允许说真话，建成讲道理的社会

　　人需为儒，也就是儒家学说。本意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学说，讲道理的社会，就是以王道治国。法为三去，也就是法家学说。本意是以去头、去势、去足建立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只讲强权的社会，就是以霸道治国。前者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善基础上的。后者是建立于人之初，性本恶基础上的。
　　王字的本意为往，众人所往，众心所归。王字又含有天地人贯彻，三位一体之意，人以天地之心为心，天心至公，所以人心也希望社会公正、公平。霸字为革月雨，月的本意为阴，阳成气，阴成形，月即是肉。革为刀，以刀割肉，如雨而下，就是最严厉的剐刑，千刀万剐，以刑杀立威。
　　儒家认为人类社会需要讲道理，法家认为人与禽兽没啥两样，应当讲强权。前者是民主社会，后者是专制社会。儒家认为生来人人平等，有教无类。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人品有高低贵贱之分。颜回就是位君子，君子固穷，不坠青云之志。而夏桀、商纣则是独夫民贼，为小人，人品低贱，不齿于人类。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小人唯利是图，无所不为。所以孔子为天下所瞩目，并未称王。秦始皇为天下所侧目，却称王称霸。先秦三千年是讲道理的社会，秦王朝之后，是讲强权的社会。随着强权的加剧，人性恶也越来越加剧，也就是奴婢性；恃强凌弱、嫉妒成性、巧立名目、暴殓天物、穷奢极欲、穷凶极恶、恶奴欺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两汉四百年，魏晋之后，五胡乱华。也就是野蛮战胜文明，强权战胜公理，战争是邪恶与邪恶之间的较量，是人类之间的同类相残。哪一方更加残暴，更加邪恶，更加不择手段，哪一方就能够如同禽兽争斗一般，取得最后的胜利，享受人肉大宴。文明社会是止戈为武，丛林社会是强者为王。
　　契丹是北方胡人，也就是野蛮人。实行奴隶制。野蛮人是半人半兽，父子相残，兄弟相残，无道理可讲。是有组织的暴力抢劫集团，无恶不做。中原大乱，军阀们借助胡人争夺天下，引狼入室。宋神宗年间才有了国号，为大辽。辽疆万里，也需要效仿中原文明，就由野蛮向文明转化。由于实行民族压迫，奴役女真，引起了反抗。女真就是长白山的野蛮人，原来居住分散。大辽窝里斗，有五百兵甲投奔女真，女真靠这五百兵甲攻城略地，迅猛发展，灭了大辽，建立了大金国。大金为中国，宋国、朝鲜、夏国等，都是大金的属国。这亦是野蛮战胜文明，不需要讲道理，只讲强权。
　　大金也得走向文明，效仿中原。于是野蛮的蒙古人继而成为强者，以人肉为盾牌，征服了朝鲜、俄罗斯、安南、大理等，灭了金、宋，奴役了印度，跨海远征日本。于是创立蒙古文字，为国学，蒙古语为国语，公文都采用国语，唱胡歌，说胡话，穿胡服，随胡俗，化夏为胡。‘癸酉，敕宗庙祭祀祝文，书以国字。’‘壬午，和礼霍孙奏：“蒙古字设国子学，而汉官子弟未有学者，及官府文移犹有畏吾字。”‘诏自今凡诏令并以蒙古字行，仍遣百官子弟入学。’‘戊午，敕自今并以国字书宣命。’
　　野蛮战胜了文明，所以‘八娼、九儒、十丐’，儒生社会地位比娼都要低，文化不值钱，也不需要文化。汉人之命贱于牛马，‘戊子，诸王塔察儿使臣阔阔出至北京花道驿，手杀驿吏郝用、郭和尚，有旨征钞十锭给其主赎死。’实行奴隶制，利用汉人奴才，以汉制汉。
　　人需学说——讲道理的社会，是汉民族所渴望的，尽管早已久违，民主之光却从未泯灭。儒家学说就是讲道理，道理最大，道理越辩越明。法家学说只讲强权，枪杆子说了算。炎黄子孙在黑暗中摸爬滚打，长夜漫漫何时旦？这是人类社会之光，人性之光，已被摧残了二三千年。没人愿意做奴隶，都是被逼无奈。当人性被奴化，被扭曲，也就丧失了自我，成为强权的精神奴隶。炎黄子孙需要一个讲道理的社会，精神文明比物质文明更加重要。人类道德已经被摧残殆尽，这是百代皆秦政所造成的恶果，是在毁灭中华民族的灵魂，滑向假丑恶。只有真，才能生出善美，说真话是必要的，应该允许炎黄子孙说真话。炎黄子孙正在不懈的争取允许说真话的人身权力，阻力极大。炎黄子孙有权力说真话，只有说真话才有自我救赎的可能。允许说真话，建成讲道理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