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培养说假话

　　在我记事之后，就知道了每时每刻的阶级教育，忆苦思甜，对黑五类的丑化等等，仇恨帝修反，儿童刊物上随处可见。街道居民组只要开会，肯定少不了忆苦思甜，一个典型示范可以代表六亿人，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白毛女》、《收租院》、《半夜鸡叫》等等。自小学一年级，学生们就必须填写家庭情况表，每年都得进行一次，由学校进行掌握。黑五类家庭子女受到歧视，遭受同学们的排斥，在同学之间搞阶级斗争。包树是蒙古族，成份为地主，老师总欺负他，曾经离家出走。对于父亲曾当过右派，我一直怀有恐惧感，怕老师知道，尽管已经摘了帽。
　　１９６４年，姐姐上了中学，学校组织下乡访贫问苦，做社会调查。事先社队干部已经安排好了典型示范户，只有姐姐她们打算走访的那户病的很严重，只好临时另做安排。社队干部起初有些犹豫不决，尽管有个老光棍，是地道的贫雇农，就是性格太倔强。农村经常化忆苦思甜，苦大仇深的成为重点培养目标，可以入党，提拔为社队干部。这位老光棍见学生前来，似乎不大欢迎，怨气很大。当学生们追问他在旧社会吃了多少苦时，老光棍回答道；‘我吃的比现在强多了，东家舍不得吃，也得先给我吃，指望我给他家出活呢。’对于新社会极为不满，差点没饿死。学生们丧气而归，别的小组都挺顺利，姐姐小组只好乱编一气。
　　姐姐让父亲讲家史，父亲从来不提爷爷，可见没什么可夸耀的。姐姐这么一问，父亲来了兴趣，回答道；‘你爷爷可是个大买卖人，进出粮食论火车皮，在麻将桌上就把买卖给做了。’姐姐很失望，不肯记，希望说说旧社会的苦。父亲提到我爷爷因为替人担保贷款，而且几车皮粮食被军阀征用，被股东们告上法庭。七岁的父亲前去送饭，不小心半路把饭盒扣在地上，只拾起了一半，见到我爷爷就哭了起来。我爷爷第一次伸手抚摸二儿子的头顶，劝他别哭，并给父亲一个大铜板。父亲第一次动了情，随后写出了《一个铜板》回忆文字，念给我们这些孩子听。
　　灵魂是传承的，爷爷从不理会孩子们，我父亲亦是同样，从不理会我们。我们有时故意打闹，以引起父亲的注意，希望他厚厚的手掌能够打自己，哭上一气。可是父亲一门心思放在工作上，下班之后也是读和写，从不像别家的家长，哄孩子们玩。右派改造三年，回来之后才偶尔全家去公园，去南湖，作为春游。父亲临死的那年春节，总说想我奶奶了，很是动感情。因为父亲被抓了当国兵，奶奶精神失常了。爷爷是困长春时病死的，我们都没见过。父亲提到爷爷患有脚气，奶奶与我老叔都为他搓脚丫子，只有父亲不肯，爷爷最不喜欢的就是父亲。父亲十四岁开始养家，两位老人都是父亲送的终，父亲是个孝子。
　　姐姐怎么编的家史就不清楚了，反正不会实话实说。同学们亦是同样，其实城市百行百业情况很复杂，哪来的那么多贫农、工人？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们也经常性的忆苦思甜，主要是搜集报刊杂志上的内容。仇恨教育是主要内涵，培养对敌仇恨，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邻居小孩与我们打架，总骂小右派，右派崽子，夸口他爸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不知道怎么就传到赵老师那里，于是变着法将我的中队干部拿了下来，赵老师对于活学活用毛著很热心，每天都逼着学生们谈感受。陈健同学起初很踊跃，后来编无可编，假话都编没了，实在想不出来了。陈健成为班里的新星，他的父母也很能紧跟形势，表现思想进步。
　　在文革运动中，陈健父母是市委造反派头头，扔下两个孩子在家顾不上，积极参加运动。陈健也组织毕业班，聚了一群无人问津的毕业生，占据了市政府一个办公室作为司令部，学生们整天前去打闹，胡闹了几个月。陈健与他妹妹是被煤气熏死的，刘和老师曾是小教造大头头，是保皇派，对陈健父母嗤之以鼻。
　　所有的政治思想都是建立在假话基础之上的，直到五十年后我才走出假话王国，朝闻道，夕死可矣。所有的假话都是在为政治服务，也就是服从大局。这个大局就是进行世界革命，全球一片红，全部说假话。走出假话包围之后，我只想说真话，并争取说真话的人身权力，炎黄子孙有权力说真话。假只能滋生丑恶，真才能生长善美。假丑恶不应当是中国特色，真善美才是民族传统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