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光辉［３］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影响孩子的终生。我家亲朋好友众多，这些年来，我看到许多老革命、老干部晚景凄惨，如同活在地狱里一般，只能说是自己亲手造成的。他［她］们都是离休高干，有两三套住房，月收入是普通人的十几倍，子女们也都是各级领导干部。这些马列主义老革命、老太太们，以伪君子教育红色下一代，在家里说的都是官话，无比正确的废话。当年子女们对他们都是小心侍侯，恭敬有加的，不像是一家人。等到老人们患了脑血栓等无法自理的病之后，儿女们才现出了极端自利的面孔；既不肯送老人去护理院，又不肯舍弃老人的高收入与房产等，相互争夺，个个有理，老人成了没了牙的病虎。他们是社会的弃儿，儿女的囚徒，无助的发出愤怒的吼声，却无人理睬。经过多年磨难之后，死去才是解脱。儿女们又假惺惺的撰文怀念，读起来令人恶心。
　　我家是穷困家庭，至今还是相濡以沫。老母无一文收入，却啥也不缺，总是富富足足的。我没跟任何人要过钱，回长春侍奉老母，本打算独自承担的。我买了三千元旧书，在早市上一面卖旧书，一面读史，干了约二十余天。因为兄弟们都主动送钱，不要都不行，是给老母的。四弟每年都给不下四五千元，尽管他收入并不多。我女儿刚刚成了房奴，我再三不要她的钱，还是硬性每年给她奶奶二千元，今年硬性给了四千元。两个孙子刚赚钱，也都主动送钱孝敬奶奶。我没卖旧书赚钱的必要了，就专门读书写作，陪伴老母。
　　我爷爷与奶奶都是父亲送的终。我姥爷与姥姥都是母亲送的终。父母一代对老人孝敬，我们这一代自然对老人孝敬，下一代也是同样。我父母都没太多的文化，父亲念过四年书，母亲只读过二年书。他们走到一起只因为一句话。当媒人介绍他们相见时，我母亲问我父亲道；‘你觉得最幸福的是什么？’父亲回答说；‘帮助人。’母亲看中的就是这一点，母亲也是同样。当时父亲家极穷，父亲连棉衣与棉鞋都没有，冬天挺着过，母亲还以为他是在锻炼身体呢。不义之财父亲向来是不取的，尽管他曾多次遇到过当官发财的好机会。
　　日本人垮台之前，曾在农安扔下了大量的苍蝇、老鼠，应该是细菌战。死人极快，早晨患病，晚上就死，农安被封闭了起来。母亲当年还是未成家的姑娘，啥也不怕，整天奔波于患者之家，救活了不少人。回到诊所时，得全身消毒才能进屋，母亲是一点也没有害怕的，就想帮助人。母亲是真正的白衣天使，有一颗善良的心。伪满时期，有一位日本摄影师，专门为我母亲照像，随时抓拍，登载于日本画报上。那些老照片都被烧了，很是可惜。苏联红军也到了农安，一位军官到诊所看病，登出告示不许苏军骚扰。军官对我母亲极为客气，后来请诊所人吃饭，我母亲坚决不去。事后那位军官特别来解释了一番，他没有恶意。苏军里面也不全是坏人，作恶的到哪里都是作恶。
　　我们喜欢静静的听大人们谈话，每一句话都倾听。只要家里一来客人，就都不出去玩了，站在一旁就是听大人们唠叨。在外面是不敢乱说的，父母就对儿女讲些过去的事，讲述老电影。他们会唱许多老歌曲。他们那个年代主要是电影插曲，父母谈恋爱时学唱的就是那些老歌曲。他们经常不由自主的深情唱了起来，是在家里小声的唱，外面的阶级斗争空气越来越浓。那是些充满了人性的老歌，［母亲的光辉］、［鸭绿江之夜］、［可怜的秋香］、［梅娘曲］、［满江红］、［苏武牧羊］、［黛玉悲秋］等等百余首老歌，我们是一听就会的。这些充满人性的老歌就是我们的早期教育，加上故事情节。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等我们从小就知道，而且从未忘记过。这是潜移默化的心灵教育，自尊是第一位的，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孝是做人之本，不孝之人啥也谈不到。连父母都交不下的人，还有谁能交得下？那可是天高地厚的养育大恩呐？
　　父母重亲情，重感情，所以亲朋好友宾至如归，喜欢到我家里吃住，很是随便。大碴子粥与朝鲜辣白菜，就是最好的招待，都吃的非常香。家里一张小饭桌，全家围坐，一人一个小板凳，来客亦是同样。其乐融融，吃饭时总是有说有笑的，父母从不打仗。那个年代里，不打骂老婆的男人很少，而父亲对母亲始终很尊重，没发过脾气。
　　文革开始了，不论批判三家村，还是批［海瑞罢官］，似乎与百姓都没什么关系。自从刘少奇主政之后，政策上宽松了许多。允许办社办工厂，也就是小作坊。物资奇缺，只要每月能保证两瓶氧气，两桶电石，或是一二吨焦炭，就可开个工资。父亲单位每年每位职工分配半吨焦炭面，半吨焦炭，显然用不了那么多。煤气厂生产焦炭，父亲每月可求小官批上一吨。就这样，父亲的朋友带我母亲加入了社办工厂的行列，以后就不必织毛衣、看小孩了。
　　文革初期，谁也不知道大方向指向哪里？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文革就展开了。起初就是文艺批判，再就是革命传统教育，战斗红色歌曲的铺天盖地。八个样板戏出台了，整天都是这些，宣传的令人烦躁。文革之前的阶级斗争教育已经使人们充满了斗争性、暴戾性、噬血性、冲动性，［收租院］的血泪控诉，以及戏剧舞台上的敌我斗争，已经预示了一切。即便没有文革，这些仇恨的熔岩也是需要愤怒发泄的。不能与苏修开战，只能在国内开战，国内的阶级敌人是些活靶子。从小就学习刘文学，半夜鸡叫，地富是非常凶狠的。仇恨教育深入人心，恨是一股强大的动力，强大的凝聚力，仇恨令人坚强有力，令人心同钢铁。
　　我父母教育的是爱，母亲信基督教，主张神就是爱。心中有爱就是心中有神，心中无爱就是心中无神。父亲最佩服的是把土地分给农民的托尔斯泰，有大同思想，主张博爱。在粮食非常紧缺之时，一个窝头能换一个金戒指。而我父亲将手里的粮食送给亲朋好友，有的已经饿得起不来了，那是困长春的艰苦岁月。五斤粮就能救活一条人命，父亲是重义轻财的。母亲了解父亲，所以对于他被打成右派也没有太多的埋怨，父亲这样的人早晚躲不过。
　　母亲啥也不懂，搞副业期间尽是吃亏上当，被别人给算计利用，还没少白忙。母亲在外面口碑很好，她从不骗人，吃亏就是占便宜。文革期间政策宽松，都忙于搞运动，社办企业在夹缝中发展起来了。这是个畸形发展时期，一面大肆批判资本主义，一面发展社办小企业。其实就是民办企业挂靠，给街道公社交管理费，打个公有化名义。政策说是鼓励，其实主流思想是在压制。有一次母亲到军区推销汽车防滑链，被当兵的好一顿训斥，搞资本主义搞到军队来了。毛思想成为主流，社办企业成为灰色经济，存活空间越来越小。为了生存，人们在拼命的挣扎着，而毛思想要占据所有领域的。随着刘少奇的被打倒，前十七年受到全盘否定。社办企业已经被视为投机捣把、发展资本主义了。母亲只好将目标盯在农村，挂靠大队，希望能避过灭顶之灾。
　　父亲吃过大亏，不参加文革运动，也劝别人不要参加。学校停课闹革命，企业停产闹革命，只有农民还在种地。其实真正参加运动的人并不多，绝大多数都回了家，满大街都是下棋的，打扑克的，闲扯的。人们就是在看热闹，看大字报，看武斗，听两派辩论。民间也分成两三派，但是不影响邻里关系。相互斗斗嘴，品头论足，父亲成为中心人物。大串联期间，母亲很担心我们的安全，啥事也没发生。在北京的四十余天，我平生第一次吃的那么好，那么饱。顿顿两个白面馒头，菜里有肉，我都舍不得回家了。吃住免费，是毛主席的客人。那是第八次接见，我仅在动物园就逛了三日，老北京看个遍。有乘车证，不必花钱。临行前母亲给了我五元钱，花得一分不剩，冬天很冷才回的家。满载红卫兵的列车曾相撞，母亲很担心。见我回来责怪不给家里来信，其实我都没想到会留在北京那么长的时间。
　　二表哥将学校的手风琴放在我家里，那段时间亲朋好友经常聚到我家开家庭音乐会。大家唱歌，二表哥伴奏。我家在那一带是特别的人家，歌声不断，琴声不断。父亲是厚重的男中音，母亲唱起歌来感情浓郁，亲朋好友们都羡慕我们是个幸福的家庭。在三结合之前，也就是军管之前，是我们家最快乐的时期。社会无政府，却很宽松，也是全国人民最快乐的时期。流氓抢劫事件很多，穷人是不担心的。社会再乱，也比有组织的迫害要好百倍，无组织的作恶是有限度的。
　　长春出现了一位［新狂人日记］，主要是批判刘少奇的论修养。宣传的铺天盖地，后来不知怎么，这位新狂人又批判上了毛思想，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不能以毛思想武装头脑的都是无可救药，只好枪毙。不以毛思想统帅头脑的，肯定是精神病，阶级敌人，在消灭之列。群体性的精神偏执如同当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时代，德国的希特勒时代，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中国也进入了毛思想时代。有个人思想的全部都是精神病，只许忠于革命领袖，可以仇恨所有人，包括自己的父母。我们虽然也把毛语录、毛诗词背得滚瓜烂熟，思想上却没被洗脑。这与父母的耳濡目染教育有关，博爱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仇恨思想是很难找到同样位置的。人类社会哲学其实只有两大类，一类是主张和平博爱，一类是主张战争仇恨。而毛思想属于后者，是有着异常强大的邪恶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