象，经常性的参加各种政治运动。而我则是异类，从不做此想。我也从未提起过我父亲认识老驴的父亲，官职曾经比他父亲还大。因为不肯作恶，不肯说假话而倒霉。这些事的影响力是深远的，我抽调回城时，同一批知青都分配到大专院校后勤处，退休之后月收入数千元。我们这些灰色与黑色家庭出身的子女则被甩到小企业，不被退回去就算不错了，所以企业改制之后全部下岗无业。还有一位同学，绰号老道，当上了法院的领导。每日饭局至少七八百元，多则二三千元。阿翠非常羡慕那些人，觉得人比人，活着真是没意思。

　　我对那些事另有看法，认为没啥可羡慕的，不是啥好事。再有钱也是三个饱，一个倒，心里没鬼睡的也香。人们既敬畏权力，又羡慕权力，渴望能够借助于权力，依附权力。以后的岁月里，高家儿孙在长春市就亮出老驴的旗号，果然减少了许多的麻烦，在夹缝间发展壮大起来。据说老驴家里开的连锁药店，管辖区内都是他家的连锁店。三元出厂价的药品可卖四十三元，而且不愁卖。当今中国都是行业垄断，没权没势就甭想赚大钱。法院领导老道家曾开过电子游戏厅，其实就是赌博机。老道与妻子离了婚，婚外子女已经五岁了，这些破事如今也算不上是回事。同学之间也有势利心重的，总想借借权力的光。没达到目的，对这二位大加诽谤，飞短流长，现在这个社会啥样人都有。

　　我为刘阿翠感到惋惜，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第三日有空闲时间，我来到地里与刘阿翠扯上几句，她的儿子正在帮她扎苞米种。年青人通常都进城打工，挣不出几个钱。这次特意回来帮着种地，也是没办法的事。她的儿子也不是外人，我就大大方方的提及了往事；‘你母亲当年是最漂亮、最秀气的一位，找啥样对象都可以，偏偏选中了你父亲。你父亲当了兵，穿上军装就不一样了。据说你姥爷曾对高老林表示；‘高老二若是能够在部队提干还可以，否则家里不同意那门婚事。’高老二回来探亲，我们几个去看望他。高老林声称二儿子入了党，马上要提干，婚事就定了下来。复员之后就是个普通社员，一辈子就那么回事了。人只能活一辈子，不能活两辈子。晚年应当好好安排安排，都奔六十岁的人了。’

　　我真正的目的是动员刘阿翠再嫁，进城嫁个退休的老干部。城里妇女面嫩，是因为食品中雌激素含量多。无论肉蛋奶，都含有大量的雌激素，这是公开的秘密。阿翠只要补充适当的雌激素，皮肤与血管里都可以补充水份，可以恢复一些。回来之后我就给她寄了些，希望将来亲朋好友能帮她嫁个条件好些的男人，儿子的婚事反倒容易一些。如今的人们只看重实际，其他的并不重要。能否起作用我并不知道，尽心而已。刘阿翠对回城的女知青是很羡慕的，对那些社队推荐跳出农村的女青年也很羡慕的。在毛时代，人人唱高调，斗私批修，大公无私。刘阿翠一心为公，换来了什么？有的女青年只当了一年妇女队长，就通过社队跳出了农村。那时候连上大学都是组织上推荐，不需要进行考核。农村妇女一旦进城，想法就大不一样了。在宣化时，住在我处大院的老韩，心血管梗塞急病而死。七日之后老韩妻子已通过婚姻介绍所结识了退休老干部，双双在街上逛大街。

　　刘阿翠身在农村，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其实现在的农村儿孙并不那么孝敬老人。有钱是老人，没钱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村书记王阿荣死了之后，王阿荣的妻子多年守寡，为儿子说上了媳妇。如今儿媳妇对婆婆连打带骂，儿子也不敢管。王阿荣曾是个坦克兵，在部队入了党，阶级觉悟很强烈。坚决反对他妹妹王阿琴与我往来，当年他家是住在王家的东屋，王阿荣曾担任多年社队干部。如今儿子也是亲不亲，线上分，自然选择与媳妇站在同一条路线上。据说眼下需要婆婆给带孩子，才容忍婆婆留了下来。王阿荣死时，王阿荣媳妇刚刚五十岁。农村妇女是很紧缺的，光棍汉多。我认为并非这些寡妇不想再嫁，只不过放不下从前的身份，不想再嫁给那些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妇女们曾经所瞧不起的老光棍，——不如自己死去的男人的老光棍。等级制无所不在，每一个社会等级都是上一个社会等级的奴婢，反之亦然。过去的主妇绝不可以下嫁给奴才，社队干部曾是农村的主宰者。鳏寡孤独的情况很多，即便再嫁，也是嫁的远远的，最好是离开农村。人们早已接受了现实，承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哪怕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奴婢文化传承了三千年，还将继续传承下去。除非人与人之间社会地位平等，不再存在高低贵贱。

　　许多人表示现在日子好过了，免收农业税，还发种粮补贴。我提醒他们；毛时代征购粮八分一斤，是国际粮价三分之一。八十年代分田到户，粮食收购价还是国际粮价三分之一，权力者大发批件财。如今大米价格还是国际粮价三分之一，行业垄断进出口权。权力者手里的钱财无一例外都是取之于民，没必要感谢他们。是农民养活整个社会，应该感谢农民。除了电视之外，没有其他信息来源，家家安装的都是‘大锅’。乡亲们只知道形势一派大好，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连腐败现象都不清楚，只知道村乡领导不太像话。这是黄龙汤文化——奴婢文化，似是而非的正统文化。当我提到国家放贷高达三十万亿，钢筋混凝土经济无助于解决社会就业难题，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在所难免。乡亲们多年的血汗钱将大幅度缩水，无人相信我说的话。俄国的休克经济是前车之鉴，我怎么说也没有用。王二田在拼命的赚钱，准备用于养老。每年到外地当农民工，五十五岁的老光棍是没希望说上女人的。面对物价连年上涨，他们只能任凭积蓄缩水，好在还能拼搏几年。人是按习惯生活的，过去的农民手里没钱，如今将钱看的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