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需要自由性，专制需要奴性。

　　先秦三千年，上层建筑是以王道治国。化家为国，贵族共和，殿堂民主，对乡社自治的下层社会影响不大。井田制是很稳定的，赋税主要是劳役什一税，每年服劳役不超三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寓兵于民。经历了春秋战国之后，华夏转入以霸道治国，皇帝乾纲独断，只讲权力，不讲道理。打破了井田制，鼓励农桑，谁垦荒土地就归谁，为的是增加赋税收入，地阔人稀。秦始皇统一六国，将西秦的霸道治国应用于全天下，引发了强烈的反抗。西秦为戎，无文化，尚未开化，所以适用于霸道治国。戎人一直是奴隶制，强者为王。而中原列国则不然，有长达三千年的文明史，为炎黄子孙。戎人有奴性，屈从强权。而中原华人一直是自由人，渴望王道，对霸道非常反感。
　　张良刺杀过秦始皇，高渐离刺杀过秦始皇，想要刺杀秦始皇的遍布全国。项羽想要取而代之，刘邦想要屠龙，儒家弟子也到处书写‘祖龙死而天下分’的字样。主要在于人们怀念王道治国，下层社会是民主社会，上层建筑是贵族共和，殿堂民主。天子所辖王畿千里，再就是最大的封国为百里之国，也就是现在的一县之地，中原列国总人口不超过三四十万。礼崩乐坏之后兼并严重，王道与霸道并行，民主与专制并行。秦始皇是完全专制，焚书坑儒，以愚黔首，奴化百姓。
　　天下苦于霸道专制，秦国只存在短短十几年，就烟消云散了。汉代实行的是宽松开明帝王专制，其实就是无为而治。地阔人稀，鼓励农桑，谁垦荒土地就归谁。赋税轻微，只有三十分之一。实行殿堂民主，天下一万余官吏，管理一千三四百处郡县，事越少越好。上层建筑的争权夺势，对下层社会基本上不产生影响，家给人足，民心思定。奴化教育是潜移默化的，炎黄子孙的奴性越来越多，官吏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当上层建筑腐化堕落之后，就爆发了恶奴革命，例如绿林、赤眉。恶奴革命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民死十之八九，主要是饿死的，无人耕作，耕作也得不到粮食，就是个抢。恶奴焚烧所有书籍，当柴草，因为他们不懂。
　　刘秀是文化人，建立了东汉。将人少郡县撤并十之八九，官吏也撤并十之八九，万户一县。于是又进入了新的循环，沿用汉法，与民休息。奴化教育是必要的，仍旧是以王道为体，霸道为用，实行殿堂民主。炎黄子孙的奴性越来越多，已成为国民性。官吏的权力也随之越来越大，腐化堕落，再次爆发恶奴革命，是以宗教为纽带的黄巾起义。恶奴革命再次给社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天下百姓十死八九，主要是饿死的，无人耕作，耕作也收获不了，就是个抢。人心思定，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进入下一次历史循环周期。
　　帝王专制是以王道治国面貌出现的，但是以霸道治国为辅。奴性引发了人性恶，所以霸道为用是必要的，以恶制恶，以杀止杀。极权等级制是奴婢制社会，奴婢性成为主要的国民性，每个社会等级都是上一个社会等级的奴婢，帝王为主宰。主奴意识的形成，使得百代皆秦政成为首选，可以更有效的驭民，分而治之。帝王专制时期一直沿用乡社自治，中央政府的权力截止到县，地方治理主要是靠士绅阶层，都是历经数代形成的，是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代表地方民意。百姓聚族而居，士绅阶层出自于本族，是很有威望的。也是政府官吏依靠的重点对象，父母官上任之后，首先要联络这些地方士绅，出谋划策。
　　两汉四百年奠定了华夏的专制社会，以王道为体，霸道为用的治国模式。天下空狱，一人不杀是值得夸耀的，表明社会和谐稳定。上层建筑的权力之争对于下层社会影响不大，百姓不关心谁在管理国家，同样上交皇粮国税。
　　秦王朝的短命与汉代的长命恰好相反，秦代的短命是因为缺少奴性，汉代的长命是因为多了奴性。当奴性成为主要的国民性时，整体社会道德观念就滑向恶，奴婢之间也相互憎恨，相互嫉妒。主要表现在势利性，势利性成为国民性。司马迁感叹道；‘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华夏是由善向恶的转换过程，是由民主向专制，更加严厉专制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自由性向奴婢性的转变过程，由人性向兽性的转变过程。有什么样的社会就造就什么样的社会群体，人性是被动的改变，而非主动的改变。当社会走向民主时，人性就体现出民主的光芒，自主意识增强。当社会走向专制时，人性就转变为奴性，丧失自我意识，成为强权的奴隶。
　　民主需要自由性，专制需要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