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人时代

　　当年稗子六队的社员齐阿扬忽然来电话问候，已是三四十年未曾谋面了。我走的第二年，齐阿扬一家转到吉林市近郊八户，于小屁的妹妹所嫁的生产队，于小屁每年秋季都挑着担子去八户卖苹果。随着城市的扩建，八户早已成为市区，农民也变为城里人。齐阿扬不无得意的在电话里表示；‘走出去就算对了，现在我姑爷在某局当局长，我儿子在某单位做处长。’我真诚的为他高兴，想来齐阿扬也早就享受退休金了，没啥可操心的事。齐阿扬给了我电话，若去吉林一定去他家，过去的事他全都记着呢。
　　农民比城里人更注重实际，而且精于算计，在这一点上我总是有些不以为然，不习惯。也许从城市出生，环境有所不同。农村人比城里人更加唯利是图，精神方面更加贫困。他打听阿泉现在怎么样了？我表示没有往来。他感到挺惊讶；‘阿泉是你带到长春的，怎么还没往来？’我只好以自己一直在河北搪塞，其实并非如此。回长春之后，见到曾帮阿泉落户的表姐夫，曾经担任过几年大队书记，与后来很出名的九台县革委会书记尹芝凤在同一个公社，我这位姐夫特别有口才，上台从不用稿，口若悬河。各省革委会一把手均由司令员担任，王淮湘麾下是‘一龙一凤一李明’，都是火箭提拔，王淮湘说了算。我这位姐夫并不服气尹芝凤，女性有女性的优势。后来听说王淮湘上了什么贼船，这三位自然没了动静，但也是行政干部。城乡差别与体制内外差别是巨大的，就是能人在农村也难以出头，尽管我这位表姐夫使出十八般武艺，还是没有摆脱困境。好在将儿女们都培养了出来，在城里站住了脚。表姐夫见了我之后，提到阿泉，年前曾经找过他一次，是托他走门路安置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儿子，否则还不会去。我不好表示什么，人生各有各的活法，本来就没指望阿泉感激什么，当年是可怜他的尴尬处境，寻死觅活的，阿泉是继父，母亲不正经。
　　回队里探望之后，发现农村光棍比例特别高，而城里女比男多。略有容貌的农家女子，均挣扎着走出农村，进入城市，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每天早晚我在伊通河畔公园里走上两圈，总能见到一位来自农村的中年妇女独自在公园里活动。脸色黑红，饱经风霜，并非风月女子。初春的寒冷，脚上已换上了布鞋，随身携带衣物，可见是无家、无收入、无户籍的三无人员。经常旁若无人的随口乱唱，并无精神障碍，长相中等，年青时应该模样不错。她的人生如同野草，无人关心也无人在意。作为六十岁的男子，我自然视而不见，若是关心反而给对方造成更大的伤害。这是既不能在城里定居，又无法回到农村的单身女人，连住处都没有，看来已经多年如此了。有时在挖野菜，更多的时候是独自晒太阳，这是城市的边缘人。
　　当今社会不在于能力与学识，而在于所处的环境。我集体户七男八女，就分成十五类社会等级，各不相同。同样退休，有月收入五千以上的，二三千以上的，一二千以上的，不足千元的，无收入等等。还有留在农村的，就看所处的环境，啥也不看。这是庸人时代，都是在混日子，糊里糊涂的混。没什么是非曲直，没什么道理可讲，更无公平与公正而言。人们普遍不关心别人，只关心自己，也没能力关心别人。有能力、有学识有啥用？无处发挥。我告诉正在读大专的农村孩子；‘除了父母之外，无人在意你的存在，啥事都得靠你自己。’
　　农家子弟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处境是最为尴尬的。找工作很难，又不可能在城里打工，更不可能回到农村。早期教育是很重要的，而农家子弟大多如同当年的洪秀全，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同样用人，各企业愿意选择城市青年，而不愿选择农家子弟，与思想差别有关系，不一定是瞧不起农家子弟。别看接受九年教育，十二年教育，十六年教育，或是二十余年教育，没啥本质上的不同，都得拼家庭背景，与能力与学识无关。领导的子女肯定还是领导，贫家子女出头极难。这是等级制社会，而且坚如磐石，绝不改变。上层批判仇官、仇富，若是无仇官、仇富，也就不会爆发法兰西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上层社会首先应检查自身，别把所有问题赖到下层社会。法兰西共和国也存在等级制，社会差别等，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超过其百倍、千倍，而且是人为的，国家政策性的，是在刻意制造庸人时代，将中华民族改造成丧失传统道德的垃圾民族，被全世界所鄙视。新中国建立之前，包括对于孙中山的评价，都是以传统道德作为规范的。新中国建立之后，颠覆了传统道德，以马列斯毛思想为新道德，就乱了套，假丑恶就成为真善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