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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8.8
五十年代初的苏俄化
长春是1948年解放的,在困长春期间,我父母分别考进了国军部队医院,没有饿死,活了下来,算是一般历史问题。‘国民党的税,共产党的会’,共产党就是会多,天天不断的开会,宣传灌输新思想,新道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幅标语满街都是,直到1958年之后才渐渐看不到了。我记事很早,应该是三岁左右。家里亲朋好友总是不断,主要是我家房子大,交通方便,父母很好客。母亲有五个叔叔,三个姑姑,所以我们这一辈人姨舅很多。在我家里长住的是三房的大姨,领着小女儿黑丫。大姨是位新女性,喜欢唱歌跳舞,三十岁出头,长的漂亮。因为是包办婚姻,正在与丈夫闹离婚,家里扔下了两个孩子。这是新社会了,大姨与一位进城部队干部好上了,就怀上了黑丫。似乎那位家里有妻子,大姨就成了单身女人。
大姨条件高,一直没找到合适的。离婚的妇女特别多,都争抢着嫁给进城干部。母亲的好朋友翟兰是位绝色美人,国高毕业。男友在八路军第一次进长春时参加了革命,分别时两人山盟海誓,非子不娶,非君不嫁。翟兰在部队医院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其实就是走个形式,为了吃饭。由于有文化,男友入了党,提了干,再相见时情况就复杂了。在选择跟党走还是要爱情上,男友选择了前者。翟兰一直等着男友,拒绝了无数的追求者,早已成为老姑娘。后来嫁给了王大夫,曾经是国军部队的军医,死了老婆。
大舅、小老舅带着三岁的女儿和平来了,与我同岁。小老舅对我说;‘好好玩,别打妹妹。’可是和平却打了我,我委屈的哭了起来。当大人们听到我哭着说;‘我不打她她打我。’都笑了起来,当时的情景我记忆犹新。黑丫跟大姨要‘卜拉几’,是苏联式裙子,被大姨给骂哭了。时髦女郎们都穿上‘卜拉几’,以结交苏联专家为荣,正在全面苏俄化。流行说俄语,跳俄罗斯舞,唱苏联歌曲,所有文化宣传都苏联化了。满大街悬挂着巨幅斯大林像,右下角是毛主席,画像小了些。大姨总说父亲是旧思想、旧脑筋,苏联老大哥帮助中国革命,中国怎么就成了殖民地了?对于外蒙古独立等等,父亲都是老脑筋,坚持中国的版图是秋海棠叶,而非公鸡形。展开了向党交心活动,在九航校的老叔打来了电话;‘二哥,你在长春日报张贴反苏大字报那件事我跟组织上说了,你也快主动跟组织上交心吧。’父亲当时正在犹豫不决,接到电话之后,只好与华局长交待了。
华局长也是出身印刷工人,对父亲的写文章出名有些嫉妒。当父亲提及当年苏联红军强奸中国妇女,抢走长春全部财物时,激于义愤,他曾大书《向世界控诉》大字报,进行强烈抨击,用的是化名。华局长态度很好,表示理解。提醒父亲不要乱说话,别与重庆反苏大游行扯在一起,那些臭知识分子都是反革命。那是一次抗议《雅尔塔协议》的反苏大游行,是文化界组织的,重庆当时是陪都。五十年代初进行了抓捕,反苏的都受到了惩处。
镇反运动开始了,原国军连级以上的都必须主动报到,接受审查。没想到一去不复返,胜利公园后面大剧场变成审判会场,每天都枪毙不少。文忠俊当年十四岁,持刀前去劫法场,想救出他父亲。当然遭到专政,只不过是书包里的一把小刀而已。念其岁数小,关了一阵子放了出来,就成了孤儿。文家是书香门第,文忠俊会篆刻,毛笔字写的好,还会绘画,诗词歌赋都有些功底。十六岁那年冒充十八岁,伪造了组织证明等等,就混进了革命队伍,当了革命干部。那时候是论分,没有工资。定级别之前,文忠俊故伎重演,想多评上两级,就露了马脚,被判入狱。父亲还挺佩服文忠俊,聪明胆大,棋下的也好。文忠俊出狱之后,在二商店对面大经路口开了家画店,父亲让哥哥跟着学画画。
每当过节,父亲就讲述屈原、岳飞、文天祥、初夜权、摔头胎、八月十五杀鞑子、史可法等。我们从小就有了民族意识,是很不正常的。当时与苏联没有明确划分,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每个公共场所都挂着巨幅国际形势,苏联与中国颜色最红。姐姐上小学就开始学俄语,社会全盘走向苏联化。长春的苏联人很多,都很粗壮,吃住的很好。母亲常常叹道;‘岩越长越丑了。’小时候我是特别招人喜爱的,邻居姑娘天天过来争抢,把我抱到她家去。路过大经路旧处,母亲想带我上去见见那些喜欢我的人。上下打量了一下,衣着褴缕,摇了摇头算了,不好意思。
基督教会财产都被没收,只有空荡荡的五马路教堂了。去做礼拜的不到二十人,苏牧师当年三四十岁,是女性,弹脚踏琴。杨姨正在与看门的张牧师相处,张牧师是位文化人,戴副眼镜,月工资三十二元,是位中年人。为人豪爽,有股子知识分子的傲气,杨姨对他很佩服,人情特别好,会多国语言文字。杨姨曾是基督徒,同时又与老刘交往,认为老刘很小气,跟张牧师没法比。在杨姨拒绝张牧师时,张牧师的愤愤不平是非常明显的。猛然劈折了挺多后院精心栽培的玫瑰花,将其塞给我,说是我母亲曾要做玫瑰酱。回到家里,母亲很吃惊。此前连一朵花张牧师也不许摘的,这是怎么了?张牧师是个大知识分子,电影、小说上总把教会与美国特务搅在一起,张牧师并不像个特务。
据说《护国寺》隐藏了许多历史反革命,挖出了不少。和尚大多被视为国民党地下特务,人们都是避之不及的。军人都戴个船型帽,是苏军装备。有一位青年校官,穿的黄呢大衣,高桶皮靴,在二商店人们跟着看,感到很羡慕。苏联被形容成人间天堂,人民过的很幸福。父亲开玩笑般的称其为‘胡人’,大姨很严肃的进行了批评,在家里也是不能乱说的。我们与父母都住在小屋里,大屋我们很少去,就在小屋玩,满墙乱写乱画。有煤气、自来水、室内厕所,条件很好。父亲评了十八级,每月开八十四元工资,算是科级,在市公用局上班。因为排戏,有个同志将炮弹弄炸了,死了三个人,伤了多人,父亲腿上也进了弹片。母亲求铁路医院的老同学为父亲做的手术,单位不管,连工资都停发了。那段日子过的挺艰难,卖光了家当,总算是熬过去了。
五七年反右,不少同志来家中劝我父亲顺应形势,发言批判右派,也就是参与整人。我父亲表示;‘我没那个脸,昨天还动员人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掉过屁股就整人家,我做不出来。’父亲掌握会场,其实自己并没有给党提意见。没过几日,形势大变。华局长安排人将矛头对准我父亲,张贴出了许多大字报。主要就是历史上反苏,大鸣大放时煽风点火。父亲不服,写大字报回击。母亲劝父亲道;‘多为这帮孩子想一想,低低头吧,胳膊拧不过大腿。’父亲性格倔强,绝不低头,认为自己没啥错,是组织上安排动员的。结果被打成三类右派,是打扫战场的成果,成为了人民的敌人。五弟生下来了,父亲起名为‘酉’,就是纪念酉年被打成右派。老叔与老婶先前表示五弟的奶粉他们负责,后来老叔表示组织上让他与二哥划清界限,留下了十元钱,以后不能再来了。父亲看书看呆了,学屈原,学岳飞,结果一辈子抬不起头来,饱尝磨难。
右派改正之后,父亲的所在单位热力公司王经理,正是当年整我父亲的急先锋,当年不过是个小办事员,月工资十九元。紧跟形势有好处,王经理家有三套住房,还要接着分,而我父亲无份。届时我们都已成家,住房异常紧张,父母在外面找房住,让给子女们。母亲到局里哭闹了一顿,局领导态度生硬。后来总算是分给了一套,父母与五弟搬了进去。
中苏论战之后,关系就越来越坏了。可是斯大林还是革命导师,是不容否定的。一晃就是六十余年,斯大林模式基本没啥变化,就是干部数量比六十年前增加了十倍以上,更没人管事了。前苏联早已不复存在,国内主流总认为很可惜,成为新的革命中心,领导世界革命,让全世界都进入苏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