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布于2006年7月12日

1999年，在国家体育总局的“三讲”中，出现了一个“匿名信”风波，和一些令人反感的“整人”现象，连我这个“外商”也受牵连，难逃厄运。

这个“三讲”，按照其原意，是一场共产党内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自我教育。但是沿用了过去“整风”的一些做法，发动群众揭发领导。总局党组的两位领导伍绍祖和袁伟民之间，本来就有矛盾，这样一来，这个矛盾很快就公开化，尖锐化。袁伟民在其助理何慧娴的支持下，对伍绍祖发动了很不友好的攻击。攻击的主要内容是伍绍祖的儿子伍四在我公司任职这一件事。

我知道伍绍祖是无辜的，眼看他受到围攻，处境十分困难，他所受到的攻击又与我有关，我决定向“三讲”工作组写一份资料，澄清一些有关伍四的事实。我公司（北京电彩公司）受体育总局委托，开发电脑彩票。公司建立初期，就考虑到今后中外合资的发展方向，并且为了使得体育总局充分掌握这个系统的一切内容，起用了体育总局“电子信息中心”的一批工作人员为公司骨干，其中有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的儿子张宁，外联司司长屠铭德的儿子屠学言等。此外，公司也聘用了伍绍祖的儿子伍四。伍四是清华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的本科毕业生，从其资历来说，完全符合公司的要求。伍绍祖并不同意伍四来我公司工作，但是在当时急需用人之际，经我再三要求，伍绍祖才同意让伍四参与我公司的软件开发工作。公司的行政领导由另外一位外聘的李松林负责，伍四的工作责任只是开发电脑软件。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伍四在我公司开发体育彩票电脑软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作表现优异，体育彩票的电脑系统运行良好，符合体育总局彩票管理中心的要求，有力地支持了体育彩票，使得体育彩票的销量在很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了当时的福利彩票。我向总局“三讲”工作组所提供的资料，大体如此。但是，由于我们写了支持伍绍祖的材料，这就得罪了袁伟民。

如果说总局领导的子女在我公司任职，违反了当时的有关规定或纪律，那么三个子女同时退出我公司，谁也无话可说。问题在于袁伟民的兴趣在于逼走伍绍祖，因此他的矛头只是对准伍绍祖一个人。更有甚者，体育总局内部出现了一些长达数万字的带照片的匿名传单，说伍绍祖支持“[][]功”，用无限上纲的“文革”手法，硬把伍绍祖往支持邪教这个方向推，这就很恶毒了。伍绍祖把这份传单送交公安部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证明这份资料的内容没有根据，是伪造的。写这份材料的人大概自知站不住脚，因此匿名。遗憾的是，由于伍绍祖支持对“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使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伍绍祖产生偏见，体育总局内部无人敢站出来说公道话，谴责追究这种无中生有的诬蔑领导的虚假材料。

在“三讲”期间，写匿名举报材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不受追究。但是有人写匿名材料举报袁伟民的儿子袁粒，袁伟民就不依不饶，追究到底。也许由于我写材料为伍绍祖澄清一些事实，袁伟民竟幼稚到怀疑这封匿名信是我的作品。袁伟民的夫人郑沪英为此指名道姓，骂不绝口。既然又涉及我本人，使我对这封匿名举报信产生兴趣，也想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虽然没有直接的渠道，但是也查了一个八九不离十，所得情况如下：

这份匿名材料举报了以下三个事项：（1）袁伟民家装修豪华；（2）袁伟民家经常有人送大闸蟹；（3）袁伟民的儿子袁粒在江苏涉足体育彩票，从中牟利。

我去过当时袁伟民在北京天坛附近法华寺小区的家，他家的新装修的确要比伍绍祖家要豪华得多，但是我也去过很多其他领导的家，其中不少人家的装修的豪华程度超过袁伟民家。只是因为我去过袁家，就怀疑我举报他，很幼稚。至于吃大闸蟹，我自己就喜欢吃，而且也经常送大闸蟹给领导吃，如果这种事也值得举报，那么这个到袁家送大闸蟹的很可能就是我自己。

举报信内的第三项，即袁粒涉足体育彩票，从中牟利，如果属实，则是一个严重的违规行为。我和袁粒只见过一次面，平时和他全无来往，不了解他在干些什么。写匿名函的人比较糊涂，袁粒的违规行为发生在浙江宁波，但举报函却误为江苏。因此当袁伟民追查袁粒是否在江苏涉足体育彩票时，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予以否认，但是并没有揭发袁粒在浙江宁波的所作所为。

实际情况是：袁粒代浙江宁波向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出要求批准发行即开型彩票，从而使他自己有机会参与彩票的奖品供应。当时总局彩票中心的三个领导赵明宇，周绍兰和张伟华为此专门开会研究，考虑到小袁是总局领导的儿子，就批准同意了。因此，匿名举报函所揭发的第三项确有其事，并非虚构。

2000年初，伍绍祖被调离体育总局，袁伟民升为总局局长，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撤销1998年总局党组关于和我公司合资的决议，进一步要求彩票管理中心完全断绝和我们的关系。我公司最终于2003年完全撤出体育彩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