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性与奴隶性的区别

　　奴才性与奴隶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主动依附强权，甘为奴才，将人性转化为狗性。后者是背动的屈从于强权，如同牛马一般，为强权效力。例如明末清初的施琅，就是个典型的奴才。满人征服了几乎整个中国，汉人沦为满人的奴隶，是被迫无奈的。当满人下达雉发令之后，尽改五千载华夏衣冠，逼反了天下。由过去的朱明皇帝与满人皇帝争夺天下，转化为民族斗争。郑成功及其后人，就是华夏衣冠的最后坚持者。
　　满人是北方胡人文化，既原始又落后，而且野蛮，盛行人殉。每当出征之前，都要以活人俘虏祭祀战神，以激发将士们的嗜血热情。满人堂子祭的是淫神，人兽交配，男女裸抱等等，汉人是严禁窥视的。满人重青壮，贱老弱。老年人活到六十岁还不死，则将之弃于深山，留下一些食物，再也不顾了。所以满人男子以病死于床榻为耻，以战死为荣，属于胡人文化。
　　施琅是出于个人恩怨，背叛了汉人政权，卖身投靠满人的。以郑成功领导的汉人政权，被压缩在东南一隅，仅有二三十万兵马，粮草器械没有地方进行补充。施琅的背叛给了汉人政权致命的一击，施琅熟知汉军的海战以及所有军事要塞，而且拉拢更多的汉人投降满人，易服雉发，掉过头来向汉军发起猛烈进攻。满人只有十万大军，却控制数百万汉奸队伍。汉奸们以北国为祖国，完全胡人化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汉人。摄政王可以公开娶太后为妻，霸占侄媳，害死侄子豪格。不管是同宗还是大臣们的妻女，奸淫无数，是与胡俗有关的。所以下面的将士们都在胡作非为，投靠了满人的汉奸们更是肆无忌惮。嘉定三屠就是汉奸李成栋队伍所为，李成栋原是李自成的部将，后来跟随高杰降明，扬州十日之后又降了满人，是狼性恶奴。
　　施琅属于狗性奴才，只服从强权。见郑成功难以成事，所以顺应历史潮流，这样的奴才在宋末、明末比比皆是。当北方狼主大举南下之时，汉人将领十城九降，并不奇怪。国是皇帝的，奴才们没必要以死殉国、殉君，谁做皇帝给谁当奴才。黎民百姓可是不行了，只有当奴隶的份，是没有选择权的。君子士大夫并不反对满人做皇帝，真正反对的是化夏为夷，以胡人落后文化取代汉人进步文化，而且强制性实行。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读书人，拒绝当奴才。有的被地方强制性押到京城，甚至抬进京城，还是拒绝给满人皇帝做奴才。这就是民族气节，君子士大夫的傲骨精神。
　　作为郑芝龙、施琅一类不学无术小人，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是很正常的。其实绝大多数无知之人均与他们同样，是没有民族观念与民族气节的，也不懂得那些。只要得到主子的赏识，就感激不尽，愿效犬马之劳。这是长达二三千年专制奴化教育的毒害，人无廉耻之心。郑芝龙妻子被满人将领奸淫而死，同朝为官，不敢露出半分不满。
　　汉人传统文化才是中华民族之根，后代满人皇帝接受了汉文化，以进步文化取代满人的落后文化。满人的这个举动，与鲜卑民族是相似的。汉人并没反对作为鲜卑贵族之后的隋文帝与唐太宗，证明汉民族以天下为公，是没有民族观念的。夷狄入华夏而为华夏，华夏入夷狄而为夷狄，汉李陵就成为夷狄。汉文化接受所有进步文化，容纳性极强，包容性极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佛教传入中国，并没有受到抵触，而是很快的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基督教亦是同样，辛亥革命的先驱者，有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包括宋氏几代人。
　　奴才性的表现就是；谁是强者就给谁当奴才，没有是非标准。而奴隶性则是被迫的，是在专制暴力之下，在专制奴才们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屈从于强权。所以历史上只有奴隶起义，而没有奴才起义。奴才也分好奴才与恶奴才，恶奴欺主时，比任何人更凶残，将昔日的骄贵女主人骑在胯下，再得意没有了。只要是专制社会，肯定会倡导奴才精神，以奴才为楷模，为专制政权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