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光辉［４］

　　母亲喜欢帮助人，到现在还是那样。每当我告诉她治病用什么方法，就急不可待的打电话告诉亲朋好友，唯恐人家不知道。我再三劝阻，也是无用。如今这个社会，尽可能少管闲事，小心被人给赖上。管闲事只能摊不是，没人会因此而感激你。哪个人的条件都比我母亲强，想用药或是查网上，都很方便，她多余操那么多的心。记得文革初乱，邻居老于家来找我家，希望能从我家将煤气与自来水接过去，正好没人管。老于家甜言蜜语，巧舌如簧，而我父亲没有答应。因为老于家从一楼老沙家接更方便，沙处长是市政的，以后也没啥麻烦。老于家表示求不动大处长，还是从我家接过去，商量过多次。
　　母亲也帮着邻居求我父亲，而我父亲知道人心险恶，不得已答应下来。果然不出所料，老于家接完自来水与煤气，就与我家翻了脸，而且鼓动所有从他家接自来水与煤气的老邻居与我家进行阶级斗争。生产处于半停顿状态，自来水经常断流，老于家造谣说是我家把阀门关闭了。煤气亦是同样，这些刁民既不想交煤气费，也不想交自来水费，都是一些极端自利的小市民。于是经常半夜砸门，气哼哼的直奔阀门，检查之后啥也不说，掉头而去。有的则破口大骂，不指名道姓的骂，连我们这些小右派也挨了无端的骂。
　　母亲后悔也是来不及了，接自来水与煤气之后，老于家扔下乱七八糟的砖瓦碎片，连收拾都不收拾，扬长而去。老于家总炫耀跟副省长于克是亲戚，可是从未见过于克来过。而且于克名声并不好，是个大流氓。人的品行与职务高低无关，我家是更注重人品。母亲学过医，邻里们谁家有病人，总是求我母亲帮忙打针包扎等。母亲的皮肤特别好，细腻如白脂。心很细，对人和善，当时的人们都很感激的。邻里们也分成帮派，张家长、李家短，相互进行攻击。这是阶级斗争仇恨教育的成效，对阶级敌人的仇恨无处发泄，就在人民内部发酵了。主要就是极端自利，极端自利是从大公无私教育而衍生出来的。每个人都要求别人要做到大公无私，否则就报以阶级斗争。这根弦一绷，矛盾激化了。陈年烂谷都抖擞出来，谁是小老婆养的，谁家过去是有钱的，谁与谁搞破鞋等等，斗争越来越激烈，甚至于全家上阵，棍棒交加。
　　老姜家就是那样，总与邻居打群架，男女老少齐上阵。文革初起，老姜家就贴出了大字报，画上了邻居的两个大阴毒，生出四个小阴毒，而且写上姓名。四大其实就是公开侮辱人格，可以随意造谣诽谤。老姜家是红色家庭，姜婆子总找我母亲哭叽叽的诉苦，困难的活不下去了，父亲总叫她哭叽叽。哭叽叽一来诉苦，我母亲就是劝说。后来生个孩子，求我母亲帮着找户好人家，以后总来哭叽叽要看孩子。那家要了孩子之后，带来了亲生骨肉，就想把孩子送回来，啥也不要。哭叽叽不敢作主，就哼哈的拖了下来。没想到那家要孩子的男人武斗死了，女的想要再嫁，急着想把姜家的孩子送回来。哭叽叽卖冰糕，家里生活好多了。与全家一商量，全家都反对，孩子们怕耽误自己的前程。哭叽叽到我家一说，我父亲当下就发火了；‘当初你们把孩子送走就对不起孩子，现在家庭条件好了，人家白养活，一分抚养费不要，你们还不留，还是不是个人了？’
　　母亲连忙把父亲推出去，父亲口里骂着纯粹不是人，愤愤而去。极端自利的人家是教育不过来的，阶级斗争是亲不亲，线上分，骨肉亲情是不包括在内的。每当邻里们来找我母亲诉说她们之间的斗争，我母亲总是劝解，从不挑事。老黄婆子怀疑补旧鞋的男人与某婆娘勾搭上，在我家盯了窗户外三四天，也没有抓到。母亲劝她不要这样，三四个孩子了。这些小市民既庸俗，又愚昧，真看不出革命群众哪儿是真正的英雄。事后老黄来到我家，好一顿诉苦。阶级斗争都搞到自家来了，连子女都成了斗争工具，轮流盯着那个爹，就怕与别的女人有交往。有一位妇女屁股下面坐了张报纸，上面肯定有毛主席像，革命群众将她抓住狠狠批斗。男人回来正赶上，就打了妻子两个大耳光，宣布与其离婚。革命群众只要忠于毛主席一个人，可以仇恨任何人，包括自己的父母。
　　楼下老胡头当过半年伪警察，被儿子与儿媳妇赶到了大街上，看着非常可怜。儿子因失恋患精神病期间，老胡头可是爱若娇子，昼夜陪伴，房子还是老胡头的呢。父亲的正义感，母亲的善良，使得我家在运动初期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大街上暴打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偷，我父亲将人们拦住。送派出所可以，人们无权毒打一个孩子，阶级斗争也没这么个斗法。有一个下夜班的妇女，被歹徒追赶到我家楼上，妇女呼叫救命之声无人理睬。只有我父亲出去将妇女救了出来，妇女吓得浑身乱颤。事后买了礼物表示谢意，无人管闲事，大街上出现强奸人们都绕着走。父亲的正义感让母亲很担心，尽可能不让父亲出去，免得惹上无妄之灾。都是毛思想武装头脑，怎么世道一乱，都没了人性？嘴里喊的是大公无私，实际上是极端自利，人人都成了伪君子。
　　父母从不关心我们的学习问题，任其自然发展。我们在一起下象棋，打扑克，在外面打闹，玩雪球等，读能借到的所有课外书，这在别的家庭是做不到的。儿女们都自尊心很强，随父母。四弟在哈尔滨住了一段时间，三姨给了十元钱，四弟说啥也没有拿，不接受施舍。穷归穷，不义之财是绝对不要的。贫而无耻是普遍的，偷盗对于有些孩子而言，不算个啥事，家里大人也不管。
　　长春市的造反运动是从四中开始的，我们家那一带三中、四中学生特别多，主要是按片分配的，是较好的学校。先是派了工作组，学毛著的五个小英雄，曾经全市有名，自然靠近组织。史阿峰与傅阿力是我们附近的，家长都是处级干部，算是中层干部。家长通天的是张阿江，拉起了造反组织，将工作组驱逐了出去。然后将全体老师关押起来，进行铐打。据说挖出了杀害方志敏的凶手，潜伏于四中。是历史老师，被学生誉为史鬼。这位史鬼读书太多，下场很惨。张阿江意气风发，人们早就看好；张阿江将来肯定是国家领导人，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
　　那位史阿峰就是后来全国有名的烈士，曾写匿名信为刘少奇鸣冤叫屈，邮给老干部们。据说是被妻子给揭发检举的，在那个年代里，所有中学生都上山下乡，史阿峰居然留在城里上了班，可见非一般人家。被抓之后，咬出了亲舅舅，还有傅阿力的父亲，曾经非常赏识他的傅处长，真是没良心。史阿峰为了活命，咬了不少人，最终还是难逃一死。四人帮垮台之后，被上了贼船的吉林省革委会一把手王淮湘临下台时枪毙了，还弄了个烈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与傅二力是棋友，每当走出一步好棋，或是占了便宜，傅二力都手舞足蹈，张牙舞爪，嘴上更是猖狂已极。分开之后，其实很怀念那一段棋友的时光。有那么几个青少年，整日里在棋坛上争勇斗狠。父亲只告诉了棋步，都是自己练出来的。父母对我们下棋也不干预，省得出去惹事。父亲只是提醒玩物丧志，其实我们没啥志向。母亲总让我们学点实用知识，别只看闲书。可是读书无用论笼罩着华夏大地，知识越多越反动。连沙处长这个主管技术的也被打倒了，经常在汽车上游斗。沙处长过去架子很大，打倒之后恢复了人性，其实是个很好的人。有些新贵却丧失了人性，仰脸朝天的，一下子不认识人了。
　　母亲仍旧在搞副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家里宽裕了一些。买粮与买菜钱不愁了，偶尔还能买几双便宜的鞋子。能穿上棉衣，戴上棉帽子，我们也就很知足了。亲朋好友们往来众多，父母是很好客的。也没什么好吃的，细粮很少，换了粗粮，一斤换二斤。那时候的人们，只要苞米面窝头能三顿吃饱，也就是最大的满足了。逢年过节能吃上两顿饺子，都是平时积攒下来的，所以孩子们都喜欢过年过节。由于政府瘫痪，菜社的供应菜也陷入紧张。没有半大小伙子，根本别想买菜买肉，就是个乱挤。我每天出去挤菜，挤的满头大汗，大多时能买到手。远郊农民进城卖菜的，价格并不高。有的街道自然形成小菜市，没有工商前来管束，秩序井然。这是百姓感觉最为自由的年代，总算是没政府了。农民宁可养活全国人民，只要没有政府的压迫，就是好时光。
　　把父亲打成右派的华局长成为风云人物了，父亲却对他嗤之以鼻，视为跳梁小丑，变色龙。运动一起，华云先是准备抓右派，后来见造反有理，连忙反戈一击，杀了个回马枪，成为市政府造反派司令。很快的与省造反派联合了，不知怎么，华云又杀了个回马枪，出卖了原来的战友，跑到了强者一边。那一段时间，华云杀了多次回马枪，人们对他不再感兴趣。据说没少挨打，饱受迫害。类似华云这样的人物很多，都是过去的积极分子。他们没什么正义感，视利益取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没有良心与道德，只知道忠于毛主席，可以随时仇恨任何人。翻脸之快，令人防不胜防。手段之毒辣，比阳谋有过而无不及。我班同学陈健父母就是造反派头头，夫妇积极参与运动，多日不回家，三个孩子煤气中毒而死。有的人趁乱将不愿离婚的妻子用手榴弹炸死。有的埋伏于暗处，将妻子害死。其实真正抢劫的基本不用杀人，犯不上，都没几个钱。顶多是把人捆起来，塞住嘴巴，把家财搬个精光。
　　阶级斗争教育改变了整个社会，黑五类已成了落水狗。就把斗争矛头指向所有对自己有伤害，有障碍之人，这是符合阶级斗争观点的。连彭德怀、刘邓陶都成了阶级敌人，还有谁不可以？仇恨教育改变了整个社会，影响几代人，人与人之间彼此为仇。对外仇恨与对内仇恨相互感染，仇恨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超过了任何力量。是一股破坏、摧毁、人性恶的大发泄，具有强烈的噬血性与暴力性，也就是革命性。无人能够幸免，包括我们这样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