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修史的几种笔法

　　最完整的国史流传下来的是《竹书记年》，绝大多数史书都毁于秦火。《春秋》作为教科书流传很广，是孔子笔削编辑的，暗存褒贬，微言大义。古人惜字如金，秉笔直书，春秋笔法为上乘。《左传》为记实注释，成为范文，是《春秋》的最上乘注释。先秦时期列国均设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书写国史的综合所有史实。‘赵盾弑君’就是史实，加上注释就成为国史，任何人无法改变。通常史官是不公开史笔的，连国君也不能过目，是留与后人加以借鉴的。史官必须是正人君子，博古通今，不为尊者讳。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极权专制延续了二三千年，史官不再具有以往的独立性。秦王朝的史官只能服从于强权，成为文人奴婢。汉代实行开明帝王专制，史官多少有了独立性，可以秉笔直书了。司马迁将史笔公开，得罪了汉武帝，遭到阉割。司马迁活着的时候，特别将《史记》藏于深山一部，免得毁于专制之手。从此之后就形成了潜规则，帝王是不许阅读当代国史的，影响公正性。只能在帝王去世之后，才向世人公开实录，由礼部官员作出适当的谥。‘武’为贬谥，汉武帝并没得到褒谥。
　　通常是隔代修史，当代只是实录，有什么记录什么，不加评论。历史的结果影响深远，一项方针政策往往于数十年之后才能见其结果，例如王安石变法。一个朝代灭亡之后，新的朝代借鉴于前朝，修史是极其严肃的事，一字千均。通常修史人员精选实录作为史书，不加修改。需要几代君主，数十年乃至百年以上反复核定，才最后定稿。修史人员是不可妄加评论的，更不可任意增删。秦桧父子书写历史，塞入一千余字的私货，被后人所删除。
　　欧阳修、司马光修史，没人提出异议。蔡京书写的历史则偏差太大，对骄奢淫逸的徽宗歌颂不已。正史通常由国家修订，史料完整，参考所有旨意、奏疏。是以史实说话，极少评论，往往是画龙点睛。司马光开创通鉴体，是精选正史，史书的简化记录。通鉴体并无增删，而是择选，为了让后人读史方便全面。自《资治通鉴》之后，《宋史记事本末》等通鉴体层出不穷，成为很好的补充，史料变得完整清楚。将逐日实录加以归纳整理，前因后果浑然一体，令人耳目一新。
　　史笔是最精练的文字，书写历史是最荣耀之事。清初贰臣钱谦益，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史官，未能如愿。和珅虽然为修撰《四库全书》总负责人，真正的主修人员是纪晓岚，作为满人大员的和珅，只能是在政治方面把关。最高层认为‘满人都是混蛋。’不学无术，与汉人学子无法相比。蒙古中国书写历史，仍旧延续古人旧制；

　　诏修辽、金、宋三史。初，世祖立国史院，首命王鹗修辽、金二史。宋亡，又命史臣修通三史。延祐末，国史院编修官袁桷请购求辽、金、宋遗事，从之。然义例未定，有欲如《晋书》例，以宋为本纪而辽、金为载记者，或又谓辽立国先于宋五十年，宋南渡后尝称臣于金，以为不可；又有待制王理者，著《三史正统论》，欲以辽、金为《北史》，建隆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一时士论不决，至是诏厘为三史，而各统其所统。以中书左丞相托克托为都总裁官，平章政事特穆尔达实、右丞贺惟一、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惟一，胜之子也。
　　托克托问修史以何为本，傒斯曰：“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也。”又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辨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

　　托克托是音译，就是脱脱。书写历史必须全面真实，否则就成为秽史，一钱不值，为后人所耻笑。书写历史必须秉笔直书，当代人是无法书写当代历史的，修史的前提是所有档案必须公开，没有任何国家机密，只能隔代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