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光辉［５］

　　母亲常常唠叨说；‘那个年头，活着真难。把人像猴子一样的耍，不知道该咋的好了。’母亲所说的是群众专政的年代，那是红色恐怖最为严重的年代。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４年，法院经常张贴告示，公布判刑之事。我们很惊讶的看到；某人有帝王之相，就有了二三千从龙人员，在山里建宫殿，封文武百官，并有两宫娘娘等。这类事很多，无知识的群体是愚昧的群体。毛思想并没有真正深入人心，想做皇帝的多的是，不是毛一个人。学雷锋之后，先是军队掀起学毛著高潮，接下来是全国掀起学毛著高潮，文化大革命就呼之欲出了。无政府之后，社会秩序很乱，小偷流氓横行无忌。但那是无组织的作恶，与有组织的作恶是根本无法相比的，全社会都处于暴力与噬血的氛围里。
　　全国一片红，其实就是军管，毛主席巨手一挥就可以了。军人成为真理的化身，反对解放军就是反革命，每一个当兵的都成为绝对正确的化身。军队里也分成两派，但是军区司令贺吉祥支持红二派，所以红二成为正面组织。红二要求出身红五类，而公社派则是大杂烩。农安恰好相反，红二组织是大杂烩，公社组织是红五类，本身就很复杂。军队采取高压，很快的就见到成效。公社派的头头们很快的以反革命罪抓了起来，接下来是大搜捕。将各街道有劣迹的青少年一夜之间全部抓了起来，红色恐怖与群众专政开始了。被抓起来的青少年没人知道送往哪里？各级革委会没几日就建立了，只是军代表一句话。街道委主任、居民组长、群专组织，成为基本力量。全面清理阶级队伍，必须人人过关，不留死角。
　　形势发展极快，父亲听人说正在调查他，连忙回家烧信、烧作品、烧四旧。煤气厂公社派头头是瓦工组的，与我父亲曾在一个班组，关系很好。因为公社派不肯联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我父亲一抓，声称深挖反革命成员，吓得公社派当下就同意三结合了。在四清运动中，煤气厂曾出现过这么件事；三个小青年喝了酒，在锅炉房组建新党，制订党章，还有国歌，要推翻共产党。酒醒之后就主动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那个年代出卖人是进步表现，谁最后交待谁倒霉，兴许保不住命。这件事本来早已过去，与我父亲风马牛不相及。可是军代表是有联想能力的，将我父亲、戴阿富、张阿斋，这三位棋友安上了那个罪名，都是历史上有问题的人。
　　我父亲忽然被抓，怎么解释也没用。逼供信是很有效的，戴阿富被打得乱说一气，戴阿富妻子当天晚上就吓得扔下三个孩子上吊死了。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阶级敌人。群众专政强大的威力是不可想像的，没有任何底线。将敌人打死也是活该，群众审判全部都是枪毙。人们将暴力对待阶级敌人视为立场坚定的表现，对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是无时无刻都没有断续的折磨，从精神到肉体。在抓我父亲的同时，母亲也被抓。理由是他们夫妻感情好，我父亲的事母亲肯定知道，逼着交代。我家里被抄了家，父亲新开的工资，买粮后还剩三十元钱，也被没收了。那天我们正在三中观看兰球赛，回家之后感觉特别荒诞。那些道德品质极为恶劣的小市民成为正确的化身，而正直善良的父母成为敌人，我的变态是想狂笑。
　　接下来就是从未有过的恨，那时候我刚十五岁，心态还没有成熟。恨所有高兴的人，生活幸福的人，有一种破坏的冲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自己的那一段心态，就理解了社会上的戮童案、滥杀无辜案等，都是对社会逆反与绝望状态下的强烈反应。对于强者是无力的，只能将所有愤怒发向更弱者，这是阶级斗争仇恨教育的发酵行为。阴暗的心理持续了二十余日，才渐渐的安定了下来。在此期间，我到煤气厂要生活费，遭到了斥责。愤怒之下，想要全家带着所有能换钱的到单位大门口卖东西示威，总不能让我们活活饿死。第二次前去，组织上决定每人每月发生活费六元，这是毛主席的恩德，必须表示感谢。枪毙人成为常态，三天两头就是一大排告示，大多是现行反革命罪，执行枪决。枪毙之后还向家属索要子弹钱，感谢毛主席，真是无耻之极。
　　父母被抓，全家没有过日子的心，将许多心爱的东西送了人。为了打发愁烦，整天兄弟几人下象棋，麻木自己。人是需要麻木的，能熬过那种令人发疯心肝俱裂的痛苦年代——全国一片红的年代。红色恐怖万岁的巨幅标语满大街都是，各居民组每晚都开会，人人过关，交代历史问题。安装过收音机的肯定有电台，当过蒋军的肯定是少将有血债。革命群众发明无数审判侦察手段，个个都是神探。深挖出无数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包括革命文学里的虚构人物。找到军代表，询问我父亲的下落。一个年青军人满脸阶级斗争，反而诱导我交代家里什么人来过，有过什么反革命行为？时间不长，煤气厂就发布了破获重大反革命案件；某某是反共东北联军总司令，要炸毁煤气大罐。组织反革命暴动夺权，支持他臭老婆发展资本主义。组建反共党，制订宪法、国歌、党章，发展反革命成员……。公社派的头头们也受到审查，网张的很大。我家的所有亲朋好友都被查遍了，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是军代表想象出来的大案要案。
　　在那个年代里，耸人听闻是革命成就，都不怕事大。母亲被关押了一个月，见实在挖不出什么来，家里还有六个孩子，就放了出来。人心都是肉长的，主审我母亲的人员也知道没啥大事，也就淡了。在关押期间，主审人员还带我去见过母亲一面，这是那个年代从未有过之事，也是出于同情。五弟上房摔坏了，是促成母亲被释放的主要原因。那天我正在家里，忽然主审人员喊我下去，让我上吉普车，一路上没说什么。只不过问了一句你小弟弟的伤怎么样了？是出于同情。把我母亲放了出来，这是我母子都没料到的。母亲在里面只审问我父亲的案子，非追出点什么来不可。
　　回到家附近，老邻居们有的不敢与我母亲说话，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何家婆娘勉强打个招呼，母亲还得表示感谢政府的教育，还得上交关押时的粮票与饭钱。有组织的作恶是一架庞大的机器，逼迫每个人作恶。母亲的生活费单位拒绝给，声称父亲对社会不满，有言论。此后就是深挖反动言论，父亲被关押了十九个月。狱里与看守所人满为患，什么样人都有。老干部、叛徒、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流氓、刑事犯等等。更多的是过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送进了牢狱，人人过关。尽管家庭困难，每个月母亲都让我们给父亲送一两次东西，哪怕只送肥皂、手纸，对父亲也是个精神安慰。市公安局后面总排着送东西的长队，还有几个吊死的。人们屈辱的等待，有的诉说冤枉，都是不大点事，被革命群众无限上纲。
　　我遇到了同学于得水，他父亲是造反派头头被抓，他也险些被抓。于得水很忠厚，武斗期间曾帮着父亲活动，在通告上有他的名字。还遇到过其他班的同学，相互觉得很尴尬。在学校时，都是大队、中队干部，是好学生。在这样的地方遇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群众专政是非常可怕的，与我母亲关系好的老邻居，还有我母亲对其有恩的老邻居，有的翻脸不认人。老于家也是如此，阶级斗争是不讲人性的，母亲很伤心。我们常听大人之间的谈话，所以知道父亲是因为什么当的右派，没有什么人格分裂。只觉得这个社会是非颠倒，好人受难，恶人当道。街道也是同样，最坏的人都成了积极分子，越坏越革命，人们越是敬畏。委主任就可以决定将哪一家黑五类驱逐下乡，将房子给自家亲属，找来一群学生带着红袖标就可以了。群众运动是最可怕的，每个人都想通过牺牲别人，使自己顺利过关。委主任、群专组长、居民组长、群专队员等，都成为革命领导者，走路仰脸朝天，不可一世。抄家风甚盛，是有组织的抄家行为，随处都能见到抄家。
　　学校复课闹革命，把学生管束起来。各学校也是军代表，往往一个班长就是全权大使，三结合由他们说了算。都是些农村兵，啥也不懂，就知道对敌人毫不留情。稍有历史问题的老师都成了敌人，每天接受批斗。弯九十度的腰，实在受不了，还得求告跪下，学生们用鞭子挨个打。我见到小学的校长与老师，有的成了满脸阶级斗争的闯将，有的变成黑帮。凶神恶煞肯定是革命者，畏首畏尾肯定是黑帮，从气质上就能看出来。忽然宣布九大胜利闭幕，于是满怀豪情迎九大，人们载歌载舞。九大是秘密召开的，所有代表都由毛思想一人圈阅，以后就成为常态。毛思想就是人民，能代表人民肯定是最高权力。母亲非常害怕，每晚参加整人会议。每个人都在参与整人，不整也不行。这是个互害的社会，不害人必然被人所害。母亲患病，我代替参加了一次会议，群专组长还点了母亲的名。见我是个半大小伙子，没有多说什么。那时候我暗下决心；真批斗我母亲的话，几个子女会拿起武器进行保卫，大不了一死，活着也没劲。
　　学校也搞阶级斗争，根本不上文化课。我混了不到半年，原来主动与我交好的几位同学，听说我父亲犹在关押，吓得连话都不敢跟我说了，就怕也被打成小反革命集团。我索性不再上学，就在家里下象棋。母亲听说我们这一届学生有可能四个面向，逼着我又上了学。与杨老师好一顿商量，杨老师声称我已经被学校除名。下乡时可就不除名了，是非下去不可的。街道委主任与群专组长想要占我家房子，逼我母亲写下乡申请书，全家到农村去。我姐姐与哥哥已经下乡，我也肯定下乡，仍旧逼迫我母亲下乡。街道与学校联合起来，每天组织开会，逼家庭有问题的写下乡申请。母亲提出将我父亲带走，老师说已经问过市公安局，决定判十五年，不用等了。戴阿富判了七年，所有人都估计我父亲这个主犯少不了十五年。母亲不肯让步，但是做了下乡的准备，我家开始摆摊处理破烂。
　　同学们纷纷来看我，只有与我交好的几位没来，大概也是有些不好意思。母亲坚持等父亲的事有个一定，群专组长已经霸占了我家一个屋，喧宾夺主。此事一拖就是三四个月，父亲突然回来了，是患了严重的肺结核。市公安局怕死在里面，不顾单位的强烈反对，硬性放出来的。父亲没有死，吃狗肉将肺结核治好了。没到半年就被勒令上班干活，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