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平身上的中华传统道德与刘谢身上的新道德［１７］

　　路平今年七十五岁，是美籍华人。他与大多数华人同样，具有中华传统道德，讲究天地良心，对古老的中国仍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海外华人曾参与过推翻国内帝制，参与过民主立宪活动，参与过讨伐帝制复辟，参与过抗日、抗俄，参与过争取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他们虽说身在海外，却有一颗中国心，这是具有普遍存在的民族性。路平具有人性的弱点，同时具有人性的正义感。人类并不完善，既有足够的自利性又有与生俱来的公义性，动物的形体来自大地，具有贪心与情欲。精气神来自上天，具有天地之间浩然正气。路平对于新中国的新道德有着正确的认识，这与西方民主社会资讯公开有关。路平曾对发生在二十二年前的那场事件进行过强烈谴责，对于萨达姆、卡扎非、金主体等专制暴君，怀着天生的厌恶。中华传统道德与普世价值观是相一致的，殊途同归，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路平等美国华人大多具有基督精神，有着济世情怀。桑兰的伤残引起了美国华人的同情与怜悯，这是源自于基督博爱精神。若是桑兰伤在国内，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力，除了桑兰的父母，无人在乎她的存在。
　　薛伟森当年大约二十一岁，美国青年进入十八岁，父母则不再对其负责，如同母兽驱逐子兽一般，令其独立。可是薛伟森的情况却有些特别，主要来自谢女士的溺爱。谢女士原住于北京西城区，是台籍爱国侨胞，为统战对象。谢女士接受的是新道德教育，如同所有苏俄体制一样，是以马恩列斯主义，加上本国的伟人思想，组成新道德。新道德灌输的是仇恨教育，具有宗教作用。只要接受了新道德，终其一生也难于走出教主的影响，具有教主情怀。谢女士没有与同龄人那样当知青，而是随父母去了台湾。当邓公主在河北宣化当知青时，与父母音信隔绝时，谢女士正在接受新的生活环境。当邓公主被迫与当地一位小干部成家，并生下了个女儿时。此时的谢女士正是鲜花怒放，嫁为人妻，生下了薛伟森。当邓大人重新掌权时，派军人接走了邓公主与外孙女。来人只带来一纸离婚协议，男方必须签字同意，妻子连一个字都没有时，谢女士正在与丈夫闹意气，以新道德来衡量一切，性格不合。这是上层建筑权二代的悲欢离合，与下层社会大不相同。当时的女知青们正在无望的苦苦挣扎着，在农村战天斗地，眼看着干部子女一个个先抽回城里。
　　离异女人将所有的爱都倾注于年幼的儿子身上，大陆改革开放，谢女士重新回到北京，打算开一家中档饭店。当年国内都是低收入，月工资三五十元，领导干部也就是一百来元。谢女士是位美丽的少妇，是准备再为人妻的。虽说有一个孩子，条件差了些。可是作为台盟的上层人脉还是有的，那些老干部已经复出了，重新有了举手与拍手的参政权。所有的决议仍旧是一致通过，只不过是毛领袖换上邓核心，政治体制仍旧是斯大林模式。专制社会只能形成权力经济，于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迅速的转化为以钱为纲。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谢女士与刘国生巧遇了，其实并非巧遇，而是回国内淘金的刘国生，慧眼识金。新中国建立时，刘国生不满十岁，从上海来到北京。刘国生接受的也是新道德教育与灌输，充满了革命豪情，并且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入党积极分子。刘国生家里三代经商，及时逃往香港，没有被公有化改造，成为统战对象。刘国生积极参与各类政治活动，争取入党。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团籍。清华其他右派都遭到严厉惩处，而刘国生居然完成了大学教育，可见其家庭背景之雄厚。
　　仕途上发展不顺，刘国生来到香港，来到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新道德的双重人格，具有两面性。刘国生是被毛领导打成右派的，一生中最崇拜的也是毛领袖。这就是新道德的宗教作用，一经洗脑，是很难走出来的，总在极力肯定自己，肯定自己所信奉的一切。新道德具有足够的痞子性与流氓性，刘国生在泰国与大陆之间，行走一二十年，与清华老校友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尤其是五七年的清华右派。这些社会精英都很不得志，怀有报国之心。认为经是一部好经，就是让歪嘴和尚给念歪歪了。这个体制没啥大问题，只要健康力量加入其中，就会走向正轨。而清华校友是真正的健康力量，台湾的清华大学不是正统，乃是伪清华。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会都是假冒伪劣，只有国内的三自爱国会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会，其重要使命是彻底消灭基督教会。西方民主是假民主，只有毛领袖的大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传统道德都是精神糟粕，新道德才是正宗，死了去见马克思，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刘国生善于钻营，熟悉国内所有权力的社会背景。刘国生当年四十多岁，与妻子离异，两个子女已经超过十八岁，可以自立了。刘国生所需要的不是小鸟依人的乖乖女，想的就是能到美国去享受。而是需要一位事业的伴侣，需要上层人脉，需要一位贤内助、女强人。其实每个人都会相面，人的品性都暴露在外表上，就连身体语言都可表现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刘国生一眼就看中了谢女士，仪态大方，气质高雅，是位成熟的少妇，懂得人生。有的女人可以用钱打动，而谢女士必须用钱，还得用才，才能动其芳心。通过刘国生不露痕迹的巧妙安排，谢女士成为刘国生的俘虏。
　　谢女士对于薛伟森的骄惯刘国生是很不以为然的，薛伟森对这位继父也没啥好感。当刘谢闯荡事业时，薛伟森成了一个浪荡公子，正事不足，闲事有余。桑兰住进家中之后，薛伟森也赶了回来。此时刘国生正在国内进行运作，桑兰伤残给刘国生增加了一个沉重的砝码，似有天助。薛伟森最初是想利用桑兰的名气大赚一票，并向路平表示了此意。美国人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具有足够的流氓性，具有足够的冒险精神。薛伟森与所有美国青年一样，有他自己的美国梦。面对媒体采访，薛伟森一会说自己正在某大学读大学，一会说是在某企业参加工作，没个一定。薛伟森并没有实现目的，没有找到机会，而刘国生已经将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清华老校友在政府部门处于强势地位，这是个好兆头。刘国生没少进行走访，出谋划策。对比国内的封闭而言，刘国生是出众的人才，视野开阔。
　　桑兰赤裸裸的下体只蒙着一条毯子，桑母经常性在楼上小睡，以补夜间的不足。薛伟森体内的青春躁动，荷尔蒙勃发等等，使其终于掀开了毯子，并被路平所发现。灵魂是传承的，刘谢夫妻也去教堂，也捐善款，可是却不真正相信基督教，更多的是在进行表演。他们骨子里是新道德，是唯物主义者，只相信物，并不相信天地良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们更多的是在摹仿。薛伟森也具有双重人格，外表是天使，内心是魔鬼。薛伟森从未真正打算娶桑兰为妻，母亲也绝不可能同意。这只不过是爱情游戏，涉世不深的桑兰生活中没有异性伙伴，如同干柴烈火一般，桑兰亲切的称薛伟森为阿木哥哥。这是一场畸形的情感，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一切都是逢场作戏，谢女士敏锐的发现；儿子必须成婚了。
　　桑兰诉讼是十岁的孙女首先在网上见到的，也就是说；薛伟森已经成婚十一年，应该在世纪之交。届时桑兰回国内不久，得知薛伟森已经成婚，心中的哀怨是可想而知的，感情受到了戏弄。与路平所不同的是；刘国生并不在乎二十二年前那场风波，而是趁此机会利用亚运会大捞一笔，与国内权力进行合作。国内权力是需要来自国际社会肯定的，于是刘国生就成为海外爱国华人，严厉抨击路平等反华势力，是在抹黑中国。路平身上的中华传统道德与刘谢身上的新道德发生激烈碰撞，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在爱国。叶落归根，狐死首丘。而作为新一代的移民，虽说加入了美国籍，并举手宣誓，而心里却爱的是新中国。他们更爱的是自己，是实际利益，以利己为出发点。见利忘义，不知道义为何物？不择手段争取成功，懂得金钱就是懂得人生。
　　路平是很震惊的，很难理解新道德所产生的行为，就此事向官方进行了举报。这些事情刘国生并不知道，所以桑兰事件一起，刘国生气粗胆壮，组织水军大加讨伐。在网上得知路平的证言之后，刘国生的怒气是可想而知的；‘看看你那个宝贝儿子，都干了些啥事？’谢女士不会感到愧疚，而是反唇相讥道；‘就你那两个好，咋跟你像仇人似的？’富家有富家的烦恼，双方子女们早就私下里进行勾心斗角。刘国生一旦闭眼，一场财产的争夺大战势不可免。前一堆后一块的，子女们都与父母同样，具有足够的势利之心，是新道德的奉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