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为的是正心、正身、扶植人间正气［４］

　　古代教育为的是正心、正身、扶植人间正气。‘学而优则仕’，是政府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政府公务员必须心正，心术不正是万万不可以进入政府的。古代只有小学与大学，入学的都是男人，从七八岁开始上小学，男子七岁开智。有私塾与公学，愿意上学的就念，并不勉强。学习内容不外乎诗、书、礼、乐、易、数等，体育就是射、御了。据说最先主办教育的为成均、瞽宗，也就是盲人乐师、史官担当教授，记述的明白，契刻文字就是盲文。所以学校供的是成均、瞽宗先师牌位，那时候孔子还没影呢。乡校就是公办小学，选拔优秀学子加以培养，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

　　没有统一教材，而是看教授的水平，名师出高徒。于是许多学子募名而来，拜高人为师，孔门弟子三千。大学人数并不多，通常一千多人，选拔很严格。因为是培养政府公务员的地方，所以极为重要，帝每年都要亲自来到大学，当面考核，朽木不可雕者流放到四夷。《尚书》是最主要的经典著作，是帝王与臣工相互戒鉴，民主政治的历史记录。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君臣都是天下的公仆，廉洁公道、勤俭节约、立心以正，正大光明，实行阳光政治，无不可告人之事。
　　二十五家为里，设有家塾。五百家为党，党有庠，也就是小学校。万二千五百家为遂，遂有序，相当于现在的中学。国有学，就是大学教育了。‘一年视离经辨志，二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如果九年还不成材，就没必要进行深造了，该干啥就干点啥。学校设‘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各以三、五者，取象於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教授都是聘任制，没有国家行政编制，属于舌耕。水平不行的就辞退，另聘高行之人，自主办学。
　　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有教无类，关键在于学子是不是那样的。没有毕业文凭，就看真才实学，道德修养。是人才可为帝王之师，不是人才可自谋职业，例如种菜、经商。大学培养人才均为正人君子，必须有正气，有正义感。也就是现在的精神偏执，不肯顺应当前社会形势。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於广励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悯王路废而邪道兴，於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世以浑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君无所遇，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後世学者多录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及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文侯好学。陵迟以至於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诎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

　　古代教育自从秦始皇之后变了模样，成为培养专制奴才的场所。秦设大学只许学习秦法，以法治国，治国重在治吏，令行禁止。严刑酷法之下，秦吏均刑人无数，民怨沸腾，只能忠于朝庭。陈胜义旗一举，天下皆反，秦吏大多被杀。汉唐接受秦鉴，以王道为体，霸道为用，教育主要是正心、正身、扶植人间正气，出现了司马迁、司马光等。教育最为昌盛的时期为唐代；

　　太宗贞观五年以後，数幸国学。於门下别置弘文馆，於东宫置崇文馆，遂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亦增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员。其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於是国学之内八千馀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

　　王安石变法乱了祖制，将教书育人转化为培养行政官吏的场所，所教出来的均为势利之徒，例如蔡京、蔡卞、张邦昌、秦桧等代表人物。其实绝大多数官吏都与他们同样，接受的是新道德，唯利是图。苏东坡、黄庭坚、李纲、岳飞等则视为精神偏执，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就是不肯低下高贵的头。连皇帝都认可当侄皇帝，尊金国为叔皇帝，岳飞却执意要一雪靖康之耻，为的是民族大义。岳飞这样的人是极个别的，凤毛麟角，成为和局的主要障碍，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所以该杀，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归降敌国的文武又在秦桧之下，不如秦桧。例如明末的洪承畴、钱谦益、施琅等。

　　钦宗靖康元年，右谏议大夫杨时言：‘王安石著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轻费妄用，极侈靡以奉上，几危宗社。乞追夺安石王爵，毁去配飨之像，使邪说淫乱不能为学者惑。’
　　正言崔鶠言："近诏谏臣直论得失，以求实是，陛下求治切矣。然数十年来，王公卿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京出，则安有实是闻於陛下乎？且举冯澥所上之言曰：'士无异论，太学之盛也。'此奸言也。昔王安石斥除异己，名臣如韩琦、司马光辈既以异论逐，而其所著《三经》之说，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黜落，则天下靡然，无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乱，则无异论之祸也，尚敢为此荧惑也乎？其言曰：‘崇宁以来，博士各徇其党，而言皆偏异，附王学则诋元祐之文，附元祐则诮王氏之说。'此犹欺罔也。此时士夫岂有敢学元祐百诋王氏者乎？自京贼用事，借学法以钳士人，如用军法以胁卒伍，大小相制，内外相辖，一有异论，则学官亦皆黜废矣。此非徒劫持学校也，疑有异论则己过且暴闻焉尔。而何博士先生稍敢诮诋王氏乎？前日博士讲解具在，取而覆视，则澥之诞信见矣。至如苏轼、黄庭坚之文集，范镇、沈括之杂说，或记祖宗典故，或载名臣谈论，虑其鉴照己罪，一切禁锢，严刑重赏，使不敢藏，则其禁异亦已极矣，而元祐能与王氏两立乎？其欺罔亦已甚矣。’

　　王安石是导致靖康之耻的罪魁祸首，在当年已有定论。主要是败坏了世道人心，社会上邪气成为主流，正气受到压制。苏东坡等正人遭到流放，被残害而死。而蔡京、蔡卞、高俅、童贯等成为主流，《水浒传》就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指导思想一歪，天下皆歪，直至宋亡，正气也没有恢复过来。其实宋代君主除了徽宗之外，都很俭朴，也都不是昏君。宋高宗只杀过文臣陈东，武臣岳飞，也是出于不得已。这两位精神偏执，以民族利益为重，还真说不过他们。只好不讲道理，只讲权力，让主战派闭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