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开始的伪道德教育

　　头几天是笔误，我是１９６０年入的学，属龙，八岁。新生入学时间是每年的９月１日，而我的生日是１０月２２日，比同学年长一岁。在未入学之前，一年级课程已经跟哥哥基本上学会了，男孩七岁进入开智期，所以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女同学张北兰学习成绩最好，其次就是我。选班干部主要看学习成绩，所以在上小学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是班干部及好学生。天津路小学过去是教会医院及福利院，校舍很旧。在院后挖出许多碎骨，是婴儿的碎骨，当时我们并不清楚。长春曾经是满洲国的新京，人口很多。经过困长春之后，饿死人无数。经历了战乱之后的妇女特别能生育，每家都有四到六七个孩子。我所在的是一年九班，学校必须分上下午授课，校舍严重不足，师资也严重不足。班主任是位十九岁的女代课老师周士光，显然对这个职业并不满意。粉笔头扔的特别准，经常把在下面说话的学生打哭了。
　　通常是半学期一换班主任，有的一两个月就换了，大多是代课老师。每个教室前面墙上都张贴着毛主席像，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进入二年级，阶级斗争教育与忆苦思甜就全面展开了。那时候主要是挖特务，鼓励大义灭亲，就是亲生父母反党也要进行揭发检举。所有文化宣传都紧紧的围绕这个中心，就是仇恨教育。班干部必须经常向老师作汇报，说是为了更好的教育学生，可是学生并不那么认为。我从来不向老师汇报，也不知道有啥可汇报的，遭到老师的多次批评。被逼无奈，我只好告诉老师；‘张明可贪玩了，回家不好好完成作业。’其实我也是如此，字写的飞快潦草，就是贪玩。张明对别的同学埋怨道；‘我们俩那么好，他还给我告诉老师。’此事对我刺激很大，以后再也没有向老师汇报过。其他班干部将此视为责任与义务，经常作汇报，老师掌握全面情况。金淑玉偷家里的钱买好吃的，被张敏揭发出来，其实她也分吃了食物。那个年代生活艰难，孩子们都特别馋，捞不到钱。我也曾偷过家里的钱买好吃的，白四也是同样，都被家长狠狠的教训了一顿。张敏受到表扬，说是为了金淑玉好，可是金淑玉以后在班里始终抬不起头来。
　　进入三年级，每位同学都想成为刘文学，是不怕牺牲的。因为学生过多，分成一校、二校，作为较乱的班级我们被分到二校。进入四年级，学生们就萌发了青春期的躁动，有些男女同学率先发育，个头较高。班主任席汝启是位二十七岁的单身男人，性情暴躁。戴付深度眼镜，对我们这些大个男生似乎怀有敌意。班里新转来一位阿丽，是大个女生，已进入青春期。席老师对阿丽有些偏爱，经常单独找阿丽谈话，就出了部分闲话。阿丽很快的当了班长，张北兰被无端撤了下来，令全班很是惊诧。尹启明挨过席老师的教鞭，放学路上偷着对张为民说道；‘看电影时席老师搂着阿丽亲嘴呢。’张为民连忙兴奋的响应道；‘对，对。’这话只有他们俩人知道，别人并不知道。
　　席老师点了我与白四、阿丽的名字，午后找我们谈话。我与白四按时间来到学校，多等了一个多小时，席老师也没照面，我俩感到很生气。回家的路上，白四与我轮班喊着‘我见到了席汝启、我见到了薛忠礼，我见到毛主席！’以发泄心中的不满。事情过去也就淡忘了，并没往心里去。忽然我与白四、尹启朋、钟礼、张为民等六七位男同学被留校了，女同学只留校了阿丽。席老师大发雷霆，追查所有骂老师行为，并让张丽当场证明二人的清白。尹启明挨了打，我们几人也被弄得狼狈不堪。以后就连背后也无人敢说席老师的坏话，都是班里同学汇报上去的。陈健成为新班长，势头强劲，他的父母是市委干部。陈健几乎每天都向老师作汇报，事无巨细。席老师把骂老师行为写到了鉴定上，我与白四都受到了父母的教训，尹启明吓哭了。只有钟礼胆大，当着席老师的面就把鉴定撕了。文革武斗期间他混入了地质学院，很是自豪。
　　大队辅导员是邵老师，二十岁上下，戴付眼镜，有些大大乎乎的，经常夸口他最遵守时间。可是班干部们认为邵老师最不遵守时间，总是迟到半个钟头以上。班干部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往往是进入青春期的高个女同学。邵老师忽然不见了，学生们传说是邵老师正在干着某位女班干部，被人发现了。学校对此事闭口不提，事情也就过去了。邵老师是最能装积极的，我对老师的神圣性产生了怀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成为风潮，每天早自习班主任都逼着同学讲心得体会。我没啥心得体会，只讲了一次，还是被逼无奈现编的，而陈健同学每早都有新的心得体会。
　　进入五年级，我班又被甩到新建的学校芷江路小学，为五年四班。班主任是位复员兵，刘老师啥事都抢着拔尖，每天训练我们走齐步。刘老师二十一岁，性情直爽。但也很暴躁，体罚学生。在开家长会时，白四的母亲给刘老师提了些意见，临了加了句；‘很多家长也是这么认为的。’白四与我家住邻居，我也倒了霉，刘老师是连白四与我一起收拾。校领导召集班干部给老师提意见，声称是为了更好的进行教学工作。经过反复动员，张北兰、刘晶等女同学提了几条，主要是有时候留作业多了点。我与张明啥也没提，也没啥意见。事后刘老师大发雷霆，凡是提意见的都倒了霉，大概是涉及涨工资与凭职称。
　　六年级的班主任是赵永久，也是男老师，单身，三十岁没结婚。传说赵老师生理有毛病，对我们这些高个男同学也是有天生的敌意，玩弄手段将一直担任班长的高伟国，还有我们几人，撤了班干部，由他直接任命。赵老师是学校学毛著标兵，总在唱高调。听说席老师患肝病而死，我并不感到伤心。这位赵老师在文革期间我遇到过一次，很是狼狈不堪，三十多岁就病死了。刘老师在文革期间成为风云人物，后来调到区教委，工作很出色。陈健同学父母在文革中是造反派头头，为了革命事业，将两个孩子丢在家里，被煤气熏死了。陈健也曾组织我们参与造反，就是凑热闹罢了。张为民与我关系很好，为了不下乡，积极参与街道工作，曾训斥被打成反革命的家父，以后就绝了交。
　　伪道德的教育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每个人都有两面性，当面是人，背后是鬼。运动中互相揭发检举的都是亲朋好友，就是进了监狱，向政府汇报也是十分积极的。无论关系再好，背叛与出卖已成为常态，谁也无法相信谁。伪道德教育是从娃娃时抓起的，毒害的是人的灵魂。文革初期我开玩笑把邻居孩子们写成反共总司令、军长等，而我则自命为八路军总司令。这张纸在白四拿到外面后，被老沙婆子当做阶级斗争新动向抓住了。请来街道校外辅导员，非要逼问‘反共’字眼是不是我父亲让写的，父亲是摘帽右派。我虽说抗了过去，也吓得不轻，以后慎重从事。沙处长被打成黑帮之后，老沙婆子不再搞阶级斗争了。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人都一个德行，就是心眼坏。帮人肯定不管用，害人肯定管用。学生的道德品质也越来越坏，在武斗之后大多成为小流氓，争强斗狠，不计后果。传统道德被粉碎了，新道德并没建立起来，都是些伪君子，信奉的是伪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