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光辉［２］

　　姐姐多次表示；‘妈这儿也就是你能侍侯得了，换谁也不行，总说些没用的。’这话我能理解，母亲已经八十九岁，思维有些混乱，却每天回想起从前的琐事，唠叨个没完。几乎每天都像刚刚想起来似的，对我唠叨又想起个事。其实母亲所说的事我已经听过无数遍，只能再次静静的听下去，母亲需要的只是个听众。即便身边没人，也会自言自语唠叨往事，发出阵阵叹息。那是充满了痛苦的岁月，有些事母亲记的很混乱，连年代顺序都弄混了。由于气血不足，母亲总是不间断的发出哎声，听着让人心烦。我早已习惯成自然，只是静静的陪伴着母亲，母亲对生活的要求很少。现在的人过于讲究，过于干净，有些成为洁癖。老年人行动不便，在屋子里放尿桶。楼上那位老太太与我母亲同龄，儿媳嫌有味，说啥也不准老太太在屋里放尿桶，有室内厕所。所以我母亲坚持一个人单过，母亲为主，我为客，母子之间也是存在主客关系的。
　　我与母亲同吃一盘菜，孩童时期的事我记得清清楚楚。母亲一面为我们剪脚趾甲，一面笑着问我们；‘等我老了的时候，你们能这么为妈剪脚趾甲么？’一晃就是五十多年，母亲现在自己还能够基本自理。我是能为母亲剪脚趾甲的，因为我记得每一件小事，当年的母亲仍旧鲜活的生活在我的记忆中。我姥爷是朝鲜人，家里生活在延吉，村里全是朝鲜人。我姥姥将我母亲生在磨房里，以后就是背孩子干活，朝鲜妇女都是那样。长大了就有些罗圈腿，一眼望去就知道是朝鲜人。朝鲜妇女的贤淑美貌，是内在的美，气质与其他民族大不相同，与男尊女卑的民族风俗有很大关系。朝鲜妇女皮肤白嫩，细腻如脂。一头黑发闪着光亮，行动飘逸，如同仙女一般，端庄而善良，有着东方美人独有的魅力。我母亲随我姥爷，是天生的自来卷，不需要烫头发。六十年代初，我父母正是中年人，母亲连一根白发也不生，黑发光鉴，脸上没有一丝皱纹，令同龄妇女们羡慕不已。我母亲年青时是个美人，朝鲜式的美人。总也不见老，总是那么年青美貌，即便生病之后，在市场上做小买卖时也是那样。人们都喜欢买我母亲的东西，同行很是嫉妒。总骂买卖都让那个小日本子给抢走了，怂恿工商人员收拾我母亲，同行是冤家。
　　母亲被工商没收了三十元本钱，实在走投无路了。父亲每月回家一次，母亲想去找局里，让帮着把这钱要回来，父亲不肯答应。父亲不愿意母亲在华局长面前低三下四，那是个卑鄙的小人，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华局长没什么资格，就是善于迎合上级，是条变色龙，居然把老曹太太这位老革命压了下去。老曹太太投奔延安时，还是革命青年，家庭出身不好，是官僚资产阶级。可利用不可重用，就挂了个副局长，说啥话也不算。母亲表示去找曹副局长，父亲默许了。老曹太太很是同情，当即打发两个人前往工商所进行交涉。工商所一口咬定没收款以经上交了，没办法退。老曹太太知道三十元对我们这样家庭的份量，不知道费了多大的力气，从困难补助中挤出三十元，派人送到我家。革命干部们很是气愤，认为右派分子没那个资格。老曹太太只是对他们解释；‘那六个孩子挺可怜的。’老曹太太是为了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与家庭决裂，投身革命的。新中国建立之后，她家的苦难就不用提了。反右运动让她感到不可理喻，我父亲在她眼里是局里唯一有正义感的人。事后母亲特意到局里向老曹太太表示谢意，老曹太太详细打听了我家的情况，鼓励我母亲继续干下去。做小买卖是不是投机捣把谁也说不清，人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四弟与五弟本来母亲不打算要的，养活不起。那时候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毛主席认为人口多，干劲足，力量大，鼓励生育。做人流必须单位开介绍信，结扎也是同样。家家都是五六个孩子，都很困难，毛主席是准备打世界大战的。四弟与五弟生下来就严重缺钙，母亲也没有奶水。就买七分钱一斤的片骨头，熬骨头汤之后还能卖四分钱一斤，给这些孩子补营养。每个人每月半斤肉票，骨头也很短缺。买到骨头就煮大头菜，都是成堆的处理菜。每个孩子抱一两个大头菜，母亲背着剩下的。母亲常唠叨我们是靠吃大头菜活过来的，苞米面糊涂里也必须加大头菜，才能每人分上一碗。粮食按岁数供应，一岁一斤。五弟三岁，每月只有三斤粮量。我八岁，每月八斤粮量。肚里没油水，特别能吃，如同喉咙中有个小勺子。就是这样，每月粮店还硬性扣下几斤定量，属于自愿捐粮支援亚非拉革命。毕竟是省城，居民很少饿死。因营养不良患病的随处可见，最多的就是肝炎与肾炎，还有浮肿。
　　母亲一去买菜，我们这些孩子就拉着母亲的衣服，似乎这样才有安全感。售货员总喊她子孙娘娘，连说带笑的。每一分钱都算计着花，母亲却鼓励我们看小人书。每当给了几分钱，我们三四个到了小人书店，上一年级的哥哥就给我们念小人书，惹得别人很烦。有时候将小人书租回去，邻居们互相传看。母亲开始攒零钱，准备为我们买一个收音机，那个年代没几家买得起收音机。日子虽然很穷，可是我们学习都很优秀，墙上贴了满满两排五好学生奖状。母亲认为这就是最大的财富，比啥都珍贵。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四弟与五弟出去捡煤核，总受到大人的欺负。偶尔捡到废铁，卖几分钱高高兴兴的买了几个西葫芦抱了回来，显得很得意，能为家里分忧了。冬天烧的都是捡来的煤核，煤是买不起的，夜里总是用小棉衣围在脑袋上圈成个小巢。
　　母亲只读过两年书，没啥文化。勉强能看［圣经］。买了一本［一千零一夜］，每晚上给我们念上一段。以后我们也能看得懂了，那本书翻得稀烂。母亲鼓励我们读课外书，却无处可借，书是极缺的。学校责成班主任收学费，对不及时交学费的学生责令站起来，以示羞辱。母亲再难，也不请求免费，老师对请求免费的学生态度生硬。为了我们的自尊心，总是想方设法交上学费，免得孩子在班里抬不起头来。李玉刚父亲是个画家，因反革命小集团罪判了十五年。他母亲是个才女，很是刚烈。坚决要求学校免费，她家的子女在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自暴自弃，后来都不学好。也许是社会的责任，孩童幼小的心灵是经受不起摧残的。破罐子破摔是她家子女的选择，当妈的不能说没一点责任。
　　每当接到父亲的来信，母亲读了就生气。根本不关心家里怎么样？只是高谈阔论，他们又超额完成多少土方，夺得了第一，似乎不是在进行劳动改造。父亲不吃大酱，只好吃咸盐水泡饭，被批为小资产阶级。右派之间也是你整我、我整你，都认为自己这个右派是误抓了，别人是真正的右派，包括那些十七八岁的师范学生。母亲总认为父亲思想过于简单，过于天真，有些傻。从来不顾家，在单位排练演出，搞活动，玩，就是不顾家。除四害时上百个人追赶一只麻雀，有啥用？后来麻雀又不算四害了，毛主席说啥是啥，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一类右派都判了徒刑，我父亲是三类右派。劳动改造三年，摘了右派帽子，下放到煤气厂当瓦工。这回家里的砖炉子有模有样了，每年冬天买上半吨焦炭面，七元钱烧一冬天，做成煤坯。我们围坐在烧红了的炉圈边上，觉得很温暖。虽然供应粮是发霉变绿的苞米面，显然比过去吃的饱。据说欠苏联的外债基本还清，赫鲁晓夫也下了台。
　　父亲月工资五十二元九角，四级瓦工，这个工资始终没变。父亲不让母亲出去做小买卖，怕同事们笑话。那个年代做小买卖是投机捣把，经常割资本主义尾巴。就让母亲在家看小孩，织毛衣手工，收入跟做小买卖差不多。母亲为了照顾这些孩子，也就答应了。此前是街道成立的看小孩，老萧太太对我们很照顾。每天一大早我就领着四弟到了他家，还没起来呢。每月一个孩子只收五角钱，为我母亲解决了很大的困难。五弟送到长托，每星期回家一次，那三年就是这么糊里糊涂过来的。看小孩与织毛衣比做小买卖还累人，由于母亲对小孩好，还懂得医学知识，所以小孩并不缺。家长们都很仔细，哪怕提前一天的托儿费也不会先交的。尽管母亲待那些孩子与亲生的同样，人家是花了钱的。一直到文革前，母亲一直是看小孩，织毛衣，把眼睛都累坏了。毛线红的多，就患了眼睛闪光。脑袋痛的要命，而且恶心，后来戴上了闪光眼镜，才缓解了过来。母亲虽然为别人织毛衣，自己却没有一件毛衣。剩下的线头凑在一起给我们织了手套、线袜子等，给我父亲织了件杂色的毛衣。
　　父亲喜欢交朋友，右派们都与父亲有所往来，相互之间也是说话很注意的。母亲认为父亲滥交，早晚得出事。这个社会最讨厌的就是小集团，我家地处交通要道，往来很方便，亲朋好友也是往来无数。公安部门对我父亲这样的人是很注意的，父亲却毫不在意，棋友一大帮，啥人都有。有一位有名的画家，我哥哥曾跟他学过一阵画画，开了间画廊。这位的父亲镇反时被枪毙，十三岁的少年持刀劫法场，也是看［水浒传］看的，以为现在是冷兵器时代呢。这是个极聪明，极有才的人物，棋术很高。阶级斗争越来越紧张，［千万不要忘记］那部影片已经成为主旋律，我父亲却浑然不知。父亲读书不多，记性好。讲古论今，给我们讲读［古文观止］、［唐人小说］等，按说都是旧思想、旧观念。父亲所交往的都是道义之交，没有势利之交。生活仍然如故，我们却渐渐的长成了少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