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太监现象

　　中国太监现象是专制社会的产物，秦王朝存在的短短的十几年里，遭受阉割的隐宫刑徒多达七十余万，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五。赵高为宫内奴婢，因为母亲犯了秦法，兄弟几个都遭受宫刑，沦为太监。赵高权力到手之后，也迫使大臣们指鹿为马，成为精神太监，这就是专制政体的邪恶性，逼人为恶。专制社会形成之后，炎黄子孙只存在可以为奴，与欲为奴而不可得的选择。陈胜属于恶奴革命，不革命必死无疑，欲为奴而不可得。

　　农民革命领袖汉高祖刘邦，是在恶奴革命运动中取得胜利的。比另一位革命领袖楚霸王仁慈，就坐了江山。汉初后宫只有几十人，到了汉武帝时期，后宫万人，中央集权统治加强了。与此同时，臣民的太监化也在加强，司马迁拒绝精神太监化，就遭到阉割。汉武帝的独裁专制，加速了西汉的灭亡。在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之下，官场腐败导致整体社会道德败坏，丧失了国家元气。圣人王莽脱颖而出，成为大救星，救世主，倡导复古，崇尚道德。当王莽取得政权之后，马上采取更加严厉的专制手段，以公有化改造为借口，剥夺人民的一切，设立‘五均、六管’，国家垄断一切。接下来就是政治运动，将从前支持他的儒家弟子统统踩在脚下，引蛇出洞，聚而歼之。全社会都进入太监化，展开了大跃进，进军朝鲜，百姓饿死无数。

　　王莽新朝户籍管制不严，文化管制与思想言论管制不严，是专制的漏洞。农民革命领袖刘秀建立了东汉，对农民很好，效仿刘邦，也很俭朴。专制政体是先天性不足，权力形同猛兽，高度集中。专制社会的奴化教育，导致中国太监现象越来越严重。东汉末年的十常侍，就是权力极大的太监。臣民们遭受精神阉割，太监是肉体阉割，都是皇帝的奴婢。太监无儿无女，没有家庭，只能忠于皇帝。经过魏晋南北朝动乱时代，中国太监现象大幅度减少，就迎来了隋唐盛世。隋文帝是农民革命领袖，后唐的朱温等，都是农民革命领袖，取得政权之后不忘本，对农民很是宽厚。汉唐是开明专制，主要体现于精神阉割，宫内太监数量不多。

　　遭受阉割最甚的就是蒙古中国时期，蒙古奴隶主将汉人奴隶大量阉割，面部刺字，就成为私家财产，没有性欲望了。所以没必要灭绝汉人，奴化就可以了。北方汉人早已接受胡俗，例如闹新房，三天没大小，公爹可以掏灰等胡人陋俗。蒙古主子享有初夜权，女奴属于主人所有，如同牲畜配对。所生下的小奴隶也归主人所有，可以转卖的。蒙古中国连年对外征战，要统一全世界。汉人欲为奴而不可得，恶奴们奋起抗争，尽管没有武器。汉人连铁都不许冶炼，更不许打铁，持有刀具。恶奴张士诚等七人里应外合，夺下城门，一呼百应，上万名恶奴就夺下了整座州府。

　　农民革命领袖朱元璋原是红军将领，在与官府组织的黄军作战中崭露头角，后来成为革命领袖。取得政权之后，朱元璋也没有忘本，对农民很好，轻徭薄赋。因为延缓专制政体，后代越来越腐败，中国太监现象也日趋严重。蒙古奴隶主留下了大量的阉人，成为太监、权贵管家、内侍等。最严重的就是京畿地区，保定一带太监现象最为严重，差不多每家都阉割一名男童，可以快速发家致富。明代借鉴于前代专制统治漏洞，加强修补，加强奴化教育，就是思想灌输，进行洗脑。政治传销就是不断的洗脑，利用科考制度，以《四书五经》作为洗脑工具。八股文成为奴化教育的必修课，明代无论精神太监还是形体太监，都是历代之最。万历年间中国太监多达一二十万，成为推行万历新政的钦差，权力远远大于地方官，一纸奏章就摘了阻碍新政官员的乌纱帽。魏忠贤就是保定人民的骄傲，成为九千岁，是自我阉割的。所以日本侵华时期，保定汉奸最多，与中国太监现象有关。

　　无论鲜卑中国，还是契丹中国、女直中国、蒙古中国、满人中国，都严禁本民族男子阉割，所以太监基本上是汉人，一小部分来自朝鲜。满人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的太监，明末后宫十万，年耗费金银三百万。满人入主中国之后，后宫不超五百人，年耗费五万，后来降至三万，百姓负担自然大为减轻。

　　司马迁拒绝精神阉割，司马氏后人可是主动精神阉割，成为精神太监，这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秦始皇之后，百代皆秦政，炎黄子孙再没有为人类社会文明添砖加瓦，只不过为专制统治更加组织严密而添砖加瓦。事实上先秦时期炎黄子孙就运用水轮机进行粮食加工，汉代时期的‘水椎’、‘水磨’，已经很普遍。如果不是误入专制，蒸汽机、电动机等等，肯定是炎黄子孙首先发现，中华文明走在世界前列。专制政体具有足够的反动性，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邪恶势力。后代农民革命领袖可是撂下棍子打花子，对农民最为严苛，将之压在社会最底层，几代人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远远赶不上历代帝王，忘了本，忘恩负义，是汉人中最大的奸贼，也就是汉奸。